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由中華書局與旅順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主辦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此次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收入「旅順博物館收藏新疆出土文獻」的漢文部分，共計26000多片，幾乎全部為大小不一的紙質殘片。內容以佛教經典（包括佛經、註疏）為主，還有道教文獻、傳統四部典籍、官私文書、寺院禮儀及民間佔卜文書，時間跨度上至西晉，下至元朝，幾乎構成了公元3世紀至13世紀整個寫本時代和早期印本時代的中國漢文文獻的面貌。在此次整理出版之前，是國內已知敦煌吐魯番文獻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被稱為敦煌吐魯番文獻「最後的寶藏」。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據《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主編之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介紹：「2015年，旅順博物館決定正式啟動『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整理計劃，王振芬館長特地來到北京，與我們商議如何實施整理計劃，於是形成了旅順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整理團隊，並確定由中華書局出版。隨後從北大中古史中心申請到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項目，中華書局則申請國家出版基金立項。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上述三個科研單位，以及來自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老師和同學，前後計有近五十位參加了整理工作。」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內頁最終呈現出來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圖版共32冊，全彩版，基本原大印刷，每一殘片均有編號，絕大部分被定名。另將解題部分匯總成冊，並編制題名索引，共3冊，以便研究者快速瀏覽和分類檢索。
與會者合影在座談會上，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學教授段晴、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正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劉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於志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肖、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劉屹、中山大學教授姚崇新等來自敦煌吐魯番學、西域歷史語言、吐魯番文獻、中古史、書法史、新疆考古、宗教史研究等各領域的多位專家，就《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術價值以及敦煌吐魯番學的歷史回顧和未來發展進行了討論。「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來源
在座談會上，《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主編之一、旅順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王振芬詳細介紹了這批文獻從新疆出土、日本暫存、整體回流的輾轉過程以及跨越一個世紀之久的整理和研究，以下為精簡部分：
「二十世紀初，日本西本願寺第22代主持大谷光瑞步西方後塵於1902至1914年間三次組織所謂『中亞探險隊』，對包括我國甘肅、新疆等地在內的西域地區進行以考古探險為名的文化劫掠活動。旅順博物館所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就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主要來源於吐魯番地區，少量來源於庫車、和田等地的古城址、石窟寺和墓葬，為區別於同樣來源的胡語文書，稱為漢文文獻。」
「1914年5月，大谷光瑞因為寺院內部事務而辭去主持之位，1915—1916年這些保存在日本神戶六甲二樂莊的文物開始了分散歷程。運到旅順的具體年份是1916年4月，它是隨著大谷光瑞本人移居旅順而帶回的。而帶回的部分是大谷探險隊所獲文物的主體，在西域文物流散史上是唯一整體回流的一批。」
旅順博物館早期整理文書的成果據王振芬介紹，2003—2006年首次對這批資料開展規模性整理研究。2015年，作為教育部重大項目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整理與研究」正式啟動，首次進行全面整理，「榮新江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嘔心瀝血，歷時六年初步完成了這項工作」。對於「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回歸以及整理出版，《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主編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孟憲實表示：「在近代中國文物的悲慘故事中，只有少數以喜劇結尾，而這批文獻就是其中難得的代表。」
全面整理之前，學者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關注
從1916年這批文獻由日本運至旅順，到2015年全面整理工作的正式啟動，用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這期間，一直有學者不間斷地關注著這批資料。座談會上，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講述了自己對這批文獻的關注：
「我關注旅博文獻始於三十多年前。我們知道，旅博文獻26000多片，與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文書8000號同源，從二樂莊時期就開始整理，但一直都只是零星整理，從未大規模展開。因而業師唐長孺先生領導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很早就將旅博文獻列入整理計劃。大約1984年，唐師專門派李徵先生赴旅博了解情況。李徵先生回來向唐師匯報，說：旅博文獻裝在幾個大麻袋裡，有幾萬片之多，主要是佛經殘片，世俗文書很少。當時沒有可供檢索的電子佛典，人工比對佛經殘片工作量巨大，整理組只剩七個人，還有各自的工作，明顯沒有能力承擔。此事就沒有再提。」
二樂莊時期的整理成果「2003年至2006年，旅博與日本龍谷大學合作整理其中佛經。日本成員中的土肥義和先生、片山章雄先生是我的舊識，每次從旅博返國，途經北京，都要請我聚會，介紹整理的新發現。我最早知道從旅博文獻中發現西晉《諸佛要集經》殘片，還有沮渠氏北涼承陽三年（427）《菩薩懺悔文》殘片，就是他們告訴我的。我自然非常震驚！從而也勾起了我對李徵先生赴旅博了解情況的回憶。」「2008年7月，我懷著完成唐師遺願的心情，私訪旅博，得知旅博與日本龍谷大學合作整理的佛經殘片十分有限，大量文獻還有待整理。我當時剛調到故宮博物院不久，不太可能組建具有相當規模的團隊從事旅博文獻整理工作。於是，我找到陳國燦先生，希望他能承接這項整理工作。2009年4月，陳國燦先生帶劉安志君去旅博考察，回來告訴我，他已退休多年，很長時間沒有招收學生，短期內恐怕很難組建團隊承接這項整理工作。此事就又不了了之。」
榮新江也回憶了此前對這批文獻的關注：
「我是1988年參加北京舉辦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學術研討會時，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配合會議的一個展覽上，初次見到旅順博物館所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的真面貌，雖然只有幾件，但很亮眼。1990-1991年我到日本龍谷大學訪學，每日所在的西域文化研究會的研究室就在大宮圖書館內，這裡收藏著大谷探險隊所獲文書的另外一部分，就是1945年匆匆從旅順運回去的兩大木箱中的文書，所以那時有機會看了全部大谷文書的縮微照片和部分原件，而西域文化研究會的研究室裡，也有不少有關旅順博物館藏品的文獻，讓我更加多地了解了這批文獻的價值。回國後，曾在1995年與龍谷大學的上山大峻、小田義久、木田知生三位先生一起訪問旅順博物館，得以更加清晰地見到旅博藏新疆出土文獻。」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出版和學術價值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出版，是首次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進行的全面整理，其意義與價值不可估量。另外，雖然藏品從收入到出版經歷了很長時間，但也「因禍得福」，整理者得以藉助經濟和技術發展帶來的便利條件在較短時間內高質量的完成整理，並且全彩原大的印刷工藝為學者今後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方便。因此，與會學者就這批文獻本身的價值以及整理出版工作的意義展開了討論。
首先，榮新江從敦煌吐魯番文獻整理出版歷史的角度進行了比較：
「由於大多數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日本探險隊在敦煌、西域獲得的出土文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個別的或局部的陸續發表，所以給學術研究造成很大的障礙。從1990年代開始，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界和中國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開始以大型（8開）圖錄的形式整理出版，包括《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以及各家小一些的收集品，如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甘肅各家館藏、浙藏等，《英藏敦煌文獻》雖然開了一個好頭，但限於出版經費的條件，只收錄『佛經之外的文獻』，所以不全。這些圖錄為學術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但現在看來，一個最大的缺點是黑白圖片，很多原卷的情況還是不夠清楚。吐魯番文書的情況更不如敦煌，圖錄的出版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唐長孺先生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精裝本，四大冊，可惜也是黑白圖版。」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保護傳統文化的意識更加強烈。在國家出版基金和一些出版單位、學術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敦煌吐魯番文獻開始有了全彩版的合集出版，如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200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這次我們出版的全彩版32冊八開本《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可以說是敦煌吐魯番文獻中規模最大、學術含量最深厚、印刷水平最高、定價最低的一套。精美的印刷品不僅能夠讓熱愛書法的學者保藏，也給研究中古歷史文化、絲綢之路、中國傳統文化在西域等等許多方面提供豐富的素材，必將大力推進西域史、絲綢之路史等方面的研究。」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內頁除此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正建還總結道：「此次出版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展示了新的分類（據凡例，不是簡單分為佛教文獻與非佛教文獻，在非佛教文獻中又分為典籍和世俗文書兩類，這是古文書學的立場）、新的著錄（比如少有地給出了電子佛典的位置、編制了索引等），使文書各項內容表述更加清晰，使用更加便利，具有非常專業的水平和特色。」對於《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學術價值，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劉屹表示：「這26000件吐魯番文書，是目前為止可以對吐魯番歷史文化認知帶來最深刻和最本質性理解的一批材料。有了這批材料，吐魯番地區的文化、知識、信仰的歷史框架，基本可以在原有認知基礎上，從一個新的層面上更加豐富而生動地建構起來。今後吐魯番再發現新的出土文書，很可能也只是添磚加瓦，錦上添花，估計難有認識結構上的改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於志勇表示：「《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出版，樹立了新時代出土文獻整理和基礎研究保護的新典範，將積極引領和有效地推進新疆地區出土各類文書的整理和研究。」
「眾所周知，『吐魯番出土文書』是重要的國家寶藏，相關整理和研究成為了20世紀出土文獻保護整理和研究的佳話。由於時代所限和諸種原因，出版的圖錄本和錄文本，留有許多缺憾和不足。21世紀初，吐魯番新獲文書的整理，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率領的團隊高起點，高站位，倡導方法創新和總結，堅持國際視野和水準，取得了重大成果，為吐魯番文書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應當又是一個新的裡程碑和標杆。」
整理團隊在校核原件王素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出發，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價值進行了具體評價：「對至於旅博文獻的價值，我想也應是毋庸置疑的。我一向認為，只要是古代遺留下來的文獻，哪怕是片紙隻字，也都是有價值的。包括『四部書』在內的各種世俗文書雖然不多，且都是殘片，但對研究高昌的學術與文化至關重要。佛經中，大家一般都關注『疑偽經』，而我關注的是高昌譯經。因為高昌不僅是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站，也是佛教進入中國後的第一梵漢翻經道場。如《大正藏》所收《賢愚經》題『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大方等陀羅尼經》題『北涼沙門法眾於高昌郡譯』，《佛說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題『北涼高昌國沙門法盛譯』，《菩薩戒義疏》六種譯本中的第三種是『高昌本』，《天台菩薩戒疏》提到『高昌等文』亦指高昌譯本。類似記載不少，但肯定並不全面。1994年，我撰寫《高昌佛教叢談》系列文章，一共五篇，用韻文形式起了五個小標題，依次為：《佛教東傳此濫觴》《梵漢轉讀譯經忙》《僧剎佛宇香火長》《釋子闍梨業輝煌》《優婆供養慨而慷》（臺北《南海菩薩》雜誌第134至138期連載）。第一篇即談高昌是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站，第二篇即談高昌是佛教進入中國後的第一梵漢翻經道場。1996至1997年，我又撰寫《吐魯番出土佛教寫經漫談》系列文章，一共十九篇（臺北《南海菩薩》雜誌第160至173期連載）。說明我對高昌譯經的關注由來已久。旅博文獻中的佛經殘片數量巨大，相信不少是在高昌翻經道場轉譯佛經的殘片，這是一個尚待發掘的寶藏，值得深入細緻地研究。」
黃正建還從他感興趣的世俗文書方面分析了《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價值：
「旅博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據介紹有26000片之多，其中2萬片左右為佛教經典，其他除道教等文獻外，世俗文書也有不少，儘管沒有統計數字，估計怎麼也得有上千件吧。我不懂宗教，對世俗文書還是比較關心的。從披露出來的信息看，世俗文書中有佔卜文書、法律文書、官私文書、帳簿文書等很多種類，非常值得期待。比如佔卜文書，據稱有十數件（前言38頁），就很值得期待。據介紹，這些佔卜文書中有宅經，這件宅經『圖式的整體方向是反著的』（前言38頁）就很有意思。我們知道敦煌佔卜文書中的宅經的圖都是上南下北，不知這件宅經是不是也是上南下北，還是上北下南。另外『律呂書』也很少見。整理者段真子似乎開始將其定名為《易》類典籍殘片，後來才定名為律呂書（這也可以看到研究的進步對定名的促進），雖然不是準確定名，但考辨細緻，給出的定名方向還是對的。這是敦煌佔卜文書中所沒有的佔卜類型（當然『律呂書』可能也未必是佔卜文書），有重要學術價值。吐魯番出土佔卜文書中有與敦煌佔卜文書不同的佔卜文書，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我在分析大谷文書中的佔卜文書中提到過（例如大谷3272+3769+3634號文書中的甲申猴，火命，貞觀十年；乙亥豬，金命，景雲二年之類，就不見於敦煌佔卜文書）。吐魯番佔卜文書與敦煌佔卜文書的異同，引人注目。此外還有官文書。據介紹，旅博所藏漢文文書中有一組開元二十三年閏十一月的西州官府文書，還有幾件十二月的官文書（前言37頁），其內容都很令人期待。」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整理工作的難度和特點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難度極大。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郝春文從自己的專業和整理經驗角度出發，總結了三點：
「首先是絕大部分都是殘片，需要考訂其性質、名稱和年代，雖然是現在有了多種典籍檢索系統，但完全落實每件殘片還是海量的工作量。」
「其次是內容龐雜，涉及多個學科的諸多領域。王素說過，『全面整理比專題或分類整理難度大』，我很同意。專題整理時，遇到不懂的可以暫時繞開。全面整理卻只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要弄懂一個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的殘片當然要比比對出自己熟悉領域的殘片要花費更多的功夫。」
「最後，26000殘片的編排、校對也是海量的工作量。編纂者的工作底本要和製版的圖版一一對應，也是一項極為複雜的工作。」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原件一頁黃正建總結出這次整理工作的幾大特點：「特點之一是碎片多就要求整理者有更宏觀的立場，才能對這麼多碎片有整體把握。這個立場就是寫本學和傳播學的立場。整理者認為只有自覺站在寫本學以及傳播學的立場來整理這批文書，才能不斤斤計較於個別字的異同，而是從寫本時代特徵，即寫本錯漏是常態的角度判斷其內容性質，進而指出抄寫者既是文獻的接受者也是文獻傳播者，因此抄寫者往往（站在當地的實用角度）擅自增刪，造成文本的不同，而各種文字相異的文本，其性質則是相同的，以此來定名和確定時代。」
「特點之二是碎片多就要求整理者有更廣博的辨識和思考能力，對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與整理對象相關知識更加熟悉，才能有所進步。經過檢索得來的結果，如果不進行分析，只是客觀放在那裡，就不能得出正確的定名或定時代。比如王振芬、孟彥弘整理的經錄，判斷出與方廣錩所說的龍興寺經錄其實不盡相同，進而指出有兩種經錄，一種是正規的通行全國的，一種是當地的為一個寺院服務的，這是很重要的結論。孟彥弘在整理《佛說救護身命經》時，看到兩種系統寫本著錄的矛盾，由此提出可能一種是疑偽經，一種是真經的看法，也是一個很好例證。檢索容易，增加了分析的難度，而只要對檢索結果認真分析，就能得出比前人整理更正確的結論，這是項目組成員普遍能取得很大成績的重要原因之一。」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內頁「特點之三是整理者並非孤立地整理碎片，而是將其放到該文獻殘留全部寫本中，放到該文獻在當時的流傳與流行中考慮，以揭示其價值和作用；同時考慮該文獻的用途（例如是學生用還是官學所藏還是官府抄寫等等）或功能（是作為經典作為典籍還是實用）；考慮當地的知識體系（是面向普通民眾還是面向高層精英等等）。這樣就克服了碎片的孤立形態，使其成為該文獻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特點之四是碎片斷代之難，倒逼著整理者採用文書學的方法，即從紙張、格式、字跡等去斷代，產生了以史睿研究為主的筆跡鑑定的理論和方法，他稱之為『基於書體及風格分析、筆畫分析、部件分析、字勢分析的書法斷代方法論』（前言41頁），並運用到了整理實踐中去。項目組成員都在學習使用這一方法，當然以史睿運用的最純熟，例如他關於《俱舍論頌釋序》寫本的整理研究，用章草運用的優劣來斷代，進而提出兩種寫本對象的不同（後期文本拙劣地模仿章草），一是面向飽學之士，一是面向普通信眾。分析十分精彩。其他利用筆跡、格式來斷代的還有很多。可以說這一方法論的誕生（雖然還不夠完善），是這次整理工作中的一大收穫，為以後文書碎片整理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斷代方法。」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研究》除此之外，郝春文還認為，相較而言此次整理的標的很高，也帶來了一定難度，「這次整理的標的是『站在寫本時代吐魯番文獻的角度，建立該時代、該地區的文獻體系』，不過也確實可以提高整理工作的整體水平。我看課題組成員發表的論文，很多都是奮力開掘文獻殘片的深層次含義，應該說就是這個標的引領的結果。」「建設專業高效團隊是整理大宗出土文獻的質量保證」
此次座談會上，王素的發言主旨為「建設專業高效團隊是整理大宗出土文獻的質量保證」。這是他多年來的經驗以及對此次「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整理工作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得到了與會學者的普遍認同，大家都對這次整理工作對於學術隊伍的培養給予了肯定。
王素在座談會上分享了他為《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申請國家出版基金資助所撰推薦書中的評價：
「旅順博物館的藏品，少有整卷，多為極小的殘片，很難比對，要想系統整理，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需要組織一支專業高效的整理隊伍。本項目的整理，由旅博與北大等單位合作，王振芬、孟憲實、榮新江領銜，組織了多位專業人員參與，其中不乏眾多具有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經驗者，如朱玉麒、史睿、遊自勇等，都曾參加《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這支團隊在整理出土文獻和培養人才方面可謂碩果纍纍。可以說，本次對旅博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是有質量保證的。」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整理工作現場在郝春文看來，「出土文獻整理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研究工作，需要動手參加時間，光靠聽課是很難學會的。所以，組織研究生參加課題研究，是非常有效的培養人才手段，比如北大、人大和首師的很多研究生參加了項目（田衛衛、李昀、包曉悅、張凱悅、沈琛、徐維焱、劉敏、嚴世偉、陳耕、陳燁軒、劉禕、任柏宗、宛盈、吳曉豐、李庭煙、張志傑、徐姝、李正一是北大研究生；段真子、何亦凡、馬俊傑、卜天舒、景凱東、蒲宣伊是人大的研究生；趙洋、馮璇、朱義德、王典典、王鵬是首師的研究生），期間受到了文書整理和研究的具體訓練。這實際是給中國的敦煌吐魯番學培養了後備軍。」對此，中山大學教授姚崇新也表示，學術界對於這種範式也是廣泛認可的：「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了，比如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鄒逸麟先生，曾經在回顧譚其驤先生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一裡程碑式的學術成果時，有一個回顧性的表述，強調了重大科研項目對人才培養的重大意義，原話是『一項大的科學研究最後得到的不單單是研究成果，而且能帶出一批學者，能夠讓學科向前推進一大步。』」
整理團隊在校核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子凡代表整理團隊的年輕人進行發言，匯報了成員在這次文書整理工作中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文書整理過程中，圍繞著這批旅順文書，同學們和旅博的青年學者在各位老師的指導下共發表論文近20篇。內容包括儒家典籍、史書、佛經、道經、官文書等各個方面，發表在《文史》《文獻》《中華文史論叢》《敦煌吐魯番研究》《吐魯番學研究》等刊物上。這些都是在旅博文書整理過程中不斷努力學習的成果，既基於旅博文書，又不限於旅順文書，例如朱月仁、何亦凡對《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縣戶籍》的研究，利用旅順博物館藏文書、大谷文書、書道博物館藏文書和俄藏文書，綴合、復原了這件戶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我們有幾位同學作為代表參加了『旅順博物館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國內外學者面前展示了我們學習的成果，獲得了各位老師尤其是與會日本學者的肯定和鼓勵。」
《絲綢之路與新疆出土文獻：旅順博物館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劉子凡表示，參加旅博文書整理的寶貴經驗，對成員的學習和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例如段真子《國家圖書館藏「八相變」的寫本學考察》，考定出國圖藏BD3024《八相變》是由具有不同版本來源、抄寫時間不一的六組寫本粘貼而成。就是注重研究實踐和寫本細節的一種寫本學研究，這一成果也很榮幸獲得了郝春文老師的表揚。又如，何亦凡對於《論語》鄭玄注的研究，就是從旅博寫經整理的寫本學經驗得到啟示，進行了一些新的整理。又如趙洋、包曉悅關於官文書的研究、馬俊傑關於告身的研究、沈琛關于姓氏書的研究，以及我對大谷文書中的唐令殘片的研究等等，都是受到了文書整理的深刻影響，也得益於文書整理過程中學習的知識和積累的科研能力。」對於團隊在具體工作上的協作，榮新江分享了最後校對工作中的團隊協作以及在疫情期間所克服的困難：
「從2019年開始，陸續開始進入排版和校對的階段，在中華書局的圖錄排出一批以後，參加項目的老師們進入一遍一遍的校對工作。按照我們的工作程序，我們六位老師：孟憲實、榮新江、史睿、遊自勇、孟彥弘、朱玉麒，還有兩位青年學者段真子、劉子凡，每人每校都看一遍，這樣反覆校對。今年年初開始，受到疫情影響，停頓了一段時間。但疫情稍微好轉，我們就開始重啟校對工作，一般做法是遊自勇開車從中華書局把校樣運到北大西門，我們從西門用板車由史老師運到朗潤園的中心，我們北大的三位校完之後，再運到校門交給段真子，帶回人民大學後經孟憲實和真子校對後，送首都師大遊自勇校，期間孟彥弘、劉子凡通過網絡或微信，做相應的查核工作，最後由遊自勇送回中華。後來北大校門可以預約進入，各位老師基本上集中來北大中古史中心做校對工作，後來趙洋加入，幫忙製作《總目索引》，也參加部分校對工作，還有先期回京的個別同學。最終克服疫情帶來的種種不便，按期交稿，排版印刷，順利出版。」
孟憲實老師在疫情期間用推車運送校樣除此之外，與會學者還對博物館、學者和出版社開放、真誠以及專業的合作方式非常讚賞，希望這種模式今後能夠得到更加廣泛地運用。劉屹認為，「王振芬館長為代表的旅博館方作為文物收藏家的境界與胸懷，榮新江先生的學術眼光和一貫秉持的國際學術規範和標準，徐俊先生作為出版家的魄力和執行力，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兼具，互相成就。」
整理團隊在旅順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李肖也表示，「用我自己的親身感受，收藏地或者出土地的方面如果缺乏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沒有政治和學術的擔當就不太會容易很快將出土的文物文獻轉化出來。但大連市和旅順博物館很有這方面的擔當和大局意識，積極聯絡學界將這些藏品轉化為學術成果和社會財富。」北京大學教授段晴也認為旅順博物館值得大加讚賞，「不是所有博物館都有如此開放的心態，並且旅順博物館非常有眼光，選擇了國內目前水平最高的團隊。」
基於《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可能的延伸研究方向
相關領域學者還分享了他們對今後「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展望。
首先是劉屹做的三點總結：
一，吐魯番地區出土文書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研究：與德藏、英藏等中外收藏吐魯番文書的關聯性問題。藉助有出土地的線索來確定大谷探險隊這些出土地不明的文書。這方面可能還需要在更廣的範圍內運用電腦技術來解決綴合的問題。
二，1960年代日本《西域文化研究》六大卷，「金字塔式」的成果。中國學者已經通過《敦煌講座》來超越日本《講座敦煌》。下一步能否推出中國的《西域文化研究》，全方位展現中國學者在吐魯番文書為基礎的西域文化研究方面的進展？《旅博文獻》形成的這個團隊應該成為這項工作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在大谷探險隊所獲文書的整理研究方面，《旅博文獻》這套書展現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絕對優勢。在中古中國的出土文書整理與研究領域，我們實現了從「學習日本學術」到「超越日本學術」的跨越式發展。但關於大谷探險隊的歷史研究問題，我們國內關注還不夠。目前日本西本願寺系統的學者研究大谷光瑞形成一股熱潮，很多站在日本立場，甚至只是西本願寺立場的觀點和評判，需要我們了解並參與討論。
段晴認為，「一直說佛教的傳播是一個由西向東的『東漸』過程，但這部文獻很明確地反映出佛教向西域的回流。我覺得未來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榮新江提到的《善惡因果經》有粟特文的版本，不是從西域傳過來的，而是從中原傳來的。我對這個問題敏感是因為前段時間做了吐峪溝出土的一件粟特語佛經抄頁，有關金剛頂灌頂儀軌，明顯從漢文譯出，這就是回流。回流路線甚至涉及到南海、印尼。有不空等人的漢譯本。漢譯本出自中原，又傳播到西域，傳播到吐魯番，粟特人當中信仰佛教的信徒，又轉譯出粟特文本。回流最鮮明的例證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所以我認為這方面將來還是有很多可挖掘的礦藏。」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中的佛經殘片段晴還希望將來吐魯番的胡語文獻也能以圖版的形式整理出版，與漢文文獻一起完整地呈現西域的歷史與文化。姚崇新回應了王素和段晴的觀點，同時對接下來有研究空間的方向講述了自己的三點體會：
「首先，我覺得這一批文獻的出版對於漢地佛教與佛教藝術的回傳西域、中亞的研究應該有比較大的推動。這一點剛才段老師已提示了。王素老師剛才說得很好，他說高昌是梵漢翻譯的第一站。這裡我可以再補充一下，高昌其實也是漢地佛教和佛教藝術回傳西域的第一站。所以我認為這一批材料的出版意義重大。當然研究漢地佛教和佛教藝術回傳西域中亞這樣一個課題，僅僅是靠文獻也是不夠的。如果要真正的展開的話，我認為可能還是要將各類材料綜合起來進行研究。比如佛教造像遺存、石窟、寺院遺址等，就很重要。但是目前我們在新疆、中亞地區發現的一些材料，以及之前發現的相關造像資料，還沒有系統地加以綜合研究。特別是還沒有充分結合新疆出土的漢文佛典、文獻進行研究。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這批文獻的出版對於漢地佛教與佛教藝術回傳西域、中亞的研究意義重大，且前景可觀。最近我做了一個小課題，就是研究漢地觀音信仰回傳西域，我就發現繞不開高昌，所以我的論文題目的副標題是「以高昌地區為中心」，這個稿子已經完成了，而且也利用了旅順博物館課題組最新的整理成果。」
「第二個體會就是這一批材料的出版面世也可以進一步地推動西域佛教史和西域佛教社會史的研究。西域佛教史我想在座很多都是專家，大家都知道，從最早的羽溪了諦的研究開始，到現在也一百年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實質性的推動並不是特別大。有客觀原因，那就是各方面的基本的文獻資料沒有得到一個系統的整理和公布。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一定的難度，就是除了漢文的以外，還需要對西域中亞胡語佛教文獻、梵文佛典等，有總體把握。因此西域佛教史號稱難治。季羨林先生晚年的一大宏願就是撰寫一部《西域佛教史》，但因身體原因並沒有真正完成。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批材料的整理刊布應該對這一課題的研究起到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像材料中的一些疑偽經，不少是西域地區首次發現，是做西域佛教社會史研究的珍貴文獻。榮老師對它們的價值已做了初步歸納。」
「第三個體會就是，隨著這批佛典的刊布，我認為西域漢文藏經的建構工作的時機已基本成熟。過去我對這一課題雖然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西域漢文佛典整理工作一直在進行時中。現在看來時機差不多成熟了。我們可以整體觀察一下海內外收藏單位的整理出版情況，德國和日本收藏的比定和編目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柏孜克裡克新出的也整理出版了。旅順博物館的這一批是非常關鍵的一批，現在也正式出版了。所以我想建構西域漢文大藏經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提上日程了。」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殘片書法史學者劉濤認為，旅博所藏寫本文書的整理工作，史睿先生對無紀年的寫本作了書法形態的分析，以"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分為四個時期，並註明每個寫本的書寫時期。「這是過去寫本整理出版工作中所未見的一個大膽嘗試，也是旅博這批寫本文書整理工作的一個亮點。」「當然，對旅博這宗寫本的分期研究，很有必要繼續做下去。也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工作可做，即參照其他館藏署有紀年的敦煌吐魯番寫本作書法形態的對比，對旅博藏寫本書法形態(主要是楷書體)進行分類研究，從而建立寫本書體演進的座標系統。」
「旅博所藏寫本，包羅不同時代的書跡，而且具有書法藝術價值。雖然多是殘片，卻類似小品的書作，便於放大展覽。而且可以結合寫本書體的分類研究，舉辦本館寫本書法的分類展覽，既可展示這宗藏品的書法藝術價值，也展示了寫本書法研究的成果。」
「如果可行的話，旅博可以用這宗文書舉辦一些展覽，例如：一，常規性的寫本書法藝術展覽，展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殘片；二，寫本書法形態分類、演進展覽，與寫本書法形態分期研究結合。這樣的書法研究展覽，對於今天借鑑古代書法，對書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也可培養本館寫本研究的專業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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