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鐘錶界，王津是耳聰目明的「福爾摩斯」，一副放大鏡架上眼睛，就能從鐘錶裡上千個繁複勾連的零件中找出關鍵的疑難所在，對症醫治；他也是一位手藝魔術師，塵封了上百年的古老鐘錶，在他日復一日地打磨和調試中，重新演繹出令現代人震驚的視聽戲法。
他還有個更普通的稱謂——鐘錶修復師，進「宮」一待就是四十年。《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播出後，在網絡的迅速傳播下，王津也成了眾人眼中溫文爾雅的「故宮男神」。
但王津的心態沒有變化，「喜歡就能幹一輩子」。讓他感嘆的是網絡的力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傳統手藝和文化」。
近日，王津來到深圳故宮分院做講座，廣州日報記者採訪了五十七歲的王津，聽他講述數十年如一日的「鐘錶人生」。
王津在修復鐘錶。
王津站在講壇上侃侃而談，從遠處看仍能看到他眼角的道道皺紋，這正是鐘錶歲月在他臉上刻出的時間線。他的聲音柔和平靜，將四十年的鐘表修復故事娓娓道來，只有展示視頻中古鐘錶滴答的運轉聲提醒著時代的更迭。觀眾們也都被這肅穆的鐘表聲感染，除了嘖嘖讚嘆，聽不到多餘的說話聲。
「老平房」一待四十年
坐在陌生的鏡頭前，王津尚有些不自在，時不時地看著助理說話。但提起故宮，王津就來勁。「故宮的開放區域我基本都走遍了。」他稍稍揚起頭，仿佛在比劃，「從午門往西走，快到角樓那段城牆，已經開放了，但我還沒有走過。」這段熟悉的道路，他已經走了四十一年。按他手中修復的時鐘來算，已經轉了近3萬圈。
每讓一隻故宮古鐘錶轉動，王津都要花費幾個月甚至一年的工夫。每天8時左右，王津會推著那輛1985年產的鳳凰牌老自行車來到鐘錶室，直到下午5時才下班。鐘錶室位於故宮「西三所」的文保科技部中。這裡原是失寵嬪妃的冷宮，王津稱為「老平房」。
60平方米的工作室裡，師傅、學徒各佔一角，「聽不到說話聲，基本沒什麼交流」。工作檯上是精細拆卸的鐘表零件，還有數件待修復的未拆鐘錶。王津手頭的功夫就在滴滴答答聲中打磨出來的。
從當學徒拿非文物練手，到能完整修複比較複雜的古鐘錶件，這一學習過程需要十年。現在，跟著王津的大徒弟亓浩楠，已待了14年。作為第三代修復師，王津已經修復了兩三百多件古鐘錶。
王津笑著談起一則趣事。「鐘錶館前有一位志願者在此工作了13年，我卻是前些日子才第一次見到」。在常人難以想像般枯燥的工作室修復日常中，王津卻品出了樂趣和新鮮。
王津在修復室。
花一年修「魔術人鍾」
故宮所藏多為明末清初西洋進貢給皇宮的大型精美鐘錶，進貢鐘錶功能十分複雜，外形精美。宮內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做鍾處」，「有的從設計到最後成型甚至要花十幾年時間」，王津介紹說。
而完整地修復一座故宮收藏的古鐘錶，各項工序加起來有時多達上百道。在為待修復鐘錶除塵清洗後，需要充分分析鐘錶結構、傳動系統，再確定修補方案，一步步調試，最後組裝成型。每一步都需拍照記錄，就像「醫院記錄病人的傷情」。看見很破的鐘表，王津就想趕緊修好。「就像治病一樣，先搶救病危的。」
但他也有拿不準的時候，「不知道破損到什麼程度，不拆開看不見」。四十年來，王津每年平均只能修復三四座大型鐘錶。而修復時間最長的是「魔術人鍾」，一度讓他這個「魔術師」也犯難，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才「搞定」，「裡面幾乎都壞了」。
「魔術人鍾」一共有七套傳動裝置，總共一千多個零件，包括走時、音樂、鳥叫、開門等。最複雜的是聯動變魔術裝置。「每一套都有獨立的運轉模式，並通過一個連接在時間上聯動起來。門打開，魔術人開碗，出來什麼球，什麼情況下，碗打開，小鳥飛出來，都有順序，錯一個都不行。」
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王津一步步拆開零件，修復破損部件。最複雜的是調試，「看準了才敢下手」。有時候卡在某個步驟上，王津只好「在周邊走走，急也急不出來」。
鐘錶室還有放置了十年的老鐘錶，「天天擺著看，不知道怎麼下手」。修復了「魔術人鍾」後，王津覺得日後再修，底氣就足了。而在師父手上修過的「寫字人鍾」如今又面臨新一輪修復，再過兩年退休的王津覺得有些遺憾沒能修復「寫字人鍾」，「每座都不一樣，都有新鮮感，這個還沒有修過」。
王津在修復室。
幾代人的鬧鐘
王津的爺爺曾是故宮圖書館館長，少年時期，王津就每個月往故宮裡跑。1977年初中畢業後，王津也正式進入故宮工作。講座上，有觀眾問起傳統鐘錶的收藏價值，王津覺得有些「說不好」，他簡單地比較了現代鐘錶和傳統鐘錶在製作工藝、功能化、精準性上的區別。
王津講到這兒又突然想到家裡那個70歲的舊鬧鐘，他一下子興致來了。「這個鬧鐘還是我爸上學時用的，就一個普通的小鬧鐘，只能看時間。70年前的一個鬧鐘，被我修好了繼續在家裡用。」王津意味深長地說，「可能沒有什麼市場價值，卻有傳承價值。」
雖然平日接觸的是故宮最珍貴的鐘表，王津在鐘錶選用上卻沒什麼講究。「有時候我出去給家人買塊手錶，覺得結實耐用就可以了。」他手腕上戴的手錶掩在襯衫袖口中，不仔細看察覺不出來。一問，並不是什麼大品牌，「還是七八年前第一次去瑞士，買的紀念品」。
王津的妻子也在故宮工作，如今王津的兒子也繼承父業，成了頤和園的鐘表修復師。兩代人還在為中國的古鐘錶修復事業上緊發條繼續工作。
其實我也愛熱鬧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紀錄片播出後，王津因溫文爾雅的形象一度被稱為「故宮男神」。無論是講座還是採訪，他的站姿、坐姿都十分筆直，儒雅中透著幾分匠人的韌勁、耐勁。相比過去四十年的默默無聞，被稱「男神」之後王津的心態和生活方式上都沒有變化，「唯一的變化是有人認識我了」。每場講座後，不少年輕人都等著和他籤名合影。而其實早在2011年，電視臺就曾播出故宮鐘錶的紀錄片，但這次的傳播和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想。王津感嘆，「網絡還真是挺厲害」。
他還說起一件「挺厲害」的偶遇。「有次和家人去瑞士遊覽，碰到一個美國的小孩說，『我見過你，你是演員』。」把王津逗得樂了。
滑冰和遊泳是王津在故宮的兩大「業餘興趣」。過去他跟著五六十歲的老師傅，師傅慈眉善目，卻不愛說話，王津下班後就和文保科技部的其他年輕人四處轉悠，夏天遊泳，冬天滑冰，到周末王津都會去父母家一塊吃飯。
幾年前，他還和朋友一起去自駕遊歷了西藏。雪山前的王津，在寧靜之外，似乎也有一顆「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心。他最喜歡的熱鬧是和年輕人待在一起。成為「網紅」後，向他請求學藝的年輕人不少。鐘錶室在去年一下子加入了三位小年輕，小平房裡的鐘表修復事業正在「熱鬧」起來。
我們的新家
再過兩年就要退休的王津，這幾年看到了越來越多的變化。今年6月，故宮的「文物醫院」就要對公眾開放了，「都是現代化設備，有專門的檢測團隊」。鐘錶組也搬進了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恆溫恆溼，防塵、密封好，亮度大」。王津一口氣說了幾個「非常好」。
三個新來的徒弟，最小的不到三十歲，其中一位還是海外留學放棄拿綠卡回來的博士，王津對這些徒弟讚不絕口，「理論水平很高，能介紹國外鐘錶和博物館的情況」。他希望明年還能再招一個。
跟這些年輕人交流，王津覺得「很開心」，但在功夫上，新進人員還是從鐘錶修復的基礎功開始重新學，「三五年基本能達到中級水平」。
他對這個逐漸壯大的家庭十分照顧。在科室幹部選拔中，王津推薦大徒弟亓浩楠為文保科技部副組長。他很清楚「未來需要這種高學歷有能力的年輕人，這樣鐘錶修復技藝才會有更好的發展」。
而王津在閒暇之餘，也會了解國外的最新方法和技術，「對傳統修復會有幫助的」。
從去年起，王津和亓浩楠還計劃每年出一本鐘錶圖冊，「過去沒有人做，去年我們出了英國鐘錶修復冊，今年爭取寫出瑞士鐘錶」。臨退休時，故宮還有三百多座鐘表沒有修完。退休後，王津將參加故宮返聘，擇一事，愛一行，做一生。
對話
年輕人關注 我很高興
廣州日報：修復好的古鐘錶能夠實現天天走時的功能嗎？
王津：天天走時代價太大了。天天走時的話鐘錶肯定會有磨損，有些鐘錶兩百多年了，發條老化，而且零件壞了不可修復，只能換新的，修來修去就幾乎變成新的了。我們現在會做些小視頻、照片等資料，不然下一代人可能就看不到了。
有些人提出仿製、複製演示品展示。但是複製十個、百個鐘錶的成本太高，有的大型鐘錶有一千幾百個零件，調試、設計、製作都太難了。
廣州日報：西方的鐘表修復技藝和故宮有什麼不同？我國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如何?
王津：其實技術都差不多，目前的修復還是得靠人力。英國有幾千件鐘表藏品，但八九成是懷表。故宮是大型鐘錶比較多，都收放在地上和地下庫。好多人沒見過，以為我們只有幾百件藏品。
國際上收藏鐘錶的博物館不多。有修復師的更少，像俄羅斯的修復組，有六七個人，最小的修復師年紀跟我差不多。大英博物館，只有一個人負責維修鐘錶。每周上四天半班。他們更多的是做日常保養、清洗。我們現在有五個人，人才儲備還是很不錯的。
廣州日報：四十年做一件事，會不會覺得枯燥？
王津：看到鐘錶活起來是很高興的。有些鐘錶是孤品，有些鐘錶是一對，每一對都不一樣，修起來挺有新鮮感的，談不上枯燥。
廣州日報：在工作室待了幾十年，一下子受到很多關注，會不會有些不適應？
王津：一開始有點。紀錄片拍攝以來，我陸陸續續適應了三年。講座基本上在周末，沒有影響正常工作。重要的是年輕人感興趣。這些年輕人開始關注傳統文化，去參觀博物館，有些人會帶著孩子來參觀，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廣州日報：你覺得現代社會的工匠精神應該是怎樣的？
王津：還是要靜心做，喜歡做這一行。現在的年輕人都有壓力，但人的追求不一樣。追求住別墅的，在這一行做也待不住。現在的人才流動大，心不在這的話我們也不會強求。
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楊逸男
圖／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廣州日報全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