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嶽先生立足於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加強道路、制度、理論自信，考察世界歷史上幾乎處於同一歷史階段且各為本地區強大政權的東亞中國和歐洲羅馬，梳理中國從秦至漢、羅馬從共和到帝國的歷史、社會、政治、軍制、思想，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重在澄清「西方中心主義」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誤判。文章娓娓道來，深入淺出，有理有據，自然導入「西方中心論」關於中華文明的主要偏見。其中，最突出的是「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的確是西方部分學者和政客對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的錯誤認識，甚至是故意給古代中國社會戴上的一頂「高帽」，堂而皇之地用來為各自的目的服務。可以說，中國古代社會是被「東方專制主義」的主要對象之一。潘先生已經指出了這點。
要說「東方專制主義」，恐怕必須從「專制主義」這個詞談起。「專制主義」一詞是對英文Despotism、法文 Despotisme和德文 der Despotismus的翻譯。despotism源自古希臘文δεσπότης。[1]Δεσπότης的本意是「主人」或「家長」,[2]在古代希臘的各種語境中都被用作「家長、主人」或「統治者」，沒有特殊的貶義；在現代希臘語中，它還有「主教」的含義。[3]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首次使用δεσπότης，[4]但未賦予其國家政體的含義。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對希臘世界158個城邦進行研究，並把其與周圍「蠻族」國家和地區作比較，根據執政者的人數和執政宗旨，將各種政體分為三種正常政體和三種變態政體：王制和僭主政治，貴族政體和寡頭政體，共和政體和民主政體。亞里斯多德在講到異族政治制度的時候，確實稱「異族天生就比希臘各民族更具奴性……甘受獨裁專制」。[5]這裡的「獨裁專制」主要是指統治者以對待奴隸的方式對待被統治者。亞里斯多德並沒有用despotism這個詞來明確地指代一種專制主義的政體。[6]可以說，古希臘人在使用這個詞時並無專制主義的含義，只是表明一種「專制的」關係，一種家長式的統治方式。近現代西方人用專制主義這個詞的時候，沒有古希臘人的根源。或者說，古希臘哲學家們並沒有給他們的西方後代留下這種判斷。
從羅馬帝國後期到中世紀早期，despotism 的詞根despot逐漸被用作對皇帝、主教、元老的尊稱，甚至有些人用這個詞來攻擊西歐教權的專制統治。[7]後來，despot的意義發生了很大變化，1585年despot用來指代土耳其帝國一個行省的基督教首領，1727年despot演變成了despotism。[8]經中世紀西歐學者（如馬基雅維裡）的注釋補充，到近代經過法、德、英等國學者和思想家們（如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論述，在18世紀「專制主義」這個概念逐漸系統化，逐漸有了今日的內涵。[9]在現代詞典中，despotism有這樣一些含義：一位專制君主的統治，專制統治，專制權威的實施；一種專制君主控制下的政治制度，一個專制國家，一種專斷政府；專制權威或控制，嚴格的限制。[10]可見，從羅馬帝國滅亡到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專制主義這個政體概念逐漸形成，但這個概念的形成也是在不斷由具體到泛化的，甚至是在對比較對象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概括出來的。孟德斯鳩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裡面，把人類歷史上的政體區分為專制政體、君主政體、共和政體。他以中國、印度等國家為例，闡釋了專制政體的弊端和可能導致的災難，目的在於找一些時人了解不多的東方社會作為「背景」，告誡法國政體一旦走向專制政體的可能後果。也就是說，孟德斯鳩便恰恰是在對東方社會尤其中國社會所知不多的情況下，為了推行自己關於自由、民主等的主張，而把遠在東方的中國「樹立為」專制主義典型。
專制主義這個概念被啟蒙運動思想家格式化以後，就成為反動、落後、壓制的代名詞，是一定要被趕下歷史舞臺的舊制度。於是，這個概念也就成為一些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1957年，德裔美國人魏特夫出版了精心炮製的著作《東方專制主義——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系統闡述東方社會因治水而導致專制主義，因專制主義而導致集權，因集權而導致奴性文化，為其反對共產主義的言論尋找所謂事實根據。
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把西方中心主義者關於東方社會的偏見發展到了極致，不惜歪曲事實、前後矛盾、編造歷史。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對中國、美索不達米亞、日本、希臘、羅馬、查理曼帝國、阿散蒂王國等早期王權的產生和發展演變，對法老埃及、印度、西臺、匈奴遊牧帝國、希臘化時期、羅馬帝國、拜佔庭以及英國都鐸王朝等專制主義的性質特徵，進行集中探討，得出了基本共識：專制主義並非埃及、印度、中國等東方社會的特質，包括希臘羅馬在內的人類社會早期文明基本都經歷了專制王權的早期階段——早期王權階段。[11]也就是說，專制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政體形式，不存在東方與西方之別，更不存在所謂治水專制主義，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之說實為荒謬，是冷戰思維的產物。
然而，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為專制主義社會，認為古代埃及為集權的專制主義社會。關於中國社會是否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社會，潘文已經有所展示，中國史學者已經做了很多闡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埃及似乎也並非如魏特夫和當下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專制、那樣獨裁、那樣集權。
古埃及文明從公元前3200年左右進入文明社會，出現統一的國家，實行君主制，由國王統治。埃及的國王被現代人稱為「法老」。一提到法老，大家的印象就是至高無上、專制獨裁、任意殺人的國王形象。實際上，古埃及國王在從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1400年之間，都沒有被稱為法老，都只是被稱為「上下埃及之王」（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國王，表示一個統一的埃及國家的王）。直到圖特摩斯三世的時候，埃及國王才被西亞地區的國家稱為法老。法老在古埃及語裡面是「大房子」的意思，表示龐大的宮殿。西亞國王用大房子來稱呼埃及國王，無非是表達對埃及國王的敬重。也就是說，法老這個詞本身並不能表明埃及國王的專制獨裁。
縱觀古埃及歷史，我們發現，古埃及經歷了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後期埃及、希臘人統治時期、羅馬人統治時期。中間期是古埃及歷史上分裂割據的時代，一般至少有兩個政權，上埃及一個，下埃及一個，有時同時又幾個政權存在，甚至還有長時間外來入侵和統治時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種歷史周期律式的概括，比較適用於古埃及社會。相對而言，在統一的早王朝、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時期，埃及君主擁有較大權力，在分裂時期權力較分散。
即使在強大的新王國時期（有人稱其為古埃及的帝國時期），國王的權力也受到各種限制。首先，古埃及王權基本是王朝家族的世襲制，原則是長子繼承制，但大多數情況下國王是各種鬥爭、甚至是王室陰謀的產物。拉美西斯三世的王后就曾為了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早日扶上王位而不惜陰謀毒害國王，陰謀暴漏，慘遭懲罰；託勒密王朝王室鬥爭更是劇烈，國王與王后、國王與兄弟、國王與侄子都發生過真兵真槍的王位之爭。這種制度下產生的國王，必然要受到各種家族勢力的牽制，無論在登基為王之前，還是當上了國王，其權力都難免受到牽制。從古埃及歷史實際來看，也的確如此，埃及國王往往要把全國的主要土地分給王室成員管理，第18王朝末期幾位國王受到軍事大臣的控制便是此種情況的體現。其次，古埃及國王依靠一整套官僚體系來實施統治。國王下面設置維西爾（即宰相），維西爾下面設置若干為中央大臣，40個省各設置省長、總督、財務官等等，省下面還有區和村。每一層都有一批官員。這些官員按照一整套制度管理社會，儘管沒有成文的法律，但基本按照一定的慣例管理社會。這就使得國王的權力得以延申，國家運行有所保障，但也不太可能出現國王可以對所有臣民專制獨裁的程度。在埃及的史料中，也的確沒有見到埃及國王對本國臣民任意處決的事例。再者，古埃及是一個非常信仰多神崇拜的文明。宗教祭司對於國王具有很大影響。在古埃及人看來，國王是太陽神的兒子，是具有神屬性的人。王子要成功登基為王，必須獲得神廟祭司支持，必須由神廟祭司為其加冕。而國王統治能否穩固，對外戰爭能否得勝，都是神在保佑。也就是說，必須獲得神廟祭司的支持，至少是宣傳上的支持。國王為了獲得神廟祭司的支持，就必須為其提供各種獻祭，包括土地和其他財富。久而久之，神廟祭司集團的實力越來越大，有的祭司充當了維西爾，影響國王的繼任、甚至擁兵自重、另立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看，著名的埃赫那吞改革就是對阿蒙祭司集團幹涉其繼位的報復行為。第20王朝結束以後，第21王朝基本是處於北部軍政王朝與南部祭司王朝的對立狀態。最後，古埃及國王正是受到諸多牽制和限制，他也就不得不作出一些收買人心的事情。比如，古王國時期有個國王到金字塔建築工地視察，他的建築師突然暈倒在地，他立即命人將其抬回王宮，找來最好的醫生為其治療，但最終這位建築師還是一命嗚呼了。國王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唉聲嘆氣，表示惋惜和痛心。這位國王的行為或許表明了他對大臣的關心和痛惜，但不免存在收買人心的可能。古埃及君主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稱為是專制主義，恐怕也要進一步深思。
對歷史概念的理解，尤其對諸如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標籤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恐怕要全面考察、深入領會，既要考察其歷史，也要領會其內涵，更要分析其提出的歷史背景。當我們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和語境探討清楚以後，便可以很明確這個概念完全是「西方中心論」的產物；也可以明確專制主義不是對古代埃及、中國、印度等國家政體的恰當概括。在我們當下話語中，很多概念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需要我們進行符合歷史實際的反思，這恰恰是史學研究和辯證思考的魅力所在。
[1]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 4, p. 533.
[2][美]亨利·喬治·利德爾、羅伯特·斯科特編，張巍導讀：《希英詞典》（影印本），第180頁。
[3]John Ayto,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New York: Bloomsbury, 1990, p. 166.
[4] [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頁。
[5]Aristotle, Politics, 1285a 20-22.
[6] M.Richter, 「Aristotle and the Classical Greek Concept of Despotism」,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 1990.
[7]R. Koebner, 「Despot and Des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 vol. 14, No. 3/4(1951), pp. 275-302.
[8]Robert K. Barnhart, ed., The Barnhart Concise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p. 199.
[9] 施治生、郭方：《「東方專制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李祖德、陳啟能主編：《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30頁。
[10]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4, pp. 534-535.
[11]施治生、劉欣如主編：《古代王權與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頁。
（郭子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科研規劃與管理處處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