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去年二孩出生佔比超過50%，但是全國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依然較2016年下降
「春節回老家，最怕被親朋好友問，你什麼時候生二孩啊？」老家在山東，如今在北京工作的高佳潔春節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公婆婆家那邊，許多人都生了二孩，他們一直有意催我再要一個。」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較2016年增加160萬人，二孩佔新生人口數量的51.2%，較2016年增加11個百分點，這也是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首次出現二孩出生數佔比超過50%。
二孩剛至，育齡女性人口已減少
即便二孩出生佔比增長，但另一組數據卻並不讓人樂觀。2017年的全國出生人口依然較2016年下降了63萬人。為什麼二孩出生比例上升了，出生人口卻下降了呢？
「我是1994年上的小學，記得當時劃片入學，一個班40人招了4個班，等我們小學畢業時，同樣的片區，只招了3個班，每班不到30人。」在北京出生長大的，如今30歲的孫璐發現，自己似乎什麼時候都趕上了「人最多的時候」，「包括上學、高考和生孩子。」她高考那年，全北京市的考生為12.6萬人，為歷年最高，而她上初一時，新的小學一年級小豆包，到高考時只有7.3萬人參加考試。
這樣的現象不只北京一地存在。30年前的人口變化，影響著如今的出生人數。我國出生人口的頂峰值是1987年，當年出生人口為2508萬，之後開始逐年下降。這就意味著，生育年齡在20~29歲的女性數量，如今正在逐年減少。與2016年相比，去年我國20~29歲育齡女性數量減少近600萬人。1987年人口頂峰時出生的女性，到2017年時已經30歲了。
不過，即便育齡女性數量在減少，「全面二孩」政策還是對人口數量提升貢獻不小。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仍然遠高於之前數年的平均水平，比2015年多了68萬人。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都超過了1700萬大關，而分別為1786萬和1723萬，而更早一次達到1700萬大關，還是2000年的時候。
但是，育齡女性數量下降，並非出生人口下降的唯一原因。因為從人口出生率角度來說，2017年出生率為12.43‰，儘管為近十年來第二高，但較2016年的12.95‰仍有所下降，育齡女性生育二孩意願依然有待提升。
多生一個，不只是因為孤單
「與其說多生一個孩子，是不讓孩子孤單，不如說是不讓自己晚年孤單。」今年，剛剛生了二孩的劉洋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打算要二孩，是始於前年家族的一次葬禮。「老人去世時，子女在一起處理，而我突然意識到，我作為獨生子女，以後要獨自處理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只要了一個孩子，他所承擔的壓力更大。更為關鍵的是，如果這一個孩子出了意外，我又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任何人有義務來贍養我，我百年之後也沒有法定繼承人，這與我父母那輩人尚有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不一樣。」
從獨生子女第一代到獨生子女第二代，家庭呈現「421」結構——四個老人、兩個中年人加一個孩子，如果沒有第二個孩子，不斷縮小的家庭規模，也讓家族繼承更加脆弱。「要第二個孩子，其實也是為了讓大寶知道，不是什麼東西都是他生來就有，心安理得，不能坐享其成，兩個家庭的財產都肯定歸他。」有要二孩的育齡女性如是說。
越來越多的育齡獨生子女，已經意識到二孩對於家庭的意義。但是，能不能懷上二孩，卻成了許多人頭疼的問題。「現在找工作都要研究生，就算高考和考研都沒復讀，最快畢業也將近25歲了。然後工作穩定下來，不斷相親，確定男朋友，裝修辦喜酒領結婚證，一番折騰下來也要二十八九歲，要孩子就得30歲了。」從海外讀碩回來的周女士坦言，「要第一胎時醫生說你已經算大齡了，要第二胎就更不敢想像了。」
女性最佳生育年齡在23~30歲之間，生育二孩亦然，但社會整體教育時間變長，使得平均生育年齡不斷增大。有婦產科醫生表示，女性剖宮產後再次妊娠最好是在手術後兩年，這也使得不少女性懷二孩時年齡較大，並不容易，工作壓力也影響著女性生育能力。
另外，男性生育能力也影響著二孩數量。浙江省人類精子庫的數據顯示，近年到精子庫捐精的男性，精液質量連年下降，每毫升精液裡的平均精子數由2005年的1.3億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0.67億。另一個體現精子活力的指標，會向前運動可能與卵子結合的精子所佔百分比，由2005年的56.5%下降到2015年的51.6%。在現代社會中，電磁輻射、食品中的雌激素和塑化劑、抽菸酗酒、長期穿緊身褲和泡溫泉，都影響著男性生育能力和精子質量。
應對「四老二小」將是很大的難題
生了二孩以後，劉洋發現自己再找工作並不容易。「每次人家看我簡歷，休過兩次產假，都會問，你有兩個孩子，還有精力上班麼，誰來接送孩子？」但是，如果不找工作，僅靠丈夫一個人的工資，又無法填補一家四口日常生活所需。「越往後花錢越多，比如，如果兩個孩子以後都想出國呢，總不能送一個另一個不管吧。」
「兩個孩子同時上幼兒園，學費每月就要1萬元，還不算課後輔導班，平時的吃飯、玩具、衣服。」如今已經是兩個女兒父親的黃先生說，「最關鍵的還不是錢，而是精力和社會資源，多一個孩子不是多一雙筷子那麼簡單。能否有足夠的精力照顧好兩個有年齡差的孩子，能否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公平分給她們倆，讓她們日後都能得到很好的發展？或者說，我把能給她們的一份資源分成兩半給孩子，她們日後能否競爭得過獨生子女？」
更令黃先生憂心的是，等到兩個孩子十幾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也在七八十歲左右。到時候，自己如何應對「四老二小」將是很大的難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老年撫養比為15%，少兒撫養比為22.9%，均為2010年之後的最高值，並且，這兩個比例還在逐年上升。在一些大城市，老年和少兒撫養比更高，上海社科院的數據顯示，該市2020年常住人口總撫養負擔將超過50%，人口紅利隨之消失。重現人口紅利的一個方式就是鼓勵二孩，但這又意味著，一代育齡年輕人將背負上較大的撫養壓力，形成矛盾。
這樣的撫養壓力，不僅是養育成本所帶來的，也有置業成本。「和樓下房地產中介聊天之後，婆婆終於放棄了勸我生二胎的打算。」孫璐說，「婆婆說，要兩個娃，得多準備兩套房子日後供他們結婚，這得多少錢啊？」記者 趙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