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是枝裕和58歲的生日。
要說當下在國內觀眾心中，尤其是文青影迷群體中，哪位日本導演最受歡迎？
是枝裕和必定位列其一。
2018年由其執導的《小偷家族》拿下了第71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大獎，讓其成為繼黑澤明、衣笠貞之助、今村昌平之後第四位獲此殊榮的日本導演。也正是這部影片，不僅在隨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一票難求，在國內公映也獲得了近億元票房——這是日本真人電影到目前為止在國內取得的最好票房成績。
更早些時候，由其執導的《海街日記》也曾在北影節掀起熱議，這可以算是是枝裕和在國內人氣急劇上升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
可以說，比起北野武等前輩，或是同輩的黑澤清、河瀨直美等同樣在國際享有盛名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無疑是和當下中國電影市場距離最近的一位。
不過，相對其在國際的威望，在日本國內，是枝裕和也有相對尷尬的處境。一方面，他的影片普遍缺乏商業性，票房最高的是超45億日元的《小偷家族》；另一方面，大概是因為其部分影片內容展現了日本並不光彩的一面，且他也有意與公權力保持距離，因而常常被冠之以「社會派」人士、「左翼」人士等標籤。
事實上，是枝裕和之所以能成為是枝裕和，恰恰是因為其影片所流露出的細膩人文關懷。得益於早期為電視臺拍攝紀錄片的經歷，他的影片中沒有偉大的英雄，處處是如你我的普通人，以家庭生活為切入口，呈現的是平淡如水的日常，卻蘊含著綿長有力的迴響，給這個社會以溫柔一擊。
這些，正是影片能夠獲得普世性價值的所在，尤其是對於與日本同屬於東亞文化圈的國內觀眾而言，更容易獲得某些方面的共情。
而在電影之外，是枝裕和是一枚妥妥的吃貨，自稱最愛去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因為那裡東西好吃；也是不折不扣的「追星族」，常常為能在活動上見到自己喜愛的導演和演員而興奮。
當然，生活中的他更是十足的「女兒奴」。此前在媒體採訪中坦言，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間，就是彼時4歲的女兒很認真地問他，「我以後是不可以嫁給爸爸的，對嗎？」
如其人，溫柔謙遜。在2016年出版的自傳性隨筆集《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中，他直言剩下的人生算算還可以拍十來部作品，「但尚未實現的構想何止十部」。或許，這就像他在母親逝世後的遺憾之感，「人生總是有點來不及」。不過，沒關係，只要步履不停。
創作源起：侯孝賢「迷弟」上位史
若要在過去的人生中挑選出一個對是枝裕和來說足夠特別的年份，那麼，1993年應該是不可迴避的一年。
那一年，侯孝賢執導的影片《戲夢人生》在日本上映。當時正在TV MAN UNION製作公司上班的是枝裕和，應富士電視臺之邀，去臺灣採訪侯孝賢，並以此為基礎拍攝了一部電視紀錄片《當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和楊德昌》。
至此，在他往後的電影創作生涯裡最為重要的兩大密碼——電視基因和侯孝賢，在這一年開始交匯，並且凝聚成一股能量球，影響至今。
▲《當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和楊德昌》劇照
話說回來，出生於1962年的是枝裕和，屬於日本戰後出生的那一代。他不止一次提到過電視對其影響，從小熱愛看電視劇的他，自稱是「電視小孩」，以至於即使考上了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他也依然沉浸在電視的世界裡，只不過那會兒他的注意力，已經放在了諸如向田邦子、山田太一等日本著名電視編劇的劇本上。
也正因此，曾經想過要當小說家的他，就業目標變成了編劇。此外，也正是在那一時期，他開始迷上了電影。在早稻田大學附近的一家迷你電影院裡，他沉醉於德·西卡、費德裡科·費裡尼、肯·洛奇、安哲羅普洛斯等世界電影大師的作品，同時也從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以及侯孝賢、楊德昌等臺灣新浪潮導演的作品中汲取營養。
用他的話來說，大學逃課打工賺來的錢，都花在了書和電影上。
不過，礙於當時的市場環境，畢業之後他並沒有立即走上電影創作之路，而是加入了由村木良彥等人創立的TV MAN UNION製作公司，這是日本第一家獨立電視製作公司，在那裡，是枝裕和開啟了自己作為電視紀錄片導演的生涯。
▲是枝裕和
或許生性敏感而又富有悲天憫人之心，在那一階段，是枝裕和的邊緣視角和人文關懷就已經顯現。他曾花三年時間，跟拍伊那春班的小學生；關注社會福利問題，「陪」著自殺官員的妻子走出陰霾；採訪了日本首位公開承認自己因性行為感染愛滋病的患者；親自走訪偽造身份、在日朝鮮人的前半生歷程……
世間萬象，人世煙火，都在他的鏡頭裡一一展現。
也正是這近十年拍攝電視紀錄片的經歷，讓他能夠以更清醒的旁觀者視角去看待一切事物。真實與謊言的邊界，公立與偏見的對抗，在拍攝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而這些思考，在他後來的電影創作裡得以延續。
這也是為何他的影片看似平平淡淡，卻有著醇厚有力的後勁，總讓人久久不能回神。正如他在採訪中所說，「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不是上帝也不是法官。設計一個壞蛋可能會令故事世界更易於理解，但是不這樣做，反而能讓觀眾將電影中的問題帶入日常生活中去思考。」
▲電視紀錄片《另一種教育—伊那小學春班的紀錄》
當然，也正是因為拍攝紀錄片，他才有機會認識侯孝賢。不過，說起他們之間的淵源，他和中國之間的緣分，其實更富有戲劇性。
在日據時代，是枝裕和的祖父母因為同姓不能結婚的規定，私奔到了臺灣，是枝裕和的父親因此出生於高雄市，在那兒度過了青春期，直到日本戰敗，他的父親回國，後來又在西伯利亞接受勞改，坎坷的經歷使得他的父親意志消沉，每每醉酒之後，總會念起在臺灣的美好時光。
在年幼的是枝裕和心裡，臺灣成了一個既模糊又熟悉的概念所在地，直到看了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影片之後，才真正了解了父親的「鄉愁」。
如前所述，在採訪完侯孝賢之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當是枝裕和籌備處女作《幻之光》之時，不僅僅通過侯孝賢的牽線，和配樂師陳明章達成了合作，還在他的建議下，將影片送往威尼斯電影節參展，併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幻之光》劇照
這對於一個電影導演來說，是不錯的起點。不過，畢竟是處女作，還是有稍顯稚嫩的地方。侯孝賢在看完之後，曾對他有一番不算客氣的「批評」，他看出了是枝裕和在拍攝之前畫好了所有的分鏡圖，直言「不是應該看了演員的表演之後，才確定攝影機的位置嗎？你以前是拍紀錄片的，應該知道啊。」
是枝裕和有如醍醐灌頂，這才明白自己原來是被分鏡頭束縛了。在此之後，他的電影創作就捨棄了分鏡，並且開始了實驗性的嘗試，邊拍邊改，口述劇本，逐漸成了他摸索而出的工作方式，一直延續至今。
就在去年，他和彼時剛剛憑藉《寄生蟲》拿下坎城金棕櫚的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對談，言及此事，依然歷歷在目，甚至倆人還笑著達成了共識，「侯孝賢導演真的是『很可怕』。」
▲侯孝賢和是枝裕和
想來，如果說電視人的經歷奠定了他電影創作的基礎，那麼侯孝賢則是他創作之路上的引路人，甚至如其所說，在他眼中，是如「父親」般的存在。
這也不難理解，他的影片為何能夠在國內引發諸多觀眾的共鳴。
創作母題：不愛英雄愛日常
當然，電影無國界，總能打破文化和現實的壁壘，給世界各個角落的觀者以慰藉和欣喜。
可能是夏日小院裡燃起的絢爛煙火，可能是美味的玉米天婦羅，可能是波子汽水裡透著微光的彈珠宇宙，是枝裕和的電影，總會讓人感受到美好的存在。對於國內觀眾而言，是枝裕和就是治癒系「日式電影」的一類代表。
綿延的海岸線，綠樹成蔭的臺階，一步一步慢慢行走的生活，平靜的日常之下翻滾著的是殘酷的現實，或是父（母）離場，或是歷經死亡，或是事業無所成，就如我們所有人經歷的人生，總有不圓滿，卻也總有小確幸。
▲《小偷家族》劇照
可以說，從處女作《幻之光》開始，到《小偷家族》，哪怕是被認為風格不太「是枝裕和」的《第三度嫌疑人》，以及最新嘗試的日法合拍片《真相》，是枝裕和的影片中總有一以貫之的母題。
而這些，又和他的關注視角以及自我成長經歷有關。所謂，影如其人。
如前所述，在電視臺工作的經歷，使他在潛意識裡始終會以一個「記錄者」的姿態來看待周遭所發生的種種社會事件。
因而，他早期的電影創作，大多也取材自社會新聞，比如其作品中較少被提及的《距離》，即是日本「奧姆真理教事件」引發的思考，以此來「講述人類內心的黑暗」；第一次入圍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影片《無人知曉》，以1988年發生在東京豐島區的「西巢鴨棄嬰事件」為原型寫就，講述了四個被母親拋棄的兄弟姐妹生活的故事；《花之武者》則是一部風格迥異的古裝喜劇電影，講述了一個不復仇武士的故事，最初的創作靈感源於美國9·11事件之後引發的全民復仇情緒，他想以此表達對「善惡二元論」觀點的異議。
▲《花之武者》劇照
若是單看這些作品，也難怪他會被某些民間人士貼上一些無謂的「政治」標籤。
風格的轉變，或者說視角的轉變，源自於2005年是枝裕和母親的逝世。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悔恨於自己的疏於陪伴和對此的無能無力，於是才有了《步履不停》的創作主題，「人生總是有點來不及」。
劇本初稿於2006年秋天完成，用是枝裕和的話來說，《步履不停》是他對母親逝世的服喪，以此才能走出喪母的陰霾。也正是這部影片，他找來了樹木希林扮演母親，開啟了之後他們長達十幾年的合作。這個在是枝裕和的影片中毒舌又通透的老太太，因此也成為國內觀眾最喜愛的日本演員之一。
▲《步履不停》劇照
或許是冥冥之中，樹木希林於2018年逝世，和他母親是在同一天（9月15日），如此的巧合也讓是枝裕和「悲痛欲絕、難以釋懷」。當然，這是後話。可以看到，自《步履不停》之後，他執導的《如父如子》《海街日記》《小偷家族》等影片，都是著眼於家庭，講述人世間的情感羈絆。
不過，整體來看，無論是前期偏重於社會議題，還是後期的家庭片，是枝裕和始終都在他的影片中融入了自己對於社會的思考，探討關於生死、探討某種缺失、探討關於記憶和真相的偏差。
這自然和他的生活本身不無關係。比如，自九歲起一家六口就擠在「福利房」，對逼仄的空間有著切身體會；父親由於自我人生的「失敗」，很少有存在感，以至於他們父子後期幾乎不怎麼交談，所以才使得他影片中總會缺乏父親形象；再加上二戰後日本社會整體的父權崩壞，也造就了他片中縈繞的疏離之感。
▲《比海更深》劇照截圖
這些，都讓他的影片充滿著「日本氣息」。不過，正如其所說，雖然其影片中常常有死亡，有失去，但他其實是以死述生，所關注的是在失去的當下，留下來的人生活的狀態。如其所說，「比起有意義的死，不妨去發現無意義卻豐富的生。」
也正因此，看他的電影，雖有殘酷真相，但仍然能讓人心生暖意，那就是無法取代的珍貴日常所蘊含的力量。
被偏愛的日本大師
當然，作為日本導演，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中國電影市場的境遇。
前兩年他到國內參加影片展映活動時，也有過小小的疑惑，「為什麼大家現在這麼喜歡看我的影片？」畢竟，他也曾有過一段不受關注的日子——早在《無人知曉》的時期，他就帶著影片來過上海電影節，不過，彼時，大家似乎對他還不甚了解。
十來年後，境遇天差地別。而充當其在國內人氣最直接催化劑作用的，是那部在2015年入圍坎城主競賽單元的影片《海街日記》。在2016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影片得以展映，當時引發了廣大影迷的搶票熱潮。這點，發動親朋好友蹲守卻依然沒搶到票的拍sir至今想起仍是耿耿於懷。
▲《海街日記》劇照
兩相對比，這其中的轉變，和近些年來國產電影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對影片包容性的增強，以及觀眾逐漸成熟所帶來的審美變遷有關。同時，不得不提的就是「中日關係」的緩和所帶來的日本影片上映熱潮。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日關係曾經歷了一段「蜜戀」期，受此影響，日本電影在國內有過一段引進熱潮，只不過之後隨著中日關係的轉變，日本影片的存在感時有時無，直到2015年之後，才有了明顯的轉變。在當年，僅有兩部動畫作品進入內地市場，2016年，則有11部作品上映，去年上映的日本影片則達到了24部。
可以說，比起黑澤清、河瀨直美等同輩導演，甚至是同樣在國內有一定擁躉的巖井俊二，這些年來，創作力不斷，且恰巧和國產電影市場開放具有趨同性的是枝裕和無疑是其中較為「幸運」的一個。
▲《無人知曉》劇照
其實，在日本本國市場上，是枝裕和也有著稍顯尷尬的處境。在寫給樹木希林的悼念詞中，他提到，每當有新電影上映，樹木希林總會給他的製片人打電話詢問上座率，在得到回答後才放心地說「那下次又可以拍新戲了，太棒了。」以此也可以佐證其影片某種程度上的票房窘境。
不過，從《步履不停》只有15萬的觀影人次，到《如父如子》取得超32億日元票房，再到《小偷家族》獲得超45億日元票房、進入當年度票房top15的好成績，也可見其影片藝術價值對商業價值的反哺。
畢竟，在如今的日本電影市場上，除了部分好萊塢影片之外，本國動畫電影佔據著絕對的主流地位，作為沒有多少商業元素的真人電影能取得如此成績已然不錯。
這種情況也體現在作為日本電影引進國的國產電影市場上。以去年為例，引進的24部日本影片中，有18部為動畫電影，僅有6部真人電影。同樣的，在2018年，《小偷家族》取得近億元票房，成為日本真人電影國產票房目前之最，位列「哆啦A夢」、「龍貓」、『柯南」三大日本動漫IP之後，也足見國內觀眾對其的偏愛。
▲《小偷家族》上影節首映現場
對於國產電影市場來說，是枝裕和的影片更有普世性。換句話說，相對其他日本導演的影片，基於審查風險的考慮，也有更大被引進的可能性。而其影片內容，如前所述，無論是對於稀鬆日常的呈現，對於血緣親疏關係的思考，對於社會現實的隱喻，皆可映照國內當下的社會環境，因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引發觀眾的共情。
很多年前，是枝裕和曾說過「我不喜歡主人公克服弱點、守護家人並拯救世界這樣的情節，更想描述沒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點骯髒的世界忽然變得美好的瞬間。」這也成為他這些年來的創作理念之一。想來，對於部分看多了大製作影片的國內觀眾來說，是枝裕和的這類影片無疑正中下懷。
▲《如父如子》劇照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幾年，他也在自覺承擔著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的更多的社會責任。2014年，他離開了工作了27年的TV MAN UNION製作公司，創立分福電影公司，如其所說，「想發掘更多有才華的導演」；而他自己也走在不斷前進的道路上——去年，他嘗試了首部非日語的國際合拍片，拍攝了影片《真相》。
且不管是非爭議，不斷嘗試新的創作，為電影行業輸送新鮮血液，這是他步履不停的理由，也是作為觀眾的我們期待的理由。
參考資料：
1、《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是枝裕和著，褚方葉譯
2、《有如走路的速度》，是枝裕和著，陳文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