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歐美吐魯番出土文獻主要收藏在德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等。筆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中做了一些介紹；在《知見錄》完稿後，筆者又有幸多次走訪德、英、美、俄等國，對各地吐魯番文獻的收藏和研究狀況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歐美所藏吐魯番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現狀與評介》一文中做了補充；近十幾年來，筆者陸續發表了一些相關成果，本文就新獲收吐魯番文獻的館藏情況加以介紹，並對其文獻價值略作闡述。
關 鍵 詞：吐魯番文書 儒家經典 醫學文書
作者簡介：榮新江(1960- )，男，天津市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隋唐史、中外關係史、西域中亞史、敦煌吐魯番學等研究。
與敦煌文獻相比，吐魯番文獻的來源複雜，分別來自吐魯番盆地多處遺址，有城址，也有石窟(千佛洞)，還有墓葬，大多數比較零碎。吐魯番文獻的內容雖然也是以佛典居多，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的文獻也不在少數，而且世俗文書也豐富多彩，年代從十六國時期的高昌郡時代甚至更早，經高昌國、唐西州，到高昌回鶻和元朝統治下的畏兀兒王國時期，都有留存。
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流散情況也比敦煌文獻複雜。目前所知，數量較多的吐魯番文獻收藏在德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圖書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書道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博物館、旅順博物館，而少量的收集品則分散在多家中外博物館、圖書館，甚至私人手中。
到大約2006年為止，一些比較集中的文獻已經做過系統的整理和刊布，比如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大谷文書、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蒲昌府文書、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黃文弼文書、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所獲文書，以及新疆博物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吐魯番博物館所藏解放後出土吐魯番文獻等，都整理出版過圖文對照的合集，或隨考古報告而刊布。
就歐美所藏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情況而言，筆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中做了一些介紹①。在《知見錄》完稿後，筆者又有幸多次走訪德、英、美、俄等國，對各地吐魯番文獻的收藏和研究狀況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歐美所藏吐魯番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現狀與評介》一文中做了補充②。最近十多年來，又陸續發表了一些相關成果，以下就新獲吐魯番文獻的館藏情況加以介紹，並對其文獻價值略作闡述。
一、德國國家圖書館和亞洲藝術博物館
德國的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和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der Staatlichen Museenzu Berlin)是世界上收藏吐魯番出土文獻最多的機構之一，其來源是20世紀初由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領的德國四次吐魯番考察隊的收集品。德藏吐魯番出土文獻數量巨大，內容豐富，自從被帶回柏林之日起，就有各科專家分別加以整理，迄今未曾中斷。我們這裡只涉及漢語文獻。
2005年，百濟康義所編《柏林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佛教文獻》第3卷得以刊行③。這是「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中《漢文佛典殘片目錄》第1-2卷的延續，主要著錄《漢文佛典殘片目錄》第1-2卷中未比定的德藏吐魯番文獻Ch和Ch/U編號的佛典，雖然還沒有把這兩個編號的佛典殘片全部比定，但已經相當可觀了。筆者在2007年編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歐美收藏卷)》④，匯集了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在柏林檢閱原件的收穫。另外，從事德藏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非佛典文獻編目工作的西脅常記，2014年又出版了所編《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印本目錄》⑤。目前，所有德藏吐魯番漢文文獻的圖版都已經在IDP網站(http://idp.bl.uk/)上公布，因此相關的研究論著也不斷湧現。
這些非佛教文獻的內容豐富而龐雜，包括摩尼教讚美詩和發願文、道教經文、儒家典籍、音韻書、醫方書、佔卜書、籍帳，等等，史書中還有《史記》和《漢書》的殘片。它們為研究西域的經濟文化、社會風俗、民間信仰等提供了寶貴材料，各類文獻大多已得到研究利用⑥。印本大多數是大藏經的刻本殘片，少量屬於世俗文獻。
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主要來自寺院的圖書館，因此典籍類較多，這些典籍寫本有的就是寺院的正式藏書，有的則因背面抄寫佛經而留存，其中經部有《毛詩·小雅·採薇～出車》、《詩經·小雅·魚藻之什》、《毛詩正義》⑦、《尚書·虞書·大禹謨》⑧、《禮記·坊記》、《御注孝經·五刑章》(唐玄宗)、《春秋經傳集解》、《爾雅·釋天至釋地》(郭璞注)⑨、《爾雅音義》、《玉篇》、《切韻》⑩、《一切經音義》(11)、《龍龕手鑑》(12)；史部有《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卷四〇《張良傳》、《春秋後語》卷一《秦語上》(盧藏用注)、《大唐西域記》(13)、《歷代法寶記》，刻本《新唐書》(14)；子部有《耆婆五藏論》、《諸醫方髓》、《本草經集注》(15)、《張文仲療風方》、《劉涓子鬼方》，還有各類佔卜文書，如《佔地動·日月蝕法》、《京氏易佔》(擬)(16)、《解夢書》(17)，還有不知名類書(18)；集部有古詩集(19)、《幽通賦注》單行本(20)、《文選》李善注(21)、詩歌習字(22)；還有一些道經，如《莊子齊物論疏》(成玄英)、《靈寶經目錄》、《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升玄內教經》、《太玄真一本際經》等(23)，甚至有摩尼教文獻，如《惠明布道書》、《下部贊》(24)、發願文(25)。因為佛典往往用公文書的背面抄寫，因此也有不少文書得以留存下來，如戶籍(26)、田畝簿、兵役名籍、契約、各種牒狀(27)，等等，內容涵蓋面廣。
原本屬於德藏吐魯番文書的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順藏卷，在1978年藤枝晃整理出版圖錄後，藤枝晃繼續主持讀書班，整理釋讀，於2005年出版《吐魯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殘影釋録》(28)。這批文書中包括高昌《吉兇書儀》、《祭法書》、《廿八宿日佔日月蝕、地動法》、《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道德經河上公注》等，以及戶籍、牒狀之類的公私文書，與德藏文書有的可以直接綴合。
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俄羅斯吐魯番收集品數量也不在少數，波波娃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西域收藏品中的漢文文獻研究》有簡要介紹(29)，她對其中一件吐魯番文書的考釋，也見於另一篇文章《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SI O/32(4112)號與Дх.18923號文書考釋》(30)。
2008年，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東方文獻研究所為紀念亞洲博物館創建190周年共同舉辦了「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大型展覽，同時出版了《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展覽圖錄》，其中包括一些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精品，彩版印刷，十分精美(31)。這個展覽的部分展品在2009年移到日本京都，在京都國立博物館舉辦了「絲綢之路古文字巡禮——俄國探險隊收集文物」展，也包含同樣的一批吐魯番文書(32)。
《俄藏敦煌文獻》收錄一些零散的文獻，而第17冊中收錄的Дх.17015-17435號，就是克羅特科夫收集的部分吐魯番漢文文獻(33)，其中主要是刻本佛典，具有版本學、文獻傳播史的價值。其實，克羅特科夫收集品的重頭，是在SI.Kr.編號下的回鶻文文書中，其中包括大量的漢文寫本(34)，這部分的縮微膠捲由日本東洋文庫拍攝入藏，近年來我有機會走訪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看到部分非佛教文書，又在日本東洋文庫，翻檢了所有文書的縮微膠捲。此外，各國學者在研究回鶻語文書時也發表了一些漢文寫本，可資參考。
俄藏吐魯番文獻中有不少重要的文本，如與德藏寫本可以綴合的《禮記·坊記》、《一切經音義》、《耆婆五臟論》、《諸醫方髓》、《文選》李善注本(35)，表明兩地收集品存在密切關聯；另外，還有《史記》、高昌國編年史(36)、唐律令抄本(37)、《黃石公三略》(38)、《針灸甲乙經》(39)、《淮南子》(40)、前秦擬古詩等其他地方未見收藏的文獻。文書部分則有《前秦建元十三年(377)買婢契》、《建元十四年(378)買田契》、《高昌石垂渠諸地現種青苗歷》，都是珍貴的公私文書，而《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高昌縣順義鄉籍》殘卷，與龍谷大學藏大谷文書、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文書、書道博物館藏卷、芬蘭馬達漢收集品屬於同一戶籍文本，是一件難得的多國藏品拼合成一件文書的佳例(41)。
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收藏有少量出自吐魯番的文書，陳懷宇把這組吐魯番文書做了系統的整理，撰成《普林斯頓葛斯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漢文寫本》長文，2010年發表在葛斯德圖書館的館刊上，公布了全部彩色照片，並做了錄文和詳細的解題(42)。此外，他還另撰《普林斯頓所見羅氏藏敦煌吐魯番文書》一文，介紹了一件沒有入藏普大的吐魯番文書(43)。
1996年末，筆者有幸走訪葛斯德圖書館，看到了所有的吐魯番文書，也訂購了一些照片。葛斯德的吐魯番文書數量不多，但其中有一些是其他地方沒有的收藏，如一組考試策問答卷，是十分珍貴的唐朝教育史料(44)；還有一些比較有研究價值的文書，如高昌郡時期的隨葬衣物疏(45)、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告身、唐天寶八載(749)一組官文書(46)，都是很有價值的材料。
四、芬蘭國家圖書館
有關馬達漢(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收集的吐魯番文書，也有若干進步。1999年，哈倫(H.Halén)發表《馬達漢男爵對古代中亞寫本的獵取》一文，對馬達漢在吐魯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所獲數以千計的漢文寫本做了簡要介紹，指出其中除了常見佛典外，還有早期的高昌郡寫經、兩件高昌王寫經，以及佛經註疏和疑偽經。至於非佛教文書，數量很少，只提到一件帶有朱印的官府文書(47)。
2008-2009年，西脅常記兩次前往赫爾辛基，對馬達漢收集的吐魯番文獻做了調查，撰寫了《關於馬達漢收集品》一文，提示其中有價值的佛典、道經和世俗文書，並編制了簡要的目錄(48)。學界由此得窺馬達漢收集的吐魯番文獻的全貌。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付馬於2010-2011年赴赫爾辛基大學進修期間，筆者也託他對馬達漢收集品進行調查，獲得不少重要的信息。近年，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改名為芬蘭國家圖書館，馬達漢收集品仍歸芬烏協會管理。
這批吐魯番文獻雖然主要是佛典，但也有非常值得關注的非佛教文獻，如道教的《老子道德經序訣》，可以與旅順博物館藏卷綴合；道經有《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此外還有前面提到的武周大足元年戶籍及其他戶籍殘片。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就一直努力收集、整理散落各地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我關於歐洲所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第一篇報告《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獻聞見錄》，就是刊發在《敦煌學輯刊》上的(49)。今逢《輯刊》百期華誕，特就有關歐美所藏吐魯番文書的新知見，略加條理，以表慶賀，兼分享同好。
注釋：
①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吐魯番學研究：第二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37-41頁。
③K.Kudara,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ücke,4.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vol.3,ed.by Toshitaka Hasuike and Mazumi Mitani,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5.
④榮新江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⑤T.Nishiwaki,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7.Chinesische Blockdrucke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4.
⑥部分比較集中的研究，如關於音韻書，參[日]高田時雄著，鍾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關於醫方書，參馬繼興《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9-182頁。
⑦[日]西脇常記《〈毛詩正義〉寫本殘卷：消えたベルリンの一殘卷と日本に傳世する七殘卷》，《文化史學》第67號，2011年，第29-64頁；石立善《德國柏林舊藏吐魯番出土唐寫本〈毛詩正義〉殘葉考》，《詩經研究叢刊》2013年第2期，第63-84頁。
⑧許建平《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尚書〉寫本》，高臺縣委等編《高臺魏晉墓與河西歷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08-217頁；許建平《吐魯番出土〈尚書〉寫本輯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9-276頁。
⑨張娜麗《吐魯番本〈爾雅注〉について》，[日]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修訂版)，東京：東洋文庫，2013年，第365-389頁。
⑩張新朋《吐魯番出土四則〈切韻〉殘片考》，《漢語史學報》第14輯，2014年，第117-125頁。
(11)張娜麗《敦煌トルファン出土〈玄應音義〉寫本について——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重民所獲寫真·旅順博物館藏斷片として》，相川鐵崖古稀記念書學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相川鐵崖古稀記念·書學論文集》，東京：木耳社，2007年，第245-258頁。
(12)秦樺林《德藏吐魯番文獻〈龍龕手鑑·禾部〉殘頁小考》，《文獻》2011年第3期，第29-36頁。
(13)劉安志《德藏吐魯番所出〈大唐西域記〉殘卷跋》，《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杭州，2010年4月9日-13日，第420-421頁；餘欣《〈大唐西域記〉古寫本述略稿》，《文獻》2010年第4期，第30-44頁。
(14)林曉潔《德藏吐魯番出土宋版〈新唐書〉殘片小考》，《文獻》2009年第4期，第35-46頁。
(15)葉紅潞、餘欣《敦煌吐魯番出土〈本草集注〉殘卷研究述評》，《中醫研究》2005年第6期，第57-60頁；Mayanagi Makoto,「The three juan edition of Bencao jizhu and excavated sources」,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Ed.Vivienne Lo & Christopher Culle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306-321。
(16)翟旻昊《德藏吐魯番出土Ch.1635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92-98頁。
(17)餘欣《中國古代佔風術研究——以柏林藏吐魯番文獻Ch.3316為中心》，高田時雄主編《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第87-114頁；陳昊《德藏吐魯番文書「推三陣圖法」古注本考釋》，《文獻》2009年第4期，第17-25頁；遊自勇《德藏吐魯番文書〈推十二支死後化生法、推建除日同死法〉考釋》，《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第84-90頁；[日]巖本篤志《敦煌吐魯番「發病書」小考——ロシア·ドイツ藏文獻の試釋と〈佔事略決〉との比較を通して》，《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第136號，2013年，第75-107頁。
(18)胡鴻《柏林舊藏吐魯番出土「不知名類書」殘卷的初步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1-449頁。
(19)許雲和《德藏吐魯番本「晉史毛伯成」詩卷再考》，收入作者《漢魏六朝文學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2-75頁；又《德藏吐魯番本「晉史毛伯成」詩卷再考》，《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107頁。
(20)許雲和《德藏吐魯番本漢班固〈幽通賦〉並注校錄考證》，收入作者《漢魏六朝文學考論》，第26-62頁；徐暢《德藏吐魯番出土〈幽通賦注〉寫本的性質、年代及其流傳》，《吐魯番學研究》2013年第2期，第30-60頁。
(21)李昀《吐魯番本〈文選〉李善注〈七命〉的再發現》，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35-154頁；李昀《旅順博物館藏〈金剛經〉註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選·七命〉補遺》，王振芬主編《旅順博物館學苑》，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88-111頁。
(22)林珊《德藏吐魯番文獻中的宋詩習字殘片》，《文獻》2009年第4期，第26-34頁。
(23)劉屹《天尊的降格與道教的轉型——以德藏吐魯番道教文獻Ch.349、Ch.1002為例》，《吐魯番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77-88頁；劉屹《德藏吐魯番雙語文書殘片Ch/So 10334(T I α)v的道教內容考釋》，[日]渡邊義浩編《第四回日中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論文集·中國新出資料學の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第257-264頁。參看趙洋《唐代西州道經的流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輯，第163-192頁。
(24)王媛媛《新出漢文〈下部贊〉殘片與高昌回鶻的漢人摩尼教團》，《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51-57頁。
(25)王丁《柏林吐魯番特藏中的一件出自交河的漢文摩尼教文書》，[日]高田時雄主編《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第41-66頁。
(26)[日]關尾史郎《從吐魯番帶出的(五胡)時期戶籍殘卷兩件——柏林收藏的Ch6001v與聖彼得堡收藏的Дх08519v》，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吐魯番學研究：第二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180-190頁。
(27)孫麗萍《德藏文書〈唐西州高昌縣典周達帖〉札記》，《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1-104頁。
(28)[日]藤枝晃主編《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録》，京都：法藏館，2005年。
(29)波波娃、劉屹主編《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聖彼得堡，2012年，第205-208頁。
(30)I.Popova,「Remarks on the Documents SI O/32[4112]and Дх.18923 of the IOM RAS Collection」，高田時雄編《涅瓦河邊談敦煌》(Talking about Dunhuang on the Riverside of the Neva)，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年，第21-38頁。
(31)The Caves of One Thousand Buddhas.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On the Occasion of 190 Years of the Asiatic Museum.Exhibition Catalogue,St.Petersburg: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2008.
(32)京都國立博物館編《シルクロ-ド文字を辿って——ロシア探檢隊收集の文物》，京都國立博物館，2009年。
(33)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4)[日]梅村坦《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ウイグル文書SI 4bKr.71の一解釋——人身賣買および銀借用にかかわる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II，2002年，第203-221頁+圖版III-IV。
(35)羅國威《俄藏Dx1551〈文選·七命〉殘卷考》，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231-233頁；李昀《吐魯番本〈文選〉李善注〈七命〉的再發現》，第135-154頁；李昀《旅順博物館藏〈金剛經〉註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選·七命〉補遺》，第88-111頁。
(36)吳震《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書所系史事考》，《吐魯番學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頁；王素《關於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書的幾個問題》，《吐魯番學研究》2009年第2期，第19-26頁。
(37)史睿《新發現的敦煌吐魯番唐律、唐格殘片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3-219頁。
(38)劉景雲《西涼劉昞注〈黃石公三略〉的發現》，《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82-87頁；藤井律之《Дх17449〈夾注本黃石公三略〉小考》，《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2011年，115-127頁。
(39)王杏林《關於俄藏敦煌文獻Дх.2683、2683、Дх.11074殘片的定名》，《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4期，第110-113頁；王興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醫文書輯校》，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第308-311頁。
(40)[日]藤井律之《西陲發現淮南子時則訓小考》，《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3號，2009年，第133-145頁。
(41)何亦凡、朱月仁《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縣籍拾遺復原研究》，《文史》2017年第4輯，第197-214頁。
(42)Chen Huaiyu,「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t Princeton’s Gest Library」,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4/2,2010,pp.1-208.
(43)陳懷宇《普林斯頓所見羅氏藏敦煌吐魯番文書》，《敦煌學》第25輯，臺北：樂學書局，2004年，第419-441頁。
(44)劉波《普林斯頓大學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28頁。
(45)王璞《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藏高昌郡時代缺名衣物疏考》，《吐魯番學研究》2009年第2期，第63-70頁。
(46)凌文超《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藏兩件天山縣鸜鵒倉牒考釋》，《吐魯番學研究》2009年第2期，第79-88頁。
(47)H.Halén,「Baron Mannerheim’s Hunt for Ancient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Studia Orientalia,87,1999,pp.109-116; also in C.G.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ed.by P.Koskikallio and A.Lehmuskallio,Helsinki: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1999,pp.47-51.
(48)[日]西脅常記《マンネルヘイム·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作者《中國古典時代の文書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書の整理と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16年，第169-285頁。
(49)榮新江《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獻聞見錄》，《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1期，第119-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