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碧城（1883—1943），字遁天，號碧城，法號寶蓮，安徽旌德人。她傳奇的一生展示了近代中國女性從香閨閣秀到啟蒙精英的艱難歷程，以及在動蕩歲月中永不妥協的抗爭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追求。在天津生活的近二十年見證著她人生最重要的成長時期，她以自己的傳奇彰顯出天津近代城市精神，天津則用其城市文化滋養著她的蛻變與成長。
呂碧城12歲左右遭遇父親去世、夫家退婚等家庭變故，之後一度寄居在天津塘沽的舅舅家。從客居舅家時所寫的閨閣之作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多愁善感、思維活躍、受過良好教育的傳統女子。當時在天津這片思想活躍、民風開化的地界，呂碧城蠢蠢欲動的心開始萌發，在一次與舅舅的爭吵之後，她離家出走了，開啟了人生新篇章。這次出逃不是簡單意義的出逃，是帶有反封建意義的叛離。呂碧城因緣際會認識了影響了她一生的人──英斂之。英斂之是當時《大公報》的主理，她的出現恰好迎合了當時女性解放、女學高漲的社會需求。1904年，呂碧城以一首《滿江紅·感懷》進入大眾視線，「一時中外名流投詩詞鳴欽佩者，紛紛不絕。」從此她的人生與天津這座城市的女性解放與女學運動緊密相連。
呂碧城通過報紙媒介平臺建立學緣關係，進一步發展並壯大了自身的社會關係網，在天津結識了秋瑾、嚴復、英斂之、增樊祥、袁寒雲、李經羲、費樹蔚等社會文化名流。經過英斂之的提拔與推薦，她開始結交政界要員如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天津海關道唐紹儀等。1904年10月3日，呂碧城撰寫《天津女學堂創辦簡章》，據英斂之日記記載，「袁督許允撥款千元為學堂開辦費，唐道允每月由籌款局提百金作經費。」在各界人士的齊心協力下，1904年11月7日，北洋女子公學成立，呂出任總教習。兩年後，北洋女子公學更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年僅23歲的呂碧城升為校長。自1904年起，呂氏以《大公報》為主要陣地，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提倡女學的文章，如《論提倡女總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又堅忍之志》《興女學議》等，集中表達了她關於女權的主張與女學的具體實踐。她的興女學不是傳統意義的女學，而是將女性的性別教育過渡為人的教育轉變。她批判好古尊聖、男尊女卑，主張「授以實業使得自養，必能自養而後自立，能自立而後能講立身之道」，並將女學提到了國家興亡的高度。她認為中國近代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視了女子教育，「故有賢女而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這些進步的思想與當時天津女性覺醒的大眾氛圍有著直接的關係，北洋女子公學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天津許多社會名流的支持，這也為北洋女子學堂的開辦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條件。
從一個舊時的閨閣詞人到現代知識女性的蛻變，是呂碧城在擺脫血緣、地緣之後，進入天津這個都市空間得以完成的。呂碧城出身於官宦家庭，從小接受傳統詩書教育，是一個傳統的大家閨秀，但由於家中無父，亦遠離大家族，更易擺脫作為男性附庸的束縛。呂氏由於遭遇父亡、退婚等家庭變故，個體實現了婚姻的自主。
除了婚姻，近代女子艱難的解放之路還主要是通過教育、就業這兩個方面得以實現。天津是中國最早的工業城市之一，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女性在這裡可以找到謀生自立的職業，這為女性思想解放、女學運動提供了物質基礎與歷史契機。呂碧城在津發表的諸多作品，都表達了對女性德智體全面的關注，以及對經濟獨立的推崇。1904年，年僅21歲的呂碧城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編輯，爾後藉助大公報的傳媒平臺，辦學女、興女智，成為女性職業精英第一人，開中國近代之先河。在後來的生活工作中，呂碧城接受了很多開明的現代思想，成為她人生成長道路上的助推劑。當時的天津聚集了很多思想開明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學者，如嚴修、嚴復、盧木齋等，他們一致主張西方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精神，並引領著社會變革之風，這些人才的聚集亦是天津從傳統城市向現代城市轉型的具象表現。1907年，嚴復先生赴京途中造訪呂碧城，並介紹外甥女何紉蘭與之相識，為呂的《女子教育會章程》撰序。1908年，嚴復出任北洋新政顧問官，應邀為呂講授名學，即嚴復的最後一部譯著《名學淺說》是在教授呂碧城之後完成的。
國際化的視野開闊了呂碧城的眼界和思想。作為北洋女子學堂的第一任女教習，她深受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文章中多次援引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如若安達克、笛卡爾、盧梭等，以達到啟蒙開智的效果。1904—1906年間，呂碧城在《大公報》上發表的一系列關於女學的文章，尤其是德智體三育並行的構思展示了她嚴謹的邏輯構思，從介紹、呼籲到落實細化女學運動，她推動了中國北方女子教育的先河，尤其是女子教育的現代學科分類以及所標舉的融中西所長的教育理想，開啟了中國女子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來源於19世紀英國教育家斯賓塞，北洋女子學堂用這種現代教育理念培養了郭隆真、鄧穎超、周道如等一批傑出女性，為後來的五四婦女解放運動儲備了不少人才。
呂碧城無疑是時代的弄潮人，這與當時的天津城市精神與氣質有著桴鼓相應的必然聯繫。在天津生活、工作的荏苒時光將一個晚清的香閨閣秀歷練成長為一名現代的女性啟蒙精英，是這座城市包容、開放、現代之精神予之以成長和蛻變的養分。她與天津的故事更像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彼此成就、互為詮釋，共同書寫著近代津沽大地的歷史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