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了近十件刑事案，所有的被告都是自由的，沒有逮捕或者拘留。是不是罪行輕微，不需要羈押呢？似乎並非如此。一名夜總會的職員被控容留賣淫，還有兩件販賣毒品案，當事人都沒有收押。另一件人壽保險公司的職員偽造印章公文，詐騙巨額錢財的案子，檢察官當庭要求判處15年徒刑，應當算是重罪了，也沒有限制自由，閉庭後都各自回離去。
這對我們來說有點意外。大陸的刑事犯，除了極少數外，起訴時都是在押的，哪怕過失犯罪、非暴力犯罪，都要先逮捕預審，等到上法庭時，短則數月，長的已經關了大半年，在法院判決有罪前，就已經飽嘗鐵窗滋味。對於辦案機關來說，把人關起來肯定有好處，且不說防止嫌疑人逃跑、串供，人在失去自由、孤立無援的環境裡，最容易屈服。無數刑訊逼供、冤假錯案，都在暗無天日的囚禁中形成。
臺灣的刑訴法對羈押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只有特別嚴重的犯罪、累犯、有逃亡之虞、不羈押難以追訴的，才能羈押，而且羈押必須先由檢察官訊問，再由檢察官向法官申請，法官再訊問，然後才能作出羈押的裁定。對法官的裁定，當事人及親屬還有權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在這樣一套制度之下，沒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要限制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很難的。從這裡我們看到了臺灣司法系統對人權的保護。
有些刑事案件會有受害人。臺灣的公訴案件，受害人也到庭，並且有權發表意見。凡是涉及受害人損失的，法官會勸說被告盡力賠償，並勸說被害人諒解被告。有一個工業傷害致死的案子，我進去聽時已經進入調解的尾聲，法官明確對被告講，現在受害人家屬已經作出讓步，你賠償60萬元，他們就同意給予緩刑，你好好考慮一下。被告出去和同事及律師在走廊裡商量後，回來表示同意賠償。法官又對受害人家屬說，現在被告同意賠償60萬元，你們同意給予緩刑是不是？得到受害人家屬肯定的答覆後，就如何支付賠償金又進行了商討，決定幾天後再次開庭，被告帶銀行本票到法庭，當場交給受害人家屬，法庭酌情量刑。
還有一個過失輕傷害案，是一對男女各騎一輛摩託，發生碰撞，男的全責，女子輕微傷並有車輛損失，受害人不願和解，堅持追究男子的刑事責任。庭上法官問女受害人，你為什麼不願意和解？女子說「他態度不好」。法官說「讓他改變態度，向你道歉難道不行嗎？他這麼年輕，你就不肯給他一個機會，一定要讓他背上案底？」女子說「不同意。」法官：你有多大損失？女子：修車花了一萬多，看急診花了幾百元。法官：你看損失也不大嘛，也沒有留下什麼傷，讓他給你二萬元，你撤銷起訴，行不行？女子：不同意。就這樣，法官苦口婆心地勸了好一陣，女子就是不願意撤訴。最後法官對她說，你想清楚，你就是拿到判決，也不一定拿得到錢喔？女子仍然毫不動搖。法官只好放棄努力，轉而問你要求賠償多少損失？女子拿出一個小本子看了看說，「一萬三千塊。」法官又問被告：你願意不願意賠給他？被告說「願意」。法官提醒他說，你聽清了，你就是賠了她，她還是要告你喔！你還願意賠她嗎？被告說「願意，希望能從輕判處」。接下來確定賠償的具體時間為本周五，被告人說可以直接匯款給受害人帳戶，法官說你還是到法院來，當庭交付。確定了周五開庭的時間，雙方走人。我發現，不同於大陸法庭的吝於開庭，他們開庭就如同正常辦公，一切問題當庭解決，體現了公開透明辦案。
旁聽的案子中沒有當庭宣判的。但在法院門外的公告欄，貼滿了法院的判決書。由於判決書篇幅很長，公告的只是判決書主文，即某案，依據某法，判處某刑。我注意到許多刑事判決中都有一句話：「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不但拘役可以「易科罰金」，就連有期徒刑也可以用錢折抵，這是一項我們沒有的制度。在公告欄裡看到，一名持有毒品，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的，可以易科罰金；一名犯兩項欺詐罪、判處8個月有期徒刑的，可以易科罰金；一名犯「圖利強制使人為猥褻罪」的，判刑七年半，同時犯有「恐嚇危害安全罪」，判刑6個月，後罪的刑期，可以易科罰金。
翻看了臺灣的刑法，易科罰金的條件是，犯有最高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判決刑期為六個月以下或者拘役的，可以申請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 一人犯數罪，各罪都符合易科罰金條件的，總和刑期即使超過六個月，也可以易科罰金。
這個制度讓我們首先想到「以錢代刑」、「有錢人不用坐牢」，這是否公平？我想，既然臺灣實行已久，說明具有可行性，能得到大多數人認可。金錢的擁有，本來就不是平均的，以錢代刑不公平，那有錢就能買好車、住好房子公平嗎？金錢畢竟可以作為一種代價，一種承擔責任的方式，罰金也是刑罰。對輕罪、偶犯以金錢折抵刑期，有積極的社會效果，那就是，對犯罪人不一棍子打死，給他們悔改的機會，政府增加了收入，減少了看管犯人的開支，這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旁聽的近十個刑案中，除了兩個案子外，其他當事人都對檢察官指控沒有異議，認罪態度良好。
不認罪的一個是販毒案件，被告對檢方提供的關鍵證據，一份電話錄音的譯文不認可，要求法庭調取警方的電話監聽錄音，核對譯文。另外要求法庭將毒品證物送指紋鑑定。這兩項請求法庭都準許了，並且當庭與控辯雙方協商，送哪裡鑑定比較好。
另一個不認罪的是人壽保險公司的中年女職員，她堅稱沒有偽造公文印章，哭哭啼啼地說「如果我偽造了，出門就給汽車撞死」。律師也為她做了無罪辯護。即使在被告不認罪的情況下，法官也不發火，而是耐心傾聽其辯解，對關鍵點提醒書記官記入筆錄，並不時詢問控辯雙方的意見，十分尊重被告人的律師。
我看到刑事庭還有一個特點，法官在最後會問被告的生活狀況，有沒有工作？收入來源是什麼？有沒有住房？是否與子女生活在一起？我想，這些可能都是法官在最後量刑時要考量的因素。
臺灣的刑事庭在我看來和民事庭沒有明顯區別，甚至比我們的民事庭還要祥和、安靜，沒有暴戾之氣。我想，這與它的法律保障基本人權，它的審判程序保護人的自由與尊嚴，它的刑罰人性化，都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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