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一詞既可以用來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來形容政治運動，同樣十分貼切。因為兩性關係與政治生活具有一種高度的結構相似：兩者都始於某種人生理想，都會有制度性的「常規狀態」（婚姻和政體），也都內在地蘊含著革命的潛力——或出於對苦難不公的抗爭，或出於對平庸無聊的反叛——走向顛覆制度的「反常規狀態」（解體與變革）。而電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蘊含了這雙重意義，它是一個關於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時意味深長地指涉政治。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尋味。
當然，僅僅出於片名的「象徵性暗示」就去執意探尋其政治含義，會有「過度闡釋」之嫌。但原作者的一段告白明確無誤地支持這種闡釋。這部電影根據理察·亞芝（Richard Yates）1961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亞芝在1972年的一次訪談中吐露了他的政治意旨：這部小說「更多的是作為對1950年代美國生活的一種指控。因為在五十年代，整個國家存在著一種對遵從性（conformity）的普遍欲求，即盲目地、不惜一切代價地拼命依附於安穩與保障……這一切困擾著很多美國人，他們感到這是對我們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徹底背叛。而主人公愛普爾·惠勒（April Wheeler）身上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我用這個書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經在五十年代走入絕境」。或許，只有從「革命精神」之生死的角度來解讀，才能領會作品的寓意。
在美國東部的小鎮上，有一條名為「革命」的郊區小路。住在「革命路」上的惠勒（Wheeler）一家幾乎是1950年代「美國夢」的縮影：丈夫弗蘭克（Frank）在紐約一家大公司擁有穩定的工作，妻子愛普爾（April）做家庭主婦，照看兩個孩子，時而參加業餘戲劇演出。一家四口享受著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生活。但是，這個標準的幸福生活卻潛伏著危機：日復一日的常規生活吞噬了夫婦間曾經的激情，而他們最初的鐘情恰恰是發現彼此「與眾不同的激情」。
在妻子的動議下，丈夫應和著，兩人籌劃了一個家庭「革命」計劃——拋棄眼前的一切，辭去工作，賣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開始全新的生活！他們為這個計劃激動，此後的日子浸潤在夢想的光澤之中。同事和鄰居在驚訝中讚嘆他們的勇氣，背地裡卻懷疑他們的冒險「太不現實」，而這種懷疑更像是在竭力迴避觸碰自己甘於平庸的懦弱。只有一個從精神病醫院出來的瘋子數學家由衷地為他們的巴黎革命計劃叫好。然而，革命陣營不久就分裂了。丈夫是搖擺的機會主義者。在一個難得的晉升機會來臨之際，他退縮了，開始向他曾強烈抨擊的現實妥協，並試圖用各種託辭勸說妻子放棄革命——「巴黎」太過冒險，而且未見得比這裡好多少。最終，「巴黎」成為妻子一個人的夢想，一個狂熱革命者的孤獨希望。夫婦之間開始爭吵，面目猙獰、情緒癲狂。最後一個清晨平靜得出奇，但這是絕望的預兆，而絕望正是死亡的前奏……
一場流血的夭折的革命，這是婚姻的悲劇，也象徵著政治的悲劇。在影片中，「巴黎」正是浪漫主義革命的意象。的確，沒有什麼地方會比巴黎更勝任這個象徵符號了。這個浪漫之愛與激進政治的聖地，是激情與靈感的不竭源泉，是夢想者的精神故鄉，是「生活在別處」的寄託。但同時，巴黎也可能是蠱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覺，是烏託邦引導的一場噩夢。一個人對於「巴黎」的態度就是其（對愛情與政治）立場的最終檢驗。導演門德斯（Sam Mendes）明確站在「巴黎」這一邊。電影對女主人公愛普爾·惠勒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散發著奪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劇命運也令人動容嘆息。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如何面對心中的「巴黎」？我們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裡？
也許，悲劇並不是註定的。令人遐想的是故事的另一種可能走向：假如弗蘭克·惠勒並沒有得到那個晉升機會，或者，假如他面對「體制的誘惑」沒有動搖，最終和妻子一起踏上奔赴巴黎的革命之路，那又會怎樣？會終結於「王子和公主從此開始了幸福的生活」嗎？還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後」的困局？
當時的主人公只有猜測。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之路」會將他們帶入1960年代的狂飆歲月。他們或許會在「五月風暴」中走上巴黎的街頭，加入抗議示威的人流。或許，會像貝託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電影《戲夢巴黎》（The Dreamers）中的幾個年輕人那樣，「深度探索」生命的「詩意」，領略最為極端的感官體驗。或者，如果有足夠耐心，他們無需親身前往巴黎，因為後來「巴黎」來到了美國，開啟了世界性的激進運動。那又會是怎樣的情景？他們會像是李安在電影《冰風暴》（The Ice Storm）中所描寫的那對夫婦嗎？或者別的什麼？
無論電影有多少可能的結局，歷史的發展卻是：1960年代的激進運動退潮了，「巴黎」返鄉了，失去了象徵性的光環，蛻變為一個簡單的「地理」名稱，然後是保守主義的強勁回潮。放縱不羈的感情「回歸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宰制之中。如果惠勒夫婦生活在1990年代，那麼導演門德斯的另一部作品——他的電影處女作《美國麗人》（American Beauty）——或許提供了再好不過的寫照：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可能變得更為壓抑、可憐、卑微而絕望。因為「巴黎」已經來過了，幻滅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絕境，而夢想仍然無處安放。
誰斷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場無疾而終的「戲夢」？我們就此可以「告別革命」而心靜如水了嗎？
愛情與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相似並不是表面的。在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讀出兩者在存在論意義上的親緣性：兩性關係與政治生活都是「愛欲」（Eros）的表達與安置，愛欲之「解放與壓抑」的衝突是文明的永恆主題，同時發生在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中。
就是在小說《革命之路》發表的那一年，馬爾庫塞為《愛欲與文明》寫下「1961年標準版序言」。文章指出，他提出「非壓抑性生存」這一概念，旨在表達一種向文明的「新階段」過渡的可能，就是要在精神上和物質上「解放迄今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壓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滿足」。但馬爾庫塞的理想並不是力比多的直接簡單的釋放，而是他所謂的「非壓抑性升華」——「性衝動，在不失其愛欲能量時，將超越其直接的目標」，將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各種關係「愛欲化」。而在「1966年政治序言」中，他更為明確地呼籲「愛欲化」的政治鬥爭：「在今天，為生命而戰，為愛欲而戰，就是為政治而戰。」文明對於愛欲的禁忌是弗洛伊德的論題，但在馬爾庫塞的批判中，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產生了「額外壓抑」，形成一種新的控制形式，使現代人成為一種「單向度的人」。
對於現代文明類似的思慮與憂患，在韋伯對現代性「鐵籠」的論說中、在阿倫特對經濟事務侵吞「政治行動」而出現的「社會」的反思中、在福柯對微觀權力與技術治理的診斷中，都有所表述。問題是真實而深刻的，只是出路何在？卻一直朦朧不明。
也許，無論是愛情還是政治，愛欲的所有「實現」方式都不得不落實在某種制度的形態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著某種桎梏，都有「安頓」與「逃離」這兩種反向的「圍城」效應。我們永遠會面對「平平淡淡才是真」與「轟轟烈烈才是真」這兩個至理名言。那麼，是否要打破枷鎖走向革命？這不僅取決於客觀的現實狀況，也取決於每個人對現狀的闡釋與判斷。如果是兩性關係問題，那至多是風花雪月的哀傷。但如果言及政治，那麼會是攸關千萬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
許多信誓旦旦的「思想創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夢幻。也許，永遠存在著第三條道路：在平凡中眺望遠方的巴黎，反觀此刻的庸碌與乏味，在憤怒出離的衝動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與餐桌上的食品，並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後」的嚴峻問題。然而，第三條道路總是脆弱的，它要求審慎、耐心、智慧以及長程的視野。這在美學上毫無吸引力，既無風雅，也不夠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責在於，這不只是美學趣味與心理氣質的問題，而是一個正當的政治問題。因為所有折中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話語，都可能成為「維持現狀」的藉口託辭。
對於「愛欲」的言說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會飲篇》，其中蘇格拉底轉述狄歐蒂瑪的說法，愛欲並不是欲求美，而是欲求在美的身體或靈魂中「生育繁衍」，由此凡人可以達到永恆與不朽，「愛欲是奔赴不朽」。然而，在《理想國》之中，蘇格拉底也談論過「愛欲的癲狂」——突破一切節制與審慎，奔赴不朽，導致暴政。「巴黎」永遠是一個選項，無論在想像之中，還是在實踐之中。
如果擁抱「巴黎」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麼沒有「巴黎」的世界則是毫無生機而不可承受的。我們永遠會處在「安頓」與「出走」的緊張之中。這不是因為我們保守或激進，是左派還是右派，而是因為我們是人類，這是我們存在的地平線。於是，我們記起亞里斯多德的教誨：在政治與倫理行動中沒有公式化的原則可循，我們需要一種「實踐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裡？又何以前往？這是極為深刻的政治問題。只是審慎的人們會記得，我們當下身處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時彼處曾經的「巴黎」。
本文發表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