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從小說到歌劇:將文學的思想力度呈現在舞臺上

2021-01-15 新華網客戶端

  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問世以來廣受好評。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這部作品的熱情不減,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都以它為藍本不斷再創造。重慶歌劇院即以此創排了歌劇《塵埃落定》。

  小說《塵埃落定》以20世紀50年代土司統治下的藏人生活為素材,透過「傻子」二少爺的視角和大量內心獨白,細膩刻畫了土司轄域內那片神奇土地上的風土人情。小說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了這片土地悄然發生的種種變化。在「傻子」非常人的敘述中,夢境和現實相互纏繞,荒誕中映射了腐朽時代人們心靈的掙扎和無助。作家大段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直接和讀者對話,用魔幻般的語言隱喻著某種力量的到來,整部小說充滿哲思。

  小說擅長敘事,在空間轉化和時間跨度上有較大的自由度。小說又以刻畫複雜而多面的人物內心為專長,通過對日常衣食住行的細緻描寫去反映真實的生活情境和複雜的人物關係。而歌劇是強調戲劇性和抒情性的藝術形式,它的故事推進比實際生活更加激烈、更加緊湊。由小說改編的歌劇作品,劇本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進行高度概括和凝練,必要時通過虛構情節來加強戲劇衝突、突出主題。以歌劇的形式,對《塵埃落定》這部魔幻現實主義力作進行創編,難度不可謂不大。編劇馮柏銘和馮必烈父子創作經驗豐富,善於巧妙安排劇情。劇情高度凝練了原著的敘事脈絡,在時間順序和大的事件上與原著保持一致,使觀眾能夠快速理解劇情。同時高度概括了人物性格特徵,劇本人物不單符合小說中的人物性格,而且使主要人物的性格典型化,更多地從社會視角去塑造人物,為歌劇抒情拓寬了空間,使形象更具感召力。與小說相比,歌劇中二少爺的形象更加清晰、鮮活,也更符合戲劇人物的特徵。原著用了大量篇幅來描寫土司之間的爭鬥、土司的刑法,歌劇略去了龐雜的事件細節,緊扣戲劇主題,將「復仇」情緒貫穿全劇,成為劇情隱藏的一條主線,以激烈的衝突震撼人心。小說《塵埃落定》大量敘述了關於麥其土司時代的宏大生活場景,故事完整、情節複雜、人物多彩,通過語言文字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像和深邃的思考。而歌劇則是一切為表演服務的藝術,劇本的成功是在尊重、理解原著的基礎上,對原著進行時空集中、人物集中、主題集中,從而為演員提供充足的表現餘地。而一部歌劇真正的成功必然要落實到舞臺形象的塑造上,真正用審美的方式直接打動觀眾,用戲劇性的衝突去發人深思。

  小說是文字的藝術,而歌劇則是音樂的藝術。如何給文字插上音樂的翅膀,擴充小說文本的表現空間,是歌劇《塵埃落定》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部歌劇對藏族音調及節奏的熟練運用,對歌劇音樂質地的精準把控,尤其是對新時代民族歌劇氣質的恰當定位,無不反映出作曲家的長期積澱和深厚功力,令人折服。在樂隊的鋪陳烘託下大段優美的詠嘆調、各種組合的合唱與人物性格、情緒、劇情融為一體,抒情中充滿了戲劇性,西洋歌劇創作方法之中卻滲透著親切的中國情懷,音樂的結構既能與劇情發展相呼應,又能體現自身的美學原則。最後一幕再現了第一幕《情歌》的音樂主題,火紅的罌粟花變成了色彩繽紛的格桑花,音樂不斷升華,氣勢宏大,讓人深受感動。演員在歌劇表演中佔據主導性的地位。特邀領銜主演王宏偉鮮活塑造了二少爺的形象。從十六七歲無憂無慮的「傻二少爺」,轉換到內心痛苦卻善良真摯的「真二少爺」是需要功力的。從喊出「我要當土司」的傻天真,經過不斷問自己「我是誰?我在哪?」,再到宣布奴隸們「自由了」時的深入人心,如稍有分寸上的不當,都會讓觀眾為「傻子」的行為啼笑皆非。作為國內重要的男高音歌唱家,王宏偉出色完成了劇中多個詠嘆調的演唱,第二幕中的《問》,「問天問地問神靈,問山問水問大海」,唱段的音域跨度超過了兩個半八度,舞臺的調度又非常大,來回跑動加上大幅度的肢體動作,強烈地表達了二少爺對卓瑪的真情。這段唱對演員各方面都是個嚴峻的考驗。第三幕中的《一條河》深情表達了對卓瑪的思念。「彎彎的一條河,從我身邊流過……從此心如雪峰,再也燃不起愛火……」婉轉的唱腔、輕重緩急的演繹直至今日仍徜徉在我心中。第四幕《官寨黃昏》,是整部歌劇進入最激烈的部分,戲劇性的唱段讓人驚豔,在戲劇風格和音準的把握上堪稱完美。

  不過,歌劇是用來聽,用來看的,更是用來引人沉思的。正因為小說文本自身蘊含著巨大的思想力度和價值追求,才使得脫胎於小說的歌劇擁有強大的精神氣場。在我看來,小說《塵埃落定》暗含著對物慾橫流時人類精神淪喪的嚴峻批判。「傻子」二少爺醒來時總要問自己:「我是誰?我在哪裡?」我想這也是作家阿來發自內心的追問,也值得現代人時時進行自我追問。阿來在小說的最後寫道:「上天啊,如果靈魂真有輪迴,叫我下一生再回到這個地方,我愛這個美麗的地方!」這意味著人們期待某種力量的到來,這種力量其實就是對真情的渴望、對自然的嚮往、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呼喚。歌劇《塵埃落定》承繼了小說的深沉思考,將文學的思想力度藝術化地呈現在舞臺上。新中國的誕生和藏區的解放,才使世代被奴役的藏民獲得自由和新生,正是群眾的力量推動著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歷史已經證明,先進終將代替落後,文明終將代替愚昧。這樣的主旨揭示,讓這部歌劇有別於其他歌劇作品,充溢著文化的厚度、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光芒。

   (作者:周楓,系西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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