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誇可志」（ID:CoolCocooo），作者：誇可君，36氪經授權發布
藝術可以對抗災難嗎？
「藝術就是活著的科學。」—— Jean Cocteau
全球疫情開始迎來拐點，美國的童鞋們隔離在家中已經100多天。在這100天裡，世界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格子間生活之外層層剝裂開來，展現出它赤裸和邊緣的狀態。
與以往疾病通常只是個別事件不同，本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群體性病毒災難，讓居家隔離都成了一個集體事件。就好像群組視頻裡所體現的，小隔間裡的我們，孤寂卻並不孤獨❤️。在疫情下，社會邊緣隱喻因為世界的集體發燒而聯線了起來，全人類「悲歡相通」。
縱觀歷史，在每一次的災難中，藝術從未缺席。也幸好人類還有藝術，讓這些剝裂開的社會現象和思考得以再現，沉澱，繼續潛移默化地「活」進我們一代代人類的血管裡。
每一次的災難，都促使人類創造出各種藝術作品，但能流傳下來成為經典的，往往是那些精確捕捉了社會隱喻的作品——一張照片，一份報導，一場見證。
可以說，在歷史上的災難裡，藝術從未缺席。
它們，在衝擊著很多代之後的我們，猶如身臨其境。比如老彼德.勃魯蓋爾的《死亡的勝利》演繹出死亡面前，生的無力，不分貴賤。電影《1942》映射出中國人在二戰又加饑荒時，面對的荒誕現實與無奈抉擇。
《死亡的勝利》—— 老彼德.勃魯蓋爾圖片來源：網絡
這一次疫情裡新出的作品，與以往的災難藝術只注重單個人類群體悲哀、慘烈、勇敢等描述最為不同的，是作品中對本次疫情「全球性」這一隱喻的捕捉——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肢體-疾病最明顯的表達便是病患的肢體。以往的災難作品大多是單個個體，或某一時段某個區域的個別場景。比如Thomas Struth 的《Fiture, Charité, Berlin, 2012》，反應了在疾病（也可以理解為生命）面前，個人身份與個性的趨同。罩在手術藍布後的病患甚至連男女都無法分辨。
《Fiture, Charité, Berlin, 2012》—— Thomas Struth圖片來源：網絡
本次疫情中的影像，在一種肢體缺失的情況下，大規模整齊擺放的其他物件間接展現了疫情面前：個人特徵的全球性湮滅。義大利教堂裡無數等待火化的柏棺，紐約中央公園中臨時搭建的野戰醫院床位，西班牙的溜冰場被改建成的臨時太平間，空蕩蕩的房間裡整齊劃一的物件是另一種全球範圍的集體窒息。
空城-人類歷史上的空城：瑪雅遺址在熱帶雨林裡的銷聲匿跡，龐貝古城中人體化石的掙扎痛苦，某種程度上歷史就是一部重複的災難記憶。
當全球最繁華的巴黎協和廣、羅馬聖彼得廣場，武漢市中心商業街同時在正午陽光下空無一人，不夜城紐約曼哈頓隨著日落一點一點熄滅它幢幢高樓的燈光，心驚恐的一縮，看到的仿佛已不是災難，而是人類末世後由我們建造卻不再享有建造者的孤獨世界。
與大多照片選取世界知名地點的人丁稀少做為創作場景不同，時代周刊新一期的封面選取了一個可能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普通街區來表明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性，圖中嚮往窺探的人臉可以是不同解讀——疑惑，恐懼，希翼，你覺得呢？）
恐懼-恐怖和愛一樣，最能激起人類的共情。
之前的災難藝術往往帶有具體的恐懼對象，如日本福島核洩漏事件裡很多作品表現的是對核濫用的隱憂。再比如最近的「川普病毒」等。
但紐約時報的一篇藝術評論卻因為疫情的全球性把對於本次新冠病毒的恐懼作了新的類比。
作者描述了電影《人類之子》中的場景。我們來講一下這個作品的故事吧！
背景是2027年，人類社會被廣泛流行的不孕症所困擾，末世狂歡的街道顯得泥濘和骯髒。男主角去拜訪一位藝術收藏家朋友，朋友家裡精緻的落地窗前是大衛的雕塑，美食誘人的餐桌後是畢卡索紀念遭受納粹地毯式轟炸的《格爾尼卡》。但失掉語意環境的藝術品看起來粗俗無意。
男主角問藝術收藏家：既然不久後沒有人能再看到這些藝術品，收藏家又能從這些藝術中得到什麼時，收藏家只是隨意的一聳肩：「我現在並不想這些」。
作者認為，電影人物對現實的選擇性忽視，提煉出了另一種介於具像與非具像的藝術表達，
正是因為全人類都面對著一種未知狀態，「刻意忽略」「選擇遺忘」本身即成了另一種對恐懼的表述。
《人類之子》—畢卡索巨作《格爾尼卡》只是餐廳裝飾，反正再也沒有人能欣賞
由上可見，真正震撼人心的災難藝術往往並不是場景的隨意記錄，而是對災難中現實社會隱喻的精確捕捉，通過構圖、媒介等，讓災難得以以一種深沉而感性的方式保留在人類的歷史裡。由此彌補了客觀本源記錄的局限性，讓災難「活」在了藝術中。
在這裡夸克君要推薦一個公益線上展覽——《How Can We Think of Art at a Time Like This?》。展覽在內容上鼓勵全球藝術家以本次疫情，或其他延伸內容如死亡、葬禮、政治等為主題，以及藝術家由於疫情不能如期展覽的前期作品等。內容形式上都緊隨展覽初衷「An exhibition without walls, a pure place of exchange, vent or cry, share anxieties or plan a revolution。」
（👉https://artatatimelikethis.com/
《Art At A Time Like This》上的作品——每天都有更新）有興趣你可以登錄，關注更多這次疫情中誕生的新的藝術作品。
除了內容上對災難隱喻的精確捕捉，表現形式自帶的靈活與多樣性往往讓藝術可以把災難沉澱並重塑進人類的價值觀裡。為何藝術可以天生自帶此等主角光環呢？
人類的自然進化往往讓我們對災難在生理和文化上都天生傾向於遺忘或沉默，但藝術對災難的表現卻可以多樣、隱晦而持久。
實際上，藝術的一大功能便是把抽象事物具體化，比如中世紀化身持鐮收割者的死神，就是把死亡以一種可以接受與討論的形式表現在人們面前。比如愛倫坡的經典小說《紅死病的假面舞會》裡，死神即以一個帶著面具🎭的盛裝賓客形象出現在小說中。
死神身份是在緊張的節奏中一步步揭曉的，小說把死亡無可逃避且不分貴賤的主題如同釘子一般扎進了讀者腦中。這往往既客觀又體現創作者當時心情的特定情，寫這篇小說時，愛倫坡剛剛被他富有的繼父剝奪了繼承權，與他一起生活在貧民區的妻子也不幸死於肺結核。
而英國經典兒歌《倫敦橋要倒了》（《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如今被孩子們津津樂道，代代傳唱，甚至演化成一款經典遊戲。遊戲裡的兩名玩家站在兩側，舉高並互握雙手形成一道橋拱，而其他玩家連串成一列，當大家唱起《倫敦橋要倒了》時，那一列玩家便連串過過「橋拱」。
唱到尾聲時，兩名充當橋拱的玩家將高舉的雙手放下，就如同倫敦橋倒塌的狀況，將正穿越的那個玩家捉住，被捉著的玩家便輸了。悲劇與教訓就以這種毫不起眼的方式通過一首兒歌流傳了下來。
病痛與災難面前，語言往往無力，藝術卻常常直擊人心。
愛人們有莎士比亞和濟慈為他們表述衷腸，但面對一位頭痛患者，「語言馬上變得匱乏乾澀」，長期忍受精神疾病困擾的美國女作家伍爾芙在她1926年的文集《論病痛》中說道。一具病痛的軀體看似嚴肅、局限，卻能傳達出無邊創意都能以表達的憂鬱與哀傷。
《尖叫》的作者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在1919年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捕捉了畫家經受瘟疫折磨後疲倦的身體與空洞無神的面容。但蒙克好歹熬過了瘟疫，而
《吻》的作者古斯塔夫·克裡姆特就沒那麼幸運，歿在了無情的西班牙流感裡。
1987年的《名利場》雜誌也在其當年的文章《One By One》中配圖，悼念世界因愛滋病而損失的天才創作者們。今年也一樣，我們看到了人類各行各業群星隕落，心中更感悲涼。
然而今年最感動也最充滿力量的圖景，是看到世界各地的醫護工作者們摘下防護服後一張張傷痕累累但仍然微笑的臉與互相擁抱的身影。
浴火重生的我們自己就是災難中最好的藝術。
1987年的《名利場》雜誌文章《One By One》配圖，悼念世界因愛滋病而損失的天才創作者們
圖片來源：網絡
病痛本身自帶的藝術力如此強大，以至於與用其他事物比喻描寫愛情不同，文字上人們反倒常常用死亡與痛苦來類比命運、審判，如加繆的小說《鼠疫》，馬爾克斯《霍亂中的愛情》等。藝術鍾情與死亡。
最後一點是，災難中的藝術往往帶有未來的警醒與喻示性。例如在關於愛滋病的表現中。愛滋病引發的藝術表達往往被視為打破了裡根時代的沉默風氣，以一種大膽急促的方式點燃了人們對疾病、政治、藝術審查的種種探討，從根本上打破了人們對社會很多問題的固有看法。
在愛滋病因還不明確的時候，藝術家Izhar Partin就用乳膠和液體橡膠製做了類似愛滋病人皮膚膿瘡的版畫《除下現代貞操的遮羞布》（《Unveiling of a Modern Chastity》）。
作品上代表皰疹的發紅且凸起的斑點，塗抹在令人厭惡的黃色畫布上，觸目驚心。表達作者對當時紐約新一代混亂沒有節制生活的擔憂。
最終，罹患愛滋病的藝術家基思·哈林創作了《忽視=恐懼》 （《Ignorance = Fear》），號召公眾以積極的姿態面對這疫情。哈林也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創立了基思·哈林基金會，通過展覽、出版物等， 為愛滋病組織提供資金。
左《除下現代貞操的遮羞布》和 右《忽視=恐懼》
圖片來源：網絡
本次疫情中與愛滋藝術有異曲同工之處的如趙趙的《蝠到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福氣的蝙蝠如今卻是兇神惡煞，來勢洶洶，是福是禍，繫於人類對待自然的一念之間。
2020年5月的《滾石》雜誌刊登的《總統與瘟疫》也表達了總統川普的傲慢、自私與無知對美國帶來的傷害。
左《總統與瘟疫》和 右《蝠到了》
圖片來源：網絡
義大利詩人彼得拉克在1348年的歐洲瘟疫時曾寫信給自己的兄弟感嘆：「未來快樂的人們啊，他們對現在的悲劇一無所知，可能只不過把我們的證詞當作一部偶然的神話吧。「
所幸人類還有藝術和故事，哪怕隻言片語，也是每一代人頭腦裡的警世喻言。
在這一個特別的2020裡，畫筆和顏料或許永遠無法像手術刀與口罩一樣奮鬥在第一線，也能夠像呼吸機或人工肺那樣挽救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它甚至無法肯定地回答人們的疑問——藝術真的可以抵禦遺忘嗎？
但就像愛滋藝術改變了一代又一代普通人對一個陌生疾病的歧視，一張張災難畫作喚起了人們對生命的尊重，這一場疫情裡的藝術也正在表達和沉澱，在往復循環中不知不覺重塑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藝術，以一種模糊卻有力的形式烙印在一輩輩人的血脈和意識裡。
多年後的我們或許一時想不起疫情中的哪幅畫，哪首歌，哪張照片，但我們對世界對社會的看法一定已與2020年以及之前有所不同，或許這就是藝術對災難最好的拷問。
槍聲想起，沒有輸贏。在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有一個人還在面對病毒的威脅，便沒人能真正置身事外。再次全人類集體的災難，希望可以通過藝術、形成另一種連接。
誇可君多麼希望這一次的藝術經典可以是像《如釋重負》那樣的紀實照片——世界上最後一個方艙醫院裡值最後一天班的醫生，雖然累倒在空蕩蕩的病床上，但豎起了全世界久違的「 Yeah」！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8/t-magazine/art-coronavirus.html
https://artatatimelikethis.com/
http://www.tanchinese.com/feature/24237/
https://archive.vanityfair.com/article/1987/3/one-by-one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features/trump-president-coronavirus-plague-98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