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國教育改進的價值、目標和話語在民眾、學界與政府之間呈現進一步分化，政府聚焦宏觀教育的長遠規劃，加快教育現代化，成為世界教育中心，教育發展的平衡與充分；學界關注的焦點在教育的專業性、品質、效力與質量提升以及傑出人才培養；民眾更為關注教育的多樣性、可選擇性、公平與實惠程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所確定的價值、目標、措施對教育改進所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降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平穩實施。教育系統全面加強黨建工作，加強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和教師黨支部建設，實現黨組織建設全覆蓋。大中小學課程教材建設嚴把課程教材政治關思想關，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教育經費得到保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被確認為教育發展的主要矛盾。專業教育評價重視程度不夠，影響教育改進和教育質量與效率提升。
一、2017年中國教育改進狀況
2017年教育改進的主要方面有：
（一）高考招生改革平穩實施
2017年，上海、浙江首屆參加「新高考」的高中生完成錄取工作。新高考改革給予學生和高校更多選擇。9月，北京、天津、山東、海南作為第二批試點地區，正式在高一年級啟動高考綜合改革，其他各省都頒布了高考改革方案，依次在2020年前進入新高考。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試點比較嚴格地在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範圍內進行，讓多年形成的改革設想落實到實際行動。為解決上海、浙江的改革中暴露出選科過於功利依據興趣不足，考試次數過多，師生壓力大增等問題，11月浙江省公布高考招生改革調整方案，完善監管措施。
在招生錄取改革方面，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多所高校實行大類招生，浙江實行「三位一體」招生，部分高校將高考分數作為錄取依據的60%，另外40%依據綜合評價和學校的測評，分類招考成為高職院校招生主渠道，這些有益的招生探索為進一步的招生改革提供了參考。
（二）教育主體需求多樣化
隨著教育和信息、交通條件的改善，教育主體需求的多樣化就逐漸顯露出來。不同人心目中好教育、好學校的具體標準開始各不相同的：上優質而又實惠的學校成為普適度高的選擇。儘可能少支出而得高回報已成為多數人選擇教育的普遍取向，在幼兒園階段擠著上公辦園；留守兒童家長捨棄鄉村義務教育段公立學校選擇自費上私立學校；優質公、私立高中都會成為香餑餑，顯示大多數人將優質作為第一選擇，將實惠作為第二選擇，在二者不可得兼時有條件的家庭就會花錢買優質。對優質教育需求隨經濟條件水漲船高。只要條件稍有改善，父母就儘可能抬高對教育的需求。鄉村稍有經濟條件的村民都將自己的孩子送進鎮上或縣城學校就讀；城鎮居民中條件較好的又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更好的城市學校就讀；城市居民除了竭力讓孩子在當地擠進自認為優質的學校外，還在設法將孩子送到國外就讀，留學低齡化現象繼續擴大。對教育的自主選擇性增強。越來越多的家庭增強教育選擇意識，對教育投資增長迅猛，選擇「在家上學」、新私塾，其他教育形式的也呈增加態勢，反映出公眾教育需求的多樣。
（三）教育經費增長得以確保
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繼續減緩，遼寧、內蒙古等地分別擠掉GDP數據的水分，教育經費投入繼續保持了增長勢頭。2017年5月公布的2016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38866億元，比上年增長7.57%。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主要包括公共財政預算安排的教育經費，政府性基金預算安排的教育經費，企業辦學中的企業撥款，校辦產業和社會服務收入用於教育的經費等）為31373億元，比上年增長7.36%。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例連續5年保持4%以上，在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上作了一定努力，效果仍不夠明顯。
（四）教育信息化程度加深
教育信息化硬體建設進展快速。2017年全國中小學網際網路接入率已達90%，多媒體教室的比例增加到83%，師生網絡學習空間數量增加，中小學教師、校長、職業院校的教師接受教育信息化的培訓增多。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融合加深。截止2017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人，網際網路普及率為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4.1個百分點，優質教育資源能夠為更廣大的偏遠地區師生共享，教育理念的創新和教學模式的深刻改變也隨之發生。基於信息技術的教育新樣態出現。在線教育發展迅速，微課、慕課、翻轉課堂、手機課堂、混合式學習等教學和學習新樣態出現。2017年，教育+AI發展與運用迅速，主要集中在：自適應學習、智能測評、語音處理、圖像識別、機器人等方面。與之相應的教育產品涉及K12教育階段作業輔導、考試測評、課堂教學等，延伸至鋼琴陪練、機器人等教育領域，出現多家融資億元以上的企業，眾多教師從重複性工作中釋放出來。
（五）高校和學科建設向前推進
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提出設立專家委員會，確定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認定標準。2017年9月，「雙一流」名單正式公布，共有137所高校入圍。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下放。2017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門發出《關於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將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教育、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部門加強監管。11月，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了《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在保障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力清單的同時，開出一份責任清單和管理服務清單。政府下放了事前的評審權，但要在事中、事後的監管方面建立起相應規則。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備獨立評審能力的可以採取聯合評審、委託評審的方式，主體責任由高校承擔。高校副教授、教授評審權不應下放至院（系）一級。新工科探新路。2017年2月，復旦大學主辦綜合性高校工程教育發展的戰略研討會，探討高校如何在當前以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為特點的新經濟蓬勃發展形勢下，培養具備更高創新創業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型工程技術人才，達成了10點「新工科」建設意見共識（「復旦共識」）。會後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關於開展「新工科」研究與實踐的通知》。師範專業認證啟動。在師範專業準入放開、規模擴大和質量進展緩慢的背景下，2017年10月教育部印發《普通高等學校師範類專業認證實施辦法（暫行）》，正式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實施師範類專業認證，為師範教育質量提升提供依據，強化師範院校的使命意識，提高教師培養質量。高校產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標誌性成果，高校進入世界排名前列數量顯著增加，近100個學科進入世界前千分之一。
（六）教育市場規模持續擴大
2017年，中國教育市場總規模約為9萬億元。隨著人們對教育需求的不斷增加，教育行業發展迅猛，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政府財政性教育經費、社會教育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和農村家庭教育支出是中國教育市場的資金主要來源。網際網路在線教育市場強勢崛起。在線教育以網絡為渠道進行教學資源的分享、傳播和學習，有效地解決了當前中國教育體制下師生資源不匹配、供需不匹配、時間空間限制等問題。在線教育能夠針對不同的學習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服務，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因材施教。
二、2017年中國教育改進不足之處
2017年中國教育改進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目標分化，難以形成合力。新修訂《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及可行性遇到難題，亟需為民辦學校發展明晰穩定的期望；農村教育發展的難題急需解決，教育體制單一分層，難以實現平衡充分發展；教育改進亟需切實的行動。
（一）教育改進方向和目標未能聚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曾經在比較大的範圍內匯聚各方面形成共識程度較高的教育改進價值、方向、目標和措施。2015年後《規劃綱要》發揮的效力逐漸降低，到2017年中國教育改進的價值、方向、目標和話語進一步分化到此前未曾有過的程度。其中改變比較大的是政府提出新的宏觀教育長遠規劃，加快教育現代化，成為世界教育中心，實現教育的平衡與充分發展；民眾經過多年的體驗與選擇更為關注教育的多樣性、可選擇性、公平與實惠程度；學界關注的焦點比較長時間穩定在在教育的品質、效力與質量提升以及傑出人才培養。由於方向和目標分化，難以形成合力，阻礙延緩了教育改進，形成新的方向和目標共識需要政府及行政人員減少任性，回歸到以人為本、育人為本的基點，真正了解人民的教育需求，尊重教育規律；學界保持獨立思考，不為社會情緒推波助瀾，也不違背規律為不現實的口號做詮釋；民眾要進一步增強理性，找到真實的自己成長發展。
（二）民辦學校需消除前景不確定焦慮
2017年9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新《民促法》）正式施行，而人們期待的該法《實施細則》卻未能如期公布，到2017年最後一天也未見公布消息，使該法到了實施期無法真正落地，顯示該法規定實行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分類管理的辦法在實施上遇到難題。主要障礙在於對民辦學校的產權明定和清產核資難以施行，地方政府實行財政、用地、收費差別化扶持難以兌現，該法律制定者對實施環節的可行性考慮不充分，相關政策法規僅僅從行政管理立場出發，缺少依法治教和學校責權視角，使民辦學校近年來處於發展前景不甚明了，未來期望不穩定的焦慮狀態，亟待對該法中可行性過低，不切實際的條文終止實施，儘快劃出民辦學校發展的清晰底線，以利於民辦學校發展。
（三）農村中小學是改進的難點
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與城鎮化大潮疊加對教育影響巨大，部分農村地區中小學發展出現危機。生源減少，教師老化，英語、音樂、體育、美術、勞技、信息等科目專任教師匱乏，教師結構性短缺突出，教學水平低，家長不放心，危機的規模、範圍、影響仍處在發展過程之中。此類學校90%以上的新教師補充依靠特崗教師，勉強有個別特崗教師派到村小也是滿1年即要求調離，甚至有特崗教師因此選擇離職。留任的特崗教師幾乎全部集中在鎮中心學校，特崗教師質量偏低。年輕教師教學任務是老教師的幾倍，工資卻只有老教師的一半，心裡很不平衡。教育部已提出按照生師比和班師比兩種方式配農村學校教師，不少地方未能落實，依然僅按生師比配教師，對農村小規模學校不利不公平。按師生比1:19的最新標準測算，各村小及教學點教師嚴重超編，但從教育教學工作需要看各校又嚴重缺人，不得不聘請代課或短期聘用教師。
（四）教育平衡充分發展需改變層級性單一辦學主體
教育發展的區域、城鄉、校際、人群之間還存在著較大差距，區域間各級各類教育在辦學理念、投入、條件、標準等方面都差異巨大，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嚴峻。教育供給主體的層級性和單一性使得不同學校對應隸屬於不同層級的行政機構，獲得不同的經費和政策資源，這是產生並延續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的體制性原因。供給主體單一還使得供給結構單一和能力不足，供給的教育產品單一、粗放，優質教育資源供給能力不足不均衡，與人民教育需求的多樣、個性及實惠之間矛盾越來越突出。學生天性的多樣性與社會用人機構對人才需求的多樣性都需要改變教育供給主體的單一性、層級性和封閉性。當教育的供方是有層級的單一主體就會與教育需求方平等公平多樣性的需求之間存在必然的矛盾。從政府管理體制到資源配置等各方面改革來改善教育供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的供需矛盾。已有的優質教育資源按供給方的層級提供給社會才導致需求方的不公平感存在。事實說明靠有層級的單一的教育供給主體不可能實現教育的平衡又充分的發展。改革供給管理體制機制，實現政府角色的轉變，增加教育供給主體的多樣性和平等性，減少供給主體的層級，建立扁平式多方治理模式，才能為教育平衡與充分發展創造更適合的體制基礎。在此基礎上，做好優質教育資源的公平有效配置，依據公平和因材施教的原則，向高效、多樣化的目標平衡配置優質教育資源，才有利於受教育者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有利於國民素質的提高和民族創新能力的培養，有效解決中國現階段教育供需所呈現的突出問題。政府要做好多主體參與發展教育的整體規劃、規則制定和各方協調工作，同時給地方和各類教育主體及當事人放權，建立矛盾的分散機制，避免矛盾積累或過度集中。
（五）教育質量、品質、效率提升需提升專業評價地位
中國教育較長時間以來質量、品質、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專業評價地位不高、專業性不強，導致忽視質量。而評價是工作的驅動和導向，評價結果是地方政績的顯示，評價方式和專業水平直接影響著教育工作實際效果。由於目前教育管辦評分離不到位，專業評價在政府和學校工作中的地位不高、專業性不強，僅僅依賴看考分的考試，缺少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多數地方還只有第一方和第二方評價，缺少第三方評價；受利益關聯和專業水平限制，評價工作難以做到客觀公正，在評價過程中又常常以量化為主抬高數量價值相對忽視質量，所採用數據的真實性沒有經過有效的檢驗，導致教育當中數量可觀未必可信，人民對教育質量不滿意。在不少地方，從學生、家長到教師、校長、教育行政管理人員，都傾向於把數量增加當自己作業績的顯示，由於不能對教育質量做出判斷，缺少相應的評價標準，評價實施不到位，也就很少關注質量。質量意識不強又導致教育質量難以有效快速提升，民眾對教育質量的需求與教育主辦和管理者教育質量意識淡薄之間存在明顯剪刀差。樹立科學的教育觀，遏制片面追求升學衝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很難實現，實際工作中背離教育規律的情況還時有發生，沉重的課業負擔限制了人的視野，扼殺了學生的好奇心。
（六）教育改進切實的行動稀少
2017年，各級政府的教育發文仍居高不下，有關教育的新口號、新名詞較多。實際工作中對於教育的現狀完整呈現事實不夠，表揚性的評論較多，非基層工作在雲霧之中，精力、資源、政策瞄準真實問題不夠，一些要求還停留在口號和導向上，可操作性不強。工作沒抓到癥結上，切實改進的實際行動稀缺，「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現象在一定程度存在，真實的教育改進雷聲大，雨點小，在教育的各個存在問題的領域都亟需切實的行動。
（七）教育熱點問題需要有效處理
2017年多地發生很長時間以來少有的教師集體討薪事件，《教師法》所確定的「教師工資不低於當地公務員」的要求難以落實，集中表現在教師年終績效工資難以兌現，發放不能及時足額，也顯示地方政府對教育和教師的重視程度不夠。2017年多家幼兒園發生虐童事件，僅被媒體曝光的就有19起，延續成為社會熱點。在政績和功利雙重動力推動下，幼兒教育普及率在短期內快速提高，質量問題頻出，幼教師資短缺、專業水平偏低、幼兒教師職業吸引力不強等問題並存。2017年學生自殺事件發案率高，湖南發生的殺師案更令人震驚，顯示學生壓力與師生關係的問題較為嚴重。
三、2018年中國教育改進期望
2018年中國教育改進希望能夠沿著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培養身心健全的人，共創共享幸福生活。發展第三方教育評價，建立良性教育評價生態，以評價推動教育改進仍是教育改進的重要生長點。
（一）理性定位教育目標和方向
對教育目標和方向定位缺乏理性的既有政府工作人員，又有教育當事人。政府工作人員的非理性來自對教育基本事實和客觀規律認識不夠，唯書唯上過頭，唯實不足；教育當事人則由於對教育局部利益和實際功利追求動機過強，對教育的過程和整體了解過少。世界經濟論壇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在138個經濟體當中「市場規模」排名第1位，而綜合競爭力連續兩年排名第28位，「宏觀經濟環境」排名第17位，創新及成熟度因素排名29位。同經濟發展指標相比，中國教育與培訓相關指標世界排名更為靠後。2016-2017年教育指標的排名——初等教育質量排第47位，高等教育質量排第54位，教育體系的質量排63位，數學和科學質量50位，管理質量61位。2017-2018年衛生及初等教育世界排名第40位，高等教育及培訓排名第47位，勞動力市場效率排名第38位，金融市場發展第48名，技術就緒程度排名第73名。根據2017年世界創新的指數報告，中國排第22位，人力社會教育只有高一的水平，排第62位，中國的留學生佔比較低，中國教育的國際化不是雙向平衡的。行政部門在政績衝動下過於頻繁使用新的概念和術語必然造成教育的各層級間的不協調，造成一定範圍內的混亂、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非理性左右和脅迫了教育去從容實現培養身心健全的人的目標，造成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和錯失學生的成長發展機會，損失將延續一代人，數量和規模都難以估計。
（二）聚焦教育質量提升
教育質量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對教育需求的重要內涵。教育質量問題已經尖銳凸顯出來，中國教育已進入從數量規模的外延發展向質量提升內涵發展的轉換節點。即便對於發展較慢的中西部及貧困地區，教育的主要問題都已經是質量問題，而非數量和規模的擴張；教育平衡、充分發展實質上也是質量的平衡、充分發展；解決幼兒教育發展的短板及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也需要從質量和內涵發展著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更是質量與內涵的建設。各級各類教育的質量問題眾多，諸如幼兒教育各類事件頻出，義務教育鞏固率較低，高中受高考影響難以有效實現本階段教育教學目標，高等學校「三不高」（所設專業志願填報率不高、拿到錄取通知報到率不高、入學後滿意度不高）現象擴展。提高質量的關鍵是把提高質量、效益和效率放到更高位置；完善質量評價體系，形成良性教育評價生態，大力支持發展第三方教育評價；改變長期以來重數量輕質量，過於追求數量而質量意識弱，追求數量的發展的積極性超過追求質量的提高，重視經費投入、規模、硬體等方面，卻缺少相應的有效提高質量的具體方法和措施，抓數量有術提高質量無方等狀況。由於質量發展具有長遠性、效果滯後性，成效不能很快顯現，所以帶有急功近利心態的各級教育當事人抓質量的積極性不高。如何在現有教育規模的基礎上提升人才培養的品質、規格和社會適應性，降低教育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需要有相應的教育研究和評價相配合，而不少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還是習慣於單打獨奏，發號施令，成為教育質量提升的體制和作風障礙。
（三）妥善解決高考改革面臨的新問題
高考綜合改革是一場「持久戰」，需要從改變政府包攬、計劃招生、總分錄取、單一評價標準等關鍵方面入手深化改革。一是完善評價需要從小學開始。選科困難是由於舊高考限制了孩子自我探索和發現的機會，綜合評價需要小學、初中階段就讓孩子通過相應的活動發現興趣和潛能，孩子自然能夠發展個性，高中階段也就不難做出選擇。二是積極推進招考分離。「招考不分」體制仍待消解，儘早實現招考分離需要及時納入改革內容；「唯分數論」積弊根基仍在，用一個總分排隊錄取幾乎成為唯一依據的不專業性問題，學考科目、綜合素質評價基本上游離在錄取標準之外，沒有發揮實質性招生選拔作用，不能全面衡量學生全面發展情況。三是不斷達成改革共識。堅持公平導向，尚需考慮不同利益群體訴求差異，改革社會成本不斷上升，招生計劃的合理性等亟待在過程中凝聚共識。四是建立有效的社會參與合作機制。政府需要強化服務思維，建立利益攸關方深度參與的社會合作機制，綜合利用傳統及現代溝通交流技術，搭建政府、學校和社會組織信息交流平臺，在個人與公共、局部與整體、眼前與長遠利益保持平衡，使最先進、最前沿的知識技術直接用於高考招生改進。
（四）確保教育經費並提高使用效率
受各級政府財政狀況的影響，2018年中國教育經費增長的風險進一步增大，提高教育優先發展以及教育與整體社會發展關係的認識，才能為教育經費的增長提供認識基礎。提高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的關鍵障礙在於對教育自身特性的認知不夠，宏觀上，各級政府一定要認識到教育是民生之本，涉及到每個人權利和人生幸福，保基本、補短板、促公平，要找準突出問題治標，縮小城鄉義務教育差距，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辦好特殊教育，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免費高中階段教育，更好保障殘疾人基本教育權利，讓每個孩子享有公平、高效而有質量的教育。微觀上，經費投入的事前評估、決策程序、績效評估、事後監督不完善是經費使用效率難以提高的制約，降低教育行政運行經費，增加直接用於一線教學的經費;減少基建投資，增加教師工資及教師素養能力提升、從事研究活動的開支；減少學校外延發展的投資，增加學校內涵發展的投資。
（五）降低學生和家長的教育負擔
由於整體教育的效率低，學生和家長承受著教育經費、精力與時間投入過高卻產出低的壓力，2017年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校外教育總體參與率在47.2%，平均費用為5616元。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17年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教育觀念白皮書》稱，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84.0%都接受過課外培訓班，為子女報1-2個培訓班的情況居多，佔比74.4%。另外，家長在子女課外學習的時間投入較長，87.7%的孩子每周課外學習時間在6個小時以上，時長在11-15個小時的佔比更多。家長在子女的課外學習中也有較長的時間投入，71.0%的中產家長每周在子女學習上的時間投入在6小時以上，以6-10小時居多。78.9%的中產階級家庭子女課外教育年消費在10000元以上，超半數家庭在課外教育上年消費在20000元以上，佔比52.3%。但在時間、財力上的付出，並沒有換來預期的效益，家長的顧慮較多，最擔心的是當前學校在獨立思考和創新思維培養方面的缺失和有針對性的指導的薄弱，擔心的核心是現有教育體系缺失針對每個孩子的個性化教育，28.1%的中產階級家長有送孩子出國留學的計劃。
（六）公共服務的標準一致與辦學主體多樣結合分層滿足人民多樣教育需求
解決迅速生成的多樣化需求與教育的評價標準單一，供給主體單一所帶來的方式、結構、體制單一和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在政府更加充分、精準履行基本公共服務職責的前提下，找到滿足多樣化需求的途徑。就是在確保政府對每個受教育個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標準一致的前提下，通過不同的辦學主體去提供多樣化的服務，由受教育者根據自己的實際加以選擇。這樣才可能避免將天性多樣的人送進千校一面的學校，培養成千人一面的人，又難以適應社會不同崗位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因此，要下大力氣做好供給側改革，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都要明確學校要為所有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而不僅僅是為考試成績好的部分學生服務，也不能用一個標準衡量，只為符合該標準的學生服務。通過管理、評價改革，促進學校將學生的天性和成長發展的需求作為教學的第一依據，放在更高的位置。減少行政部門對學校教學過多的幹預。
（七）加長薄弱公立學校發展短板
整體看，全國教育面積最大的短板是義務教育階段的薄弱學校，很大一部分是農村公立學校。2016年，全國共有鄉村小學和教學點20萬所，其中不足100人的鄉村小規模學校111420所，佔鄉村小學和教學點的55.7%，它們基本上都是公立學校，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學校；高中階段薄弱校最多的也是公立高中，大學階段學校的薄弱面也在公立地方學校。基礎教育階段優質校在公立學校，數量巨大的薄弱學校也是公立學校，這本身既是不充分的體現，也是不平衡的表現。借力鄉村振興「全面改薄」勢必成為補齊基礎教育階段公立學校短板的必然選擇，薄弱校的改造提升是實現平衡與充分發展政府所必須攻克的難關，需要對薄弱校在管理、評價、經費投入、辦學條件、教師質量、辦學水平等方面採取適合當地情況的措施，促進薄弱學校自主提升。
（七）師生基本權益得到有效維護
確保教師的工資及時足額發放，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確保教師的教學自主權。確保學生的睡眠、體育運動和自主活動時間，確保學生的學習自主權。
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瞄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不只關注教育總量，更加關注結構；不只重視供給，更加重視教育資源合理分享與配置；不只要求學校改善，更加緊迫地實施政府職能優化和轉換；不用單一標準衡量教育發展，而要建立多元的良性教育生態，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更大的開放促進教育更加快速現代化，在歷史大視野下沿著人類文明發展前進的方向不斷探索，教育改進才能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