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宰相書》是張詠在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考取貢士後給當朝宰相薛居正的一封信。
宋初，經過太祖趙匡胤的南徵北戰，雖然未完成統一大業，但宋朝國內局勢基本上穩定，太宗即位後，更是想有所作為。在這種情況下，他提拔了一批有才華的人出來做官，同時大規模開科取士，吸收有知識的士人參加官僚隊伍中來，為國家效力。
鑑於太祖朝官吏少的弊端，太宗選拔官吏不僅人數上超過太祖朝，而且也賦予一定的權力，因此許多士人樂於從政。士人代表著時代的先進階層，所以他們當中的確有許多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正是抱著這樣的人生態度，許多官員敢於直言，陳指時弊，一則的確是想有所作為，二則是藉機提高自己的威望，以引起朝廷的重視，並得到重用。
這封信就是張詠在剛剛鄉舉後，就上書當朝宰相薛居正門下，陳述自己的看法。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詠年輕氣盛，滿懷治世之才的志向。在信中他首先說明了宰相與貢士的關係，貢士之所以攀附宰相，目的還是為了求用。這種情況不能說不對，但作為宰相如何看待這種情況，就非常重要。為了說明問題，張張詠向薛居正陳述了自己的意見，目的還是通過宰相來提拔自己，重用自己。
這封信嚴格說來不能算是規勸信。可以說是張詠的申志信或自薦信，這封信的價值在於張詠不甘現狀，勇敢面對宰相，申明志向，以求重用。這封信不是一般的求薦信，在信中沒有吹捧宰相，而是敘述個人成長經歷以及宏圖遠志，以求宰相能注意到自己，並能適時重用。
這封信的內容雖無多大價值，但給人的啟迪是很深的。現實生活在選拔人才的過程中，如何對待自薦者，如何選拔合格的人才是很重要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願意聽恭維的話，有些掌握實權的官員往往犯這樣的錯誤，對於拍馬溜須的人，認為可用，並委以重任，而對不善於拍馬的人則不去考察其真實才幹，往往置於一旁而不顧，這樣既沒有選拔出合格的人才，也沒有辨出誰好誰壞，小人得志，賢人受屈。
同時這封信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對於有真才實學者，如何面對社會，包裝自己，推銷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有圖志，但別人不知道你的才幹，結果得不到很好地使用。小人之所以往往得志，除了採用不正當的手段外，還在於他們善於鑽營，善於包裝自己，推銷自己。包裝自己，推銷自己，對於有才華的人來說是不屑為，但要知名於當時，有所作為要比小人花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封信其實揭示了賢人怎樣包裝自己、推銷自己的一些情況，既不自吹，也不阿諛奉承，即使當權者感到滿意，又將自己的願望付於紙上，得到當政者注意。對於今天許多求職者來說，這封信是很有些發的。
原文：月日，貢士張某再拜上書於相君黃閤下。某聞：宰執之重，百於機宜；貢士之列，一於有司。鹹欲越局導志瀆於相公者，率不過速於求用矣。若言從中，行從正，雖有越局，相公必謂儒職也，非罪也；苟詭戾怪險，迷懵自高，相公雖不罪之，匹夫之義者不由也。某，匹夫之好義者，欲頌相公事業。相公事業，布在人口，陳於宋史，頌之便佞也。
欲論終古致治之跡，即相公盡知之；欲縱辯奇譎邀於相公，即儒者恥之，欲較時事感動相公，殆非布衣之職。一欲自導其愚，幹於相公，伏望愍憐之。竊念某，少也賤，生九河間，左右無賢戚之助，力學著文殆十七年。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觀覽。每一思親，即千裡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於己者，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幾儲，並笥發帛，內隱寒餓，不為前顧也。
又謂仁義禮法，便世之府，從而成文，大乖體律，好古之願止於是。以某之心播於文章，其之行播於知友，豈敢專守匹夫，縱適河曲，偷安於聖時哉！遂期鄉書，趨來闕下。恭以天子文明，將拂猥濫，故宗伯大夫之門不可易入也，野儒樸文不可易聞也。進敵無倚，退將不武，是故直書狂愚，幹犯嚴重。亦未知獲儒職也，儒罪也？恭以相公建造太平，啟導賢路，若片善可採，獲受其賜，則寒素幸甚！死生幸甚！臨紙皇恐，書不能盡。某頓首。全宋文——卷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