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心電影《韓公主》：比現實更透骨的冷漠，才是人性最大的「惡」

2013年上映的韓國電影《韓公主》，延續了韓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批判性，以未成年少女的侵害案件作為切入點，反映出韓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人性的麻木和社會道德的缺失。

主人公韓宮菊是一名年僅17歲的學生，她喜愛音樂，渴望在舞臺上唱歌。卻因為意外而轉學，從前樂觀的韓宮菊變得沉默、敏感。

轉學後，宮菊結識了活潑開朗的恩熙，朋友的熱心逐漸打開了宮菊封閉的內心。借住的老師媽媽也讓她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笑容重新回到了她的臉上。

生活總在我們嘗試爬起來的時候再次給予重擊，痛苦的過去並沒有因此放過這個可憐的女孩，朋友好心上傳到網絡的影像資料，暴露了宮菊小心翼翼隱藏的身影。

當平靜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嘗試求助無果後，韓宮菊再次陷入了絕望。而這一次，她沒有了堅持下去的力量，在客車遠去的光影裡，縱身跳入了滾滾流逝的漢江。

影片裡面，導演採用了倒敘和插敘的拍攝手法，用一幕幕零碎的片段，在現實與回憶兩條主線並行的模式中，拼湊出了「韓公主」所遭遇的痛苦經歷。

現實中的種種都如同記憶的開關，隨時能讓她記起過去，在現實與過往的影像重疊下，她為生存所做出的種種努力，都化為了泡影，諾大的世間，卻沒有了女孩的容身之地。

韓國的現實主義電影大多具有鮮明的核心指向性，完整的情節裡都隱藏著強烈的情感意向，人物逆造是電影成功與否的關鍵。

在這部影片裡面，我將從「麻煩規主義」、「利己主義」和「逃避現實主義」三種類型來分析主人公所面對的人群眾生相，以及隱含在個體背後的社會性問題。

麻煩規避主義者：拯救者遞出的刀子

影片開始，韓宮菊被一群面帶漠視和鄙夷的老師圍在中間，她蜷坐在椅子上，緊張的握著雙手，如同一個犯錯的女孩在面臨著審判，儘管心裡努力想著「我沒錯」，可是說出來時卻是那樣的有氣無力。

她的書包從老師手裡一個個傳遞著，「嘭」地扔到了她身邊，本是受害者的韓宮菊，卻成了急於被老師們甩掉的包袱。

鄭校長幫韓宮菊聯繫到仁川中學就讀，並在她無處容身的時候，讓她住在了自己的家裡與媽媽做伴，時刻關注著案子的進展，保護著韓宮菊的生活不被打擾。

傷害事件發生後，鄭校長是最先讓宮菊感受到安慰的人。表面上他是善良助人的好老師，可當宮菊走投無路給他打電話求助的時候，宮菊說：「我怎麼辦啊老師、我害怕老師」，而鄭老師的回答是：「老師也沒辦法、打電話吧」。

另一部韓國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熔爐》裡，面對受到校長和其他老師侵害的聾啞學生，仁浩老師勇敢的站出來，他象一堵牆擋在前面，儘自己的力量保護著弱小的孩子。

而這部影片裡的鄭校長更像是沙子築起的籬笆，稍大一些的風雨，他就頹然潰散了。

鄭校長了解真相，清楚韓宮菊的無辜，卻也是把宮菊推入絕望漩渦的幫兇，他與其他老師一樣，害怕給自己帶來麻煩，幫韓宮菊轉學，收留她住在家裡，既是解決麻煩的方式，也是一種心懷愧疚的補償。

他曾對宮菊說過，犯錯的人不一定就是有罪的，受侵害的事實說出去也不好聽。這就是周圍人的認知，被侵害是錯，忍受屈辱活下來是錯，對世間存有希望更是錯。

爸爸在欺騙宮菊籤下諒解書之後，借著醉酒告訴了我們答案：在韓國，要有能力才行，法律，也是為有錢有靠山的人所立的。家庭的貧窮就是原罪，父母的絕情就是剝奪希望的刀子，這就是她面對的韓國，無法解脫的現實。

宮菊在仁川認識了恩熙，她試著敞開心扉來接納新朋友，歡笑又出現在了臉上，也許一直這樣，她還能做回從前快樂的「韓公主」。

宮菊唱歌的視頻被同學傳到網絡，她預感到災難將再次降臨。不出所料，施暴者的父母闖入課堂，推搡著宮菊，逼迫她籤下諒解書，責罵她是貪錢的壞女孩。她們叫囂的理由，竟然是孩子過生日沒有喝到海帶湯。

宮菊再次陷入絕望，她把電話打給了恩熙，此時恩熙正看著宮菊和閨蜜被侮辱的影像，鏡頭遊移在不斷震動的手機身上，恩熙猶疑著沒有接電話，她的猶豫切斷了宮菊僅有的一絲活下來的念頭。

朋友們曾嘲笑宮菊的夢想，只是能遊完25米。她們哪裡知道，宮菊是想到花玉的下場，才努力的學遊泳，就是害怕有一天承受不住壓力走上同樣的路。

可就像朋友說的，25米，就算遊到了，也是池壁。那是人心的壁壘，是周圍人給宮菊設定的障礙，施暴者逍遙法外，受害者被視為不潔，當掙扎求生的念頭被現實一次次撲滅時，等待宮菊的好像只有絕路可走了。

利己主義者，自私心理下的趨利性選擇

在出租房，東允為了自保，騙宮菊喝掉下了藥的飲料，一場悲劇就此發生。被害人趴在地上，一雙雙腿在鏡頭中依次出現，宮菊的痛哭和頻繁進出的雙腿形成強烈的對比。

導演沒有直接描述受辱的過程，可就是這一閃而過的瞬間，讓我的心突然揪起，有一種跌落谷底的痛。

43個人，43個惡魔，屋外的男人輪流戴著頭套，房間裡遭受著折磨的宮菊渴望著被救贖，她記住了這個屈辱的數字，其中有她為之出頭的東允。

更加諷刺的是，當晚東允的爸爸回來，面對被欺辱的宮菊和花玉，他帶著兒子離開，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事後卻要求宮菊原諒同為加害者的東允。

喬爾·范伯格在他的「心理學利己主義」一文中，對心理學利己主義作了這樣的描述：「任何人最終所能欲求或尋求的（作為目的自身的）東西只能是他自己的個人利益。」

面對民浩的威脅，在人與畜生之間，東允果斷的選擇了後者，這跟他的爸爸如出一轍。在利己主義者的字典裡面，任何行為的動機都是源於對他們個人利益的欲求滿足。

除此之外，他們所體現於外的溫情也不過是虛假的偽裝，戴上頭套，內心的惡就被無限的放大，那才是真實的東允。

警局裡，面對著警察的逼問，孤獨無援的宮菊流淚哀求：「我想離開這。」警察說：這可是有一個人死了，這小丫頭讓這兒都跟著丟臉。

他們眼裡的真相是什麼？或許除了宮菊沒有人會在乎，就像警長跟老師媽媽說的話：她朋友跳河了，沒做錯事為什麼自殺啊。

宮菊又一次離開了曾經寄於希望的「家」，警長追出來要求她籤下對東允的諒解書，宮菊不解的問道：「接受道歉的我，為什麼要逃走啊？」

宮菊不明白，做錯事的人可以理直氣壯，而受傷的自己卻只能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的躲避，是人性的淪喪還是正義的缺失，沒有人知道。

當年轟動一時的「彭宇案」，延伸出一個很奇葩的產業「碰瓷」。我們不知道網絡熱傳的「不是你撞的，你幹嗎去扶」這句話的真偽，但從判決書上可以看出，法官關於事實認定的常理推斷存在著疑義。

第一個下車碰撞的可能性就大，沒有選擇去抓撞人者而是扶老人就是有問題，這種邏輯不應該成為專業人士的判斷依據。

在年輕人與老人之間，法官選擇了依據常識，在弱女孩與施暴者背後的權勢之間，警察選擇了後者，強與弱的區分在這裡似乎是蓋棺定論的事情。

可是事實不是旁觀者的臆想，它需要法律用嚴格的證據鏈來佐證，作為執法者，保持公正的心態處理案件，才有可能找出表象背後隱藏的真相。

逃避現實主義者，把救贖變為深淵的「親情之刃」。

全球有名的「家庭治療師」薩提亞女士曾提出：一個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有可能影響他的一生。

韓宮菊費盡心思才找到母親，卻被誤會是爸爸派來要錢，為了所謂再婚的不易，更換掉手機號碼，與女兒斷絕聯繫。當她狠心的說出：「不要再來找我」，這是母親給予主人公親情的切割和心靈的打擊。

由於花玉的自殺，宮菊在警局接受調查，當她在呵斥中無助的顫抖，爸爸卻杳無蹤影。而他之後的出場，卻是收下了施暴者父母的錢，用廉價的親情來欺騙女兒籤下諒解書。

在桑拿房寄宿的晚上，宮菊救助於爸爸，耳邊傳來的是對方不耐煩的聲音，伴著KTV裡歡快的歌聲。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面對接二連三的心靈的痛擊，她還能怎麼辦呢？

整部影片都讓我們無法放下沉重的心情，好像在宮菊的世界裡面處處都立著一座座難以逾越的高牆。

每當她奮力掙扎著想求得一線生機，總有一張無形的雙手將她重重的壓下去，如同她在遊泳池裡那麼努力的學著浮起來，可在她露出水面的瞬間裡，總有刻骨的冷漠又把她孱弱的身軀按回到水下。

「宮菊啊，為什麼那麼努力地學遊泳啊？」

「想重新開始！」

電影結局，韓公主跳下了水流滾滾的漢江，在遊了一小段之後影片落下了帷幕，視線裡也許恰好是短短的25米，既是對於冷漠群體的諷刺，也充滿了對現實無奈的解釋。

當耳邊連續響起呼喊「韓宮菊」的聲音，又像是某種希望悄悄的誕生，這種點到即止的手法，給觀眾更大的想像空間。

它讓我們去思考該怎樣打破人性裡自私的壁壘，如何讓悲劇不再繼續上演，我想這才是影片所傳達出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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