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閻步克 三聯學術通訊
反觀魏晉南北朝，其時雖有「變態」，但仍有「連續」，有「回歸」。雖在政治勢力上出現了士族，但士族應視為一種「貴族化官僚」，是官僚的「變態」，兼有「官僚」身份；雖然出現了維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但整個體制仍是沿著皇帝專制、中央集權的路線穩步進化，直到孕育出了隋唐三大制度豐碑；在政治文化上士族引發了玄學思潮，但儒家觀念和「官僚政治話語」在王朝政治中仍居主導。
——閻步克
閻步克
1954年生，遼寧省瀋陽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88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著有《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樂師與史官》《品位與職位》《從爵本位到官本位》《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服周之冕》《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等。
變態與回歸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歷程
* 摘自《新雅中國史八講》第三講
我要講的話題是「變態與回歸：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歷程」。講課限於兩個小時，幾百年的複雜歷史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提示若干特定問題而已。所提示的內容跟我以前上的課有關。大概有同學看過我的講課視頻。如今我的 PPT 肯定比那時好看多了，因為這些年又講了很多輪，每一輪的幻燈片畫面都有改進。然而內容就無甚新意了。原因是我老了，相對眾多生氣勃勃的新銳學者，比之他們的新開拓，我的知識與思路均已陳舊。受邀難以謝絕，內心難免惶惑。
01
周秦漢的「世家」
首先對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地位做一提示。我個人的教學科研方向是中國政治制度史，所以思考的出發點是「制度史觀」的。上課時我會給同學們提供一個示意圖——
如圖所示，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稱王，所以把這一時代稱為王國時代。在周代，王國政治體制進入了典型形態，天子與列國的朝廷上都有若干大貴族世代把持政權，形成貴族政治。戰國秦漢間出現了一大社會轉型，經變法運動，「集權官僚帝國」建立起來了。這一轉型的劇烈程度，跟近代這場轉型相似。對比周代與漢代的出土器物，便能立刻看清這是兩個判然不同的社會。
新體制的特點一是皇帝專制，故稱「帝國」。這個「帝國」不是「帝國主義」 的意思，而是因為元首稱「皇帝」，與王國有異。二是中央集權。三是官僚政治。官僚體制能使國家行政像機器一般精密、高效與可靠。官僚依能力而選拔，依業績而晉升，表現不佳者被降職，有罪過者還能被開除。所以官僚和貴族判然不同：貴族是血緣世襲的，而官僚是政府僱員，其任用原則是選賢任能。戰國秦漢的行政承擔者有兩批人，一是「文法吏」，或稱「刀筆吏」，屬職業文官，秦始皇就是用刀筆吏來治天下；二是儒生，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他們不斷進入朝廷。二者都憑專業能力而居位任職。
進入魏晉南北朝，政治體制又發生了一個較大變化，一個叫士族門閥的階層興起了。幾十家、上百家的大士族把持了朝政，憑的是雄厚的家族文化、崇高的家族門第。大家也許立刻感到，這士族政治與周代的貴族政治好像有點類似。確實，一定意義上或某種程度上，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貴族政治的一次歷史回潮。官僚政治道路上走了六七百年，進入三國後，就政治體制而言，歷史走回頭路了，一走就是幾百年。走回頭路這種事兒，其實在人類史上經常發生，就是未來會不會走回頭路，也沒法兒打包票，只能期望最好別走回頭路，繼續往前走。
北方大士族有崔、盧、李、鄭，江東大士族有朱、張、顧、陸。東晉南朝最顯赫的是王、謝兩家。王、謝兩家數百年不衰，古典詩文經常出現「王謝」的典故。同學們最熟悉的一句詩，大概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了。也就是說，幾百年不衰的高門王、謝，進入唐代就衰弱不堪了。為何士族入唐便衰落了呢？很大程度上在於科舉制的推行。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考試環節上，門第不起作用。這就給寒門子弟提供了一個進身之階。這些科舉考生、新科進士，通常都是自幼刻苦攻讀的。很多刻苦讀書的歷史故事，就是他們留下來的。他們都知道No pain，no gain，成功得拿汗水換取。士族門閥家的公子哥是吃喝玩樂長大的，無力與之競爭。科舉考生、新科進士登上政治舞臺之後，隨即就展現了強勁的政治競爭力，中高級官位逐漸被他們佔據，「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了。
這樣在示意圖上，就看到歷代政治體制呈四大階段：周代貴族政治，秦漢官僚政治，魏晉南北朝士族政治，唐宋明清回歸於集權官僚政治，科舉官僚佔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由此，魏晉南北朝史就展示出了其歷史特殊性。這個觀察角度就是「制度史觀」。制度史觀關注這麼幾點：一是「制」，即政治制度的結構變化，包括組織制度、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二是「人」，即政治勢力的結構變化，看哪種勢力佔支配地位。像貴族政治、軍功政治、士人政治、外戚政治、門閥政治、宦官政治等概念，都是用支配勢力來概括體制特點的。
「制」與「人」相結合的視角，跟政體類型學的經典作家也相一致。孟德斯鳩論專制政體時，一看政治制度，若存在三權分立，君主就不是專制君主；二看政治勢力，若存在強大的中間階層，如貴族、教會和市民等，君主便難以專制。此外政治文化也是制度運作的基礎，也是不同勢力的制度抉擇的標準。同樣的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運作，便可能面目全非。當今世界有三大政治文化傳統：民權文化傳統、集權文化傳統和神權文化傳統，它們維繫著不同政治體制。在中國古代，儒術佔主導、道術佔主導、法術佔主導和玄學佔主導的時代或地區，其政治運作便有明顯差異。制度、勢力和文化就是我們的基本視角。
周代實行封建制，封建了大量諸侯國。諸侯又把境內的土田授予卿大夫作採邑。所以這體制不是中央集權的。周天子號稱天下共主，但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家農民。他只能以王畿為生，不能到列國去收稅。而列國國君也管不到國內每一家農民，因為卿大夫有大片私人領地，國君是不能去收稅的。
這狀況跟秦帝國以降判然不同，同中世紀的封建歐洲倒有幾分相似。以13世紀的法國卡佩王朝為例，其時國王領地只佔很小一塊，大小諸侯在一己領地上擁有各種特權。勃艮第公爵、諾曼第公爵的領地都比法國國王的領地更大，弗蘭德爾伯爵、韋芒杜瓦伯爵比國王更富有。國王只能以自己的領地為生，不能到諸侯領地去徵稅，遵守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的原則。大家覺得這跟周代有點像吧？中世紀的歐洲王權不夠強大，若需向全國徵稅，便由貴族、教會派出代表與國王共同商定。代表會議由此萌生，而這個制度就是現代民主制的起源。可知民主最初跟「民」關係不大，其實是國王、貴族與教會權力相對均衡的產物。由此還孕育出了一種觀念——無代表權不交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向我收稅就得經過我的同意，就要跟我的代表協商。大家若去美國華盛頓特區，就能看到特區車牌上面寫著「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無代表權也交稅）。因華盛頓特區在國會中沒席位，特區居民認為自己在國會中沒人代表，收稅就不合法，就用這種車牌表達抗議。
周朝又實行貴族制。選官用世卿、世祿、世官之法。世卿制就是大貴族世代做卿執掌朝政。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晉有六卿，齊有國、高、晏、田，楚有昭、屈、景等。齊之田氏後來篡齊，是為「田氏代齊」；晉之韓、趙、魏瓜分了晉國，是為「三家分晉」。曾有學者以「三家分晉」 或「田氏代齊」 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世祿就是大貴族子弟都有爵有祿。世官指某些官職由某家族世代把持。這類官職往往需要專業技能，比如佔卜、著史的官即是。司馬遷就出自一個史官家族。商周之時世官制是普遍現象。世代擔任某官的家族，往往就以官名做了姓氏。比如世代佔卜的家族後來就姓了卜、世代做史官的後來姓了史。這叫「以官為氏」。又如世代做樂師的就姓了師、世代做巫師的就姓了巫、負責祭祀的就姓了祝、管文化典籍的就姓了籍、管樂器的姓了鍾、管冶煉的姓了冶、管制陶的姓了陶、管山林的姓了虞、管糧倉的姓了倉、管庫房的姓了庫、管屠宰的姓了屠、做毛皮衣服的就姓了裘。中國人的姓氏有一部分就來自官職。司徒、司馬、司空這些姓，在古代都是高官之名。
自秦以降，情況大變。秦始皇藉助郡縣、鄉裡、什伍、戶籍之制，讓天下四千萬農民都向他交稅、為他服役，還不必經他們同意。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 中有一條「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指出秦漢間是「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而「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一介布衣領著一群亡命之徒，幹了幾年便成了天下之主，這在此前從未有過。一個流動化、功績制的社會來臨了。陳勝僅一個傭工，居然聲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若在歐洲中世紀，一個農奴有可能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麼？敢說「苟富貴，勿相忘」麼？項羽觀看秦始皇巡遊會稽，便說「彼可取而代之」——那小子我可以取代他。這句話太強悍了。劉邦到鹹陽服役，見到秦始皇，感慨「大丈夫當如是也」。這些話的背後就是其時社會的高度流動性。先秦那些古老家族，無法以舊貴族的身份在漢代政壇表現自己了，他們都成了普通人。開國集團是一幫平民。如樊噲就是個殺狗的，現在當地政府便利用這個歷史資源開發了「樊噲狗肉」。劉邦的老爹被兒子接到未央宮裡住，很不快樂。侍從告訴劉邦，您老爹以前的好朋友是一群屠夫小販，賣酒賣餅、鬥雞踢球的，「今皆無此，故不樂」。劉邦一聽這事好辦，就照著當年「豐」 的樣子，在長安複製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新豐」，把那幫老朋友全都弄過來，「太王乃悅」。老爹的生活情趣是最底層的那種。
秦漢間「世家」有一個巨大斷裂。但兩漢四百年間，社會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世家」的積累。奧尼爾論大國興衰，說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穩定時間比較久，必定出現利益集團。「世家」現象與此相似。在這一輪的漫長積累中，出現了三種類型的世家。
第一種是官僚世家。漢廷崇尚選賢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權。任子制就保證了官僚子弟優先當官，讓他們贏在起點上。在官場上，一些家族兩三代就衰落了，一些家族四五代就衰落了，但總有一些家族比較長久，逐漸建立了族望，是為「官族」。
第二種是豪強世家。西漢初年小農的數量可能比較龐大。文景之后土地逐漸可以自由買賣了，兼併隨即出現。大量小農喪失土地，無以為生，變成了豪強的部曲、佃客或奴婢。豪強地主擁有大田莊、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其生存能力就非常強，小農無法相比。豪強世家也發展起來了。漢代地方長官必須任用外地人，其掾屬則在本地闢召，豪強世家的子弟往往優先入選。由此豪強就在鄉裡建立了政治影響力。
第三種是文化世家。學術家傳現象，在先秦諸子那裡尚不明顯。漢代情況有了變化。東漢官學私學遍布各地，儒生隊伍已極龐大。首都洛陽人口約30萬，太學生竟達3萬餘，佔1/10。按此比例，今天的北京就該有200萬大學生。那麼漢末出現了學生清議運動，也就不奇怪了。經學家族、名士家族於是普遍滋生，並逐漸建立了族望。對於官僚子弟先當官這件事，儒生本是反對的，你爹有能力不代表你有能力。但對經學家族、名士家族就不一樣，這些家族有深厚儒學教養，他們家的孩子先當官，在儒生看來乃是官得其人。
三種世家不斷發展，圍繞「家族」這一軸心，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循環。我們看到了三個不同領域——鄉裡、士林和官場。鄉裡豪族憑藉著經濟實力讓自家子弟念書，由此成為儒生、進入士林；進而明經入仕，進入官場；獲得政治權力後，反過來又強化了其鄉裡勢力。世代傳經、世代公卿的家族出現了。東漢弘農楊氏家族世傳《歐陽尚書》，「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傳《孟氏易》，「四世五公」，四代就出了五個「三公」，據《三國志》，臧洪說袁氏「四世五公」。這樣的家族在歷史後期，就極罕見了。三位一體的循環，逐漸成了一個排他性的閉環。什麼是士族呢？就是官僚家族、文化士族和鄉裡豪族的三位一體。
02
魏晉南北朝士族政治
東漢士族繼續發展，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門閥。這時有兩個觀察點可供利用。一個是「士族 vs 官僚」。對「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貴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官僚」這個問題，中國學者並不敏感，日本學者則有長久深入的討論辯駁。另一個是「文士 vs武人」。方才同學們看到，中古士族源於漢代士人，可以說成是「士人的貴族化」。那麼中國中古的士族與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就判然不同。前者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後者則來自蠻族武士，不以文化見長。為此歐洲中世紀成了一個黑暗時代，所以後來才需要啟蒙，啟蒙就是點亮，Enlightenment，才有文藝復興。中國的中古士族引領了玄學思潮，為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增添了絢麗的遺產，在這一點上，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就相形見絀了。曾有一些學者，拿中國史的中古比擬歐洲中世紀，但兩方的差別也不容忽略。其重大差別之一，就在於中國的中古士族還是官僚，還是文人。這便影響到了歷史走向。士人的貴族化伴隨著皇權低落、集權官僚體制的萎靡。而在南朝時，由軍人集團而非世家大族，重振了皇權。劉宋的開創者出自北府兵將領劉裕，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北朝皇權振興的動力，來自鮮卑軍功貴族，文化士族在北朝是被徵服者。所以「官僚—貴族」「文士—武人」的兩個線索，須緊緊抓住。
還有一個豪族地主的問題。在闡述魏晉南北朝史時，採用唯物史觀，尤其是採用「魏晉封建論」 的學者，偏重從生產關係來觀察政治勢力、文化勢力，所以每當提到「士族」，一定綴上「地主」兩字。士族被認為起源於古老的農村階級結構，亦即起源於鄉裡層面，但官場、士林這兩個更高層次的活動空間，多少就被他們忽略了。
進入三國時代，士族扶搖直上。魏晉兩朝權貴一脈相承。政治動蕩，政治上就會出現退行性措施，如強化私人性關係，從爪牙、心腹和黨羽的家族裡選官用人，他們家的娃娃被認為更忠誠可靠。統治階級明顯封閉化了。本來，中國史上的王朝循環，也算一種自我更新機制。王朝初創時生機勃勃，若干年達到全盛，隨後老化、僵化、腐化的逐漸積累，便像癌細胞一樣無法逆轉，王朝崩潰，陷入戰亂。然後，一個經過戰火洗禮的新集團崛起，它另起爐灶，一掃前朝的腐化、老化、僵化，再度生機勃勃。然而魏晉南北朝的改朝換代不是通過「徵伐」，而是通過「禪讓」，也就是內部政變，皇帝換了，權貴還是那些人，故前朝所積累的老化、僵化、腐化因素，就被原封不動地帶入新朝。這就為士族的發展鋪平了康莊大道。東晉小朝廷風雨飄搖，大門閥家族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了。
我的老師田餘慶教授的《東晉門閥政治》 一書，把「門閥政治」 概念用於東晉。「門閥政治」 的要點有二：一是「皇帝垂拱」，二是「門閥當權」。所謂「朝權國命，遞歸臺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便是南朝皇權重振後人們反觀東晉的觀感。門閥大致分為兩個層次。居首的是僑姓門閥。在東晉先後與皇帝共天下的僑姓門閥，有琅邪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琅邪王氏對於東晉創立厥功甚偉，以至晉元帝登基時，拉著王導同登御座。王導反覆推辭，稱如果太陽落到了民間，蒼生就沒辦法仰望了，晉元帝才作罷。任何君主都有專制渴望。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說，任何一個集權體制的產生，都起源於一位君主的專制渴望。但東晉初皇帝做不到，若沒有大門閥的支持，在這兵荒馬亂的局面中他當不了皇帝。江左士族顧、張、朱、陸等，構成了士族的第二層次。
田餘慶認為，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魏晉時皇權還沒這麼低落，南朝時皇權又復興了，北朝根本就沒有門閥政治。則東晉是中古皇權的一個谷底。但整個魏晉南北朝都存在士族現象，我另用「士族政治」 一語，指稱士族的政治特權和優越地位。
政治勢力發生了結構變化，政治體制相應也呈現了若干「變態」。九品中正制被認為保證了士族特權。我們說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政治時代，這個情況，大家看三國小說、電影、電視劇，是看不出來的，但專業學者的百年研究早就揭示了這一事實。一看選官制就清楚了， 九品中正制恰好同魏晉南北朝共始終，進入三國它就出現，到唐朝就被廢除了。
九品中正制是曹丕與陳群設計的。其具體方法， 是在朝官中選拔若干德高望重者，讓他們業餘兼差做「中正」。「中正」 並非正式的官職，而是一個兼差，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受邀去做評委了。中正由本籍的人擔任，每月初一開會，品評人才。品評標準是德行、才能，還要把士人評為九等，從「上上」到「下下」共有九品。士人獲得了一個中正品，憑此到吏部候選，吏部便按品授官，品高的官職就大一些，品低的官就小一些。日人宮崎市定認為，中正品與起家官品一般相差四品，即某人被評為中正一品，就意味著他理論上最高可以做到一品官，但是他不能一步登天，而是要從五品官起家；如某人被評為中正二品，那麼理論上他最高可以升到二品官，但要從六品官起家，以此類推。中正六品以下的，因德才太低，就只能做吏，不能擔任品官了。宮崎這一解釋雖有一些缺陷，但中正品與起家官品差四品的材料確是比較多的。
可能有人會有疑問：剛才說中正制維護了士族特權，可是聽到這兒，它好像是按德行、才能來定品的，那麼，它的哪一條規定優待士族了呢？這就涉及一個常識了：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只看法律上怎麼寫的，其全部意義，必須在投入運作後才能全面表現出來。在那個時代，中古士族佔據了最大權勢，中正往往由士族頭面人物擔任，最初有些中正品評時還能兼顧德才，到西晉之後，基本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了。形式上九品中正制是選賢任能的，但在實際運作中被扭曲，面目全非了。
人稱東晉南朝「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剛才講過周代實行世卿制，而到了魏晉南北朝，「卿門有卿」再度出現，這就證明在一定程度上，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貴族政治的歷史回潮。門閥子弟「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王、謝是中古高門。南朝王僧達是東晉初宰相王導的五世孫，他「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他的孫子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南朝沈約曾論述說：「周漢之道，以智役愚」，「周漢」這裡指戰國秦漢，「以智役愚」換個好聽一點的說法就是「選賢任能」。魏晉以來世道變了，「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人一生下來就有貴有賤，生於士族就高貴，就可以做高官；生於寒門就很下賤，就只能做小官，甚至連官都做不了。士人、庶人之間有一道鴻溝。網際網路上有網民調侃，說人類社會可分三大類：一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二是按需分配的社會，三是按爹分配的社會。在相當程度上，魏晉南北朝就是一個「按爹分配」的社會。
下面再從政治文化視角做一審視。中古士族與先秦士人、漢代儒生、漢末名士一脈相承，它有一個文化來源。若對幾個王朝的創業集團做一比較，結果是很有趣的。
西漢創業集團是一群亡命無賴，沒多少文化。有個文人陸賈，時不時就給劉邦講《詩》《書》，劉邦就罵他：「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乃公」的意思就是「你爺爺我」，中國人喜歡在輩分上佔別人便宜，劉邦亦然。一份「詈辭」研究顯示，《史記》《漢書》中的罵人話有 1/3 是劉邦在罵。劉邦晚年讀了一些書，他便回憶說，我年輕時生活在秦朝，焚書坑儒、不讓念書（眾人鼓掌），等我老了讀了一些書，感覺就非常好。反過來就是說，西漢創業集團不以文化見長。
清代史學家趙翼指出，東漢創業集團就很不一樣了，「東漢功臣多近儒」，很多功臣當年都有儒學教養，甚至出身太學生，受過高等教育。劉秀早年也是太學生，是一個學生皇帝。劉秀念書時經濟條件不算好，但他智商高，勤工儉學的辦法比別人高明。其他同學勤工儉學，或者幫同學抄書，或者幫同學做飯，以此維持學業。劉秀呢？他跟同宿舍的同學湊錢買了一頭驢，跑運輸掙運輸費。在漢代跑運輸是很賺錢的，兩個人一輛車拉沙子，一個月掙的錢比縣官高一倍。
東漢末年，士人已發展為一個文化雄厚、影響重大的勢力了，出現了「名士」現象。進入魏晉，「名士」現象更為奪目：「正始名士」「竹林七賢」「中朝名士」，一直到江左「八達」，繼踵而來。名士現象的背後，就是士人的高貴身份。魏晉創業集團的「紅二代」，大抵都是當世名士，思想界的前衛，文化先驅。何晏、夏侯玄、王濟、司馬師等人，都是玄學家。魏晉達官顯貴很像法國人，熱愛哲學，坐在一塊兒就談宇宙本體（眾人笑）是「有」還是「無」，討論名教與自然誰為本。以道家為資源的玄學大盛，玄學清談成為時代特色。玄學清談與漢代經學有什麼不同呢？漢代經學是開放性的社會教育，而魏晉玄學清談是貴族性、封閉性的沙龍性學術；漢代習經是為了當官，而魏晉名士不愁吃喝、不愁當官，他們清談是「為學術而學術」的，是發自內心的知識興趣，所以劉師培讚揚魏晉名士「學以為己」。
田餘慶先生探索士族文化特徵，發現了「由儒入玄」現象。兩晉間儒學家族若不「由儒入玄」，就產生不了名士，就難以發展為大士族。東晉執政的大門閥在何時、以何人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琅邪王氏始於西晉王衍，他是中朝名士，清談大師；潁川庾氏始於西晉庾敳，也屬於「中朝名士」；譙國桓氏始於東晉桓伊，在江左「八達」之列；陳郡謝氏始於東晉謝鯤，也在江左「八達」之列。魏晉名士崇尚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放達不羈，成為時代特色、名士風度。何為「八達」？東晉初山河破碎、政權草創，其時居然有八個名士放達不羈，整天裸著身子喝酒、披頭散髮，反而名重一時，號稱「八達」。這事很奇怪吧？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輔之和光逸八人「散發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謝鯤其人放達不羈。鄰家女孩長得好看，謝鯤就去調戲人家。那女孩正在織布，看見他的樣子太討厭，就拿織布的梭子砸他，砸掉了他的兩顆門牙。這就成了一個笑料。可謝鯤毫不在意，他說沒事，「猶不廢我嘯歌」，還不至於唱歌漏風（眾人笑）。謝氏家族由此「由儒入玄」，此後卻做出了重大歷史貢獻。淝水之戰的勝利，統籌全局有賴宰相謝安，戰場上的勝利，是謝家子弟謝石、謝玄率領百戰百勝的北府兵贏得的。總之，隨著士族的興起，中國學術思潮也發生了明顯轉向，魏晉玄學構成了時代特色。歐洲中世紀的貴族興起，就只伴隨著古典文化的衰落。
03
從「變態」到「回歸」
由上所述，魏晉以來出現了政治社會體制的「變態」。「變 態」是田餘慶先生的用語，是相對於秦漢而言的。在政治勢力方面，出現了由行政官僚到門閥士族的「變態」；在政治制度方面，出現了九品中正制等「變態」；在政治文化上，出現了「由儒入玄」的「變態」。然而進入南朝，若干「回歸」的跡象出現了。
東晉末劉裕作為北府兵將領創建劉宋，皇權隨即有重振之勢， 不再與門閥「共天下」了， 門閥政治告終。南朝皇帝「 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恢復了對諸行政機構的有效支配；隨後還採用了「武將執兵柄」「寒門掌機要」「皇子鎮要藩」等多項措施來保障、強化皇權。劉裕的身份被認為是次等士族，稱為軍人勢力也許更好。軍人勢力中出了一位劉裕。幾百年來除了曹操，劉裕的武功無人能比，十六國被他滅了三個。憑藉如此顯赫的武功，取東晉而代之，這就顯示了皇權重振是基於軍事原因、軍人勢力。在這裡，「文—武」視角就有意義了：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
在這方面，十六國北朝的體制變化更為劇烈。十六國以來，中國北方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東晉南朝的道路。所謂「五胡亂華」曾造成巨大動亂與災難，漢晉以來的政治秩序一度瓦解。不過十六國隨即開啟了「漢化」。十六國重視學校教育，清人李慈銘曾說十六國「文教之盛，轉勝江東」，其官學規模居然比東晉更大。十六國君主，如後秦君主，對法制的重視，被認為也超過南朝。五胡君主的軍事專制，自初就相當強悍。東晉時中國皇權陷入低谷，但十六國皇帝自初就擁有重大專制權力。南北皇權的變化軌跡是截然相反的。在觀察政治體制上，除了「文—武」視角，「胡—漢」視角也有意義了。
皇權是官僚行政的發動機，官僚行政隨皇權的振興而振興。北魏的「漢化」積累在孝文帝時迎來了一個飛躍，不僅是學習漢晉南朝，還有新創。可以說從孝文帝以來，北朝行政水準就已超越了南朝。有位學者曾說：同樣的制度，在北朝運作就比南朝要好。這說法是有事實依據的。儘管北朝經歷了胡化、漢化的多次曲折，到了周齊之時，政治行政又贏得了多種進步。
考課是激勵官僚的重要手段，而北朝的考課相當活躍。從孝文帝開始，五品以上官由皇帝親考，六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內外百官無論貴賤，統統參加考課。活躍的考課一直延續到了隋唐。對比魏晉南朝，士族名士「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醉心玄學清談、吟詩作文，考課隨之衰頹。再看法制，魏律、齊律被陳寅恪贊為「取精用弘，成此偉業」。唐律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座豐碑，標誌著中華法系正式成熟，這個成就源於北朝。科舉制是中國制度史上的又一豐碑。科舉以文辭取士，可以說來自南朝的影響，可是用考試選拔公職人員，北朝的規模遠過南朝。北魏選拔御史，八百人參試；北齊選東西省官，兩三千人參試。這麼大的考試規模，魏晉南朝沒有，連秦漢都沒有過。再看學校制。隋唐的六學體制，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體制，上承北朝而非南朝。律學、書學、算學即法律之學、文書之學、算術之學，都是實用性的，與治國安民息息相關，它們在北朝變為六學之三，被隋唐繼承，在南朝卻不受重視。劉宋有玄、儒、文、史四學，反映的是士族非實用性的文化偏好。北朝通過均田制、三長制重建了編戶齊民體制。南朝的國家能力相對軟弱，據一些學者估計，最多只能控制實際人口的四五分之一。而北朝多次大規模「括戶」，往往一次「括戶」就能將幾十萬人納入戶籍。監察制、官階制等，在北朝都有發展。
政治文化上也出現了「回歸」。漢代重經學，而魏晉南朝玄風大盛。北朝恪守漢代經學，用經學治國，對這樣一點，錢穆特別讚賞，還把北朝之政治復興歸功於華夏儒學。依其所說，魏晉江左之玄風看上去是個「另類」，北朝崇儒反倒是上承兩漢、下啟隋唐的。江左崇尚名士風流，而北朝崇尚吏治武功。南朝史傳敘人，讚揚之辭往往是「風神夷簡」「雅有遠韻」「詞採遒豔」「善為文章」之類；而北朝史傳敘人，更多的是說這人「武藝絕倫」 「有將帥之略」「性雄豪，工騎射」「明練時事」「敏於從政」等。魏晉南朝名士的容貌欣賞非常女性化，北朝則崇尚「雄豪」，跟秦漢崇尚的男性美相似。
再來看政治結構。南朝士族屈居皇權之下了，可是百足之 蟲，死而不僵，他們依然高踞在其他各個階層之上，用其傳統地位和文化壓制著寒人、武將，使他們無法發展為新興政治力量。但北朝不同，北朝政權的主幹是「鮮卑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漢士族作為被徵服者，是依附在這個主幹之上的。在異族政權下，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大多數異族，它就得高度凝聚、高度緊張，這種張力帶動了整個政權的振作。因同族的緣故，國人武裝、軍功貴族都給了皇權以堅定支持，所以鮮卑皇權相當強大。以一種簡化的方式說，南朝最有權勢的集團是文化士族，北朝最有權勢的集團是軍功貴族。於是我就有了這樣一個論斷：在某種意義上，南北朝歷史就是南朝文化士族與北朝軍功貴族的競爭史。有些時候，兩個政權的競爭，其實就是這兩個政權中最有權勢的集團的競爭。南北朝兩方誰將成為歷史主流，將由這兩個集團之長短得失來決定。
歷史表明，北朝是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出口。歷史是由北齊、北周走向隋唐的。學者在討論北朝史時，往往引用恩格斯的這句話：「德意志人究竟用了什麼靈丹妙藥，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的確，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世界年輕起來。」江左名士給中國文化寶庫增添了璀璨瑰寶，系華夏文明於一縷不絕，但在政治軍事上，他們難以抗衡異族武裝的長槍大馬。有一個「低人權優勢」的提法，那麼，存在「野蠻的優勢」這種東西嗎？野蠻與文明的關係，也是一個永恆的斯芬克斯之謎。
隋唐時中華民族復興的動力來自北朝的民族融合，專制官僚制的復興動力來自北朝的民族壓迫。錢穆曾說，中國史上有四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都帶來了全盛。前三次是上古到先秦，秦漢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元末，第四次是滿族入主到現代，漢族融合各少數民族，迎來另一個全盛。我個人覺得第四次的說法是類推不當，近代衰盛主要來自中西碰撞交流。但這個民族融合帶來發展動力的說法，大家可以思考。
歷史學往往採用綜合性感悟，政治學則要求你把最核心的原理找出來，擊碎九連環中最關鍵的一環，其他迎刃而解。藉助政治學思維，我把北朝的集權官僚體制的復興起點歸結為「部族武力的制度化」。這就同時涉及「文—武」與「胡—漢」問題了。
戰爭、軍事能強化王權，羅素已指出了這一點：「戰爭對於王權的強化一定起過很大的作用，因為戰爭需要統一的指揮。」梁啓超也看到：「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分裂則有力徵，有力徵則有兼併，兼併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 一個王朝崩潰後，社會陷入動亂，動亂在各地不斷製造出各種暴力，而軍事體制、軍事活動、軍事集團最終把各地的暴力體制化了，由此恢復秩序，一個新的集權體製得以重建。軍事途徑的改朝換代，是為「馬上天下」「打江山」。中國通史著作在敘述王朝初年之時，往往會有「專制皇權的強化」一節，看上去是一個老套，其實是有其道理的。專制主義這頭猛獸，是以暴力做養料的，而戰爭能大量供應暴力。和平年代砍腦袋殺人，是個讓人躊躇的事兒，因為這跟祥和安寧的社會氛圍不符。故死刑數量同社會體制的溫和程度成反比。若剛剛經過戰爭就不同了。白骨鮮血已司空見慣，借著這個餘威，違法違令的就砍頭，不服從不忠誠的就下獄，專制由此強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異族徵服看成一種特殊的「馬上天下」。民族壓迫、民族衝突能製造出更多暴力。壓迫異族人總比壓迫同族人更嚴酷。所以北朝的鮮卑軍功貴族與國人武裝，在振興皇權上，顯示了比南朝「次等士族」更大的動量。甚至中國史上的歷次北方遊牧民族之入主，都強化了專制集權，把草原上酋長和屬民的主奴關係，帶入了文明寬鬆的社會。比如北宋時中國文化達到了一個輝煌高峰，政治寬鬆，出現了「士大夫政治」，有學者還看到了「皇權象徵化」。若無外來因素，沿此方向繼續發展，中國制度史將會出現什麼，無法懸擬。可遼、金、元、清歷次外族入主，一次次扭轉了這類「寬鬆化」的趨勢。這就意味 著北方族群的入主不僅僅是一個民族關係問題與國防問題，也是制度史問題。當近代來臨之時，改革者所欲改革的政治體制之所以是那個樣子，其中就有北方族群入主所造成的歷史影響。
04
歷史分期問題與兩千年一貫制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上的特殊性，與歷史分期息息相關。不同分期意味著對這個時代的不同認識。
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傳入中國。郭沫若根據階級關係和生產方式來劃分社會形態，認為戰國以上是奴隸制，生產關係是奴隸主與奴隸；戰國以降是封建制，生產關係是地主與佃農。1949 年後大陸學者一度都用「五種生產方式」的模式為中國史分期，具體的分期則有八九種。同學們在中學歷史課上聽到的「戰國封建論」，就是影響最大的一種。各種觀點大抵都以 「地主階級」為核心概念。范文瀾還說，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中國的永遠大治之日，便來臨了。
特別能凸顯魏晉南北朝史的時代特殊性的，是「魏晉封建論」。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有四位大師，被戲稱「四大名旦」，其中三位都持「魏晉封建論」，即何茲全、王仲犖、唐長孺三先生。何茲全在中西對比上尤為深入，他說自己是魏晉封建論的始作俑者，這個發明權一定要爭。這些學者認為，漢代依然有大量的奴婢勞動，屬於奴隸社會；魏晉南北朝則進入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態是世家大地主佔有大量土地，不完全地佔有依附農民——部曲、佃客。所以在一段時間中，大陸學者討論士族，習慣加一個「地主」做後綴，稱「士族地主」。「士族地主」被認為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特殊性。蘇聯社會科學院有一個10卷本的《世界通史》。我當年上世界史課時，曾在圖書館翻閱過，估計這書至今幾十年沒人看了。「蘇聯老大哥」這部書也採用魏晉封建論，認為秦漢大量使用奴隸勞動，魏晉南北朝封建土地國有制佔主導，農民被固定在份地上。
日本的內藤湖南原是搞新聞的，四十多歲時對東洋史發生興趣。他參考西歐的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把「三段論」轉用於中國史：一是東漢以前，相當於西方的古代社會；二是六朝隋唐，這是中國的中世紀；三是宋以後。內藤認為六朝到唐中葉，是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君主成了貴族的共有物。這可以稱為「六朝貴族論」。周朝是貴族制 + 封建制，「封建」就是「授民授疆土」；魏晉南北朝有貴族制，但沒有「授民授疆土」，沒有封建制，不同於周。此後宮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京都學派的大師，也把六朝隋唐稱為「非封建的中世」。這個「封建」用語，與大陸學者的「魏晉封建論」截然不同，後者說的是生產方式。唐宋間，中國史發生了決定性轉型，由「中世」進入「近世」了，是為「唐宋變革論」。內藤說，歐洲近代化第一階段出現了文藝復興、資本主義、專制主義和民族國家，而唐宋間的市民、新儒學、君主獨裁、資本主義萌芽與之相似。宮崎相信，漢帝國可比於羅馬帝國，「五胡」等北方民族之入主中原，與歐洲日耳曼蠻族的南下類似，「東洋的近世」則從宋朝開始。可見日人「三段論」明顯地含有對西歐史三階段的參照比附。
然而西歐只是廣大世界的一個局部，那裡的歷史三階段如何能套用於中國史呢？宮崎市定的思辨能力相當之好，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應對說：「既然我們的態度是將特殊的事物嘗試應用在一般事物上，則所謂特殊事物實際上便不再特殊。」這話我覺得相當機智，試圖用思辨來化解這一問題。我們知道，就連「誤讀」都能帶來「創造」。中西比附雖有問題，但也可能帶來創新的。日人隨後也在著意揭示中國史的獨特處。「非封建的中世」提法，除了表明六朝貴族制與西周政體之異，也表明了與西歐中世紀政體之異。
「五種生產方式」模式顯然也有「套用」之病，但也帶來了創新。北大何懷宏教授曾這樣評價郭沫若：在運用唯物史觀上，郭沫若離馬克思相對最遠，最具「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郭沫若把地主與佃農的關係視為封建，這跟馬克思所說的「封建」相距甚遠。改革開放後有人這樣質疑「戰國封建論」，戰國有地主嗎？你舉出一個給我看看？有位姓田的學者——不是我導師，是另一位──主張戰國封建論，有人問他：你的戰國封建論在馬克思那裡有多少根據？該先生承認：「根據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他強調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自成一類，不同於馬克思所論的奴隸制與封建制。這就是「中國化」了，含有中國學者的新鮮看法。
「二戰」後很多日本學者對侵華戰爭進行反思，由此走向了馬克思主義。開創了東京學派的前田直典採用唯物史觀，認為唐以前是奴隸制，宋以後是封建制。這便同京都學派的「三段論」大不相同了。濱口重國認為，中國社會特點應在君主專制與廣大自耕農的關係中加以把握，國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西嶋定生進一步提出，秦漢帝國的基礎是皇帝對全體人民的「個別的人身支配」，具體體現就是賦稅徭役。豪強也是皇帝所支配的「民」。在濱口、西嶋等人的社會形態的討論中，政治體制的分量明顯地加重了。
對魏晉南北朝時代，日本學界有「自律貴族」與「寄生官僚論」之爭。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和谷川道雄等，認為貴族是地方名望家族或鄉裡「豪族共同體」的領袖，是不依賴於政權而存在的「自律貴族」。宮崎市定指出九品中正制依門第而定品，而門第是在鄉裡形成的，所以中正品稱「鄉品」，中正的評定稱「鄉論」。「寄生官僚論」則相反。矢野主稅認為，中古貴族是因國家權力而成立的，居官和官位高下是決定性的。越智重明也有類似說法。大陸學者對士族居官問題也有討論，但對寄生性、自主性這類問題並不敏感，沒有上升到「官僚性─貴族性」的理論層次。首先是大陸中國史學者的精力主要投注於「士族地主」了，其次是因學術封閉，一段時間中，對現代官僚制理論所知無幾。而日本學者身處開放社會，馬克斯·韋伯等人的官僚制理論，深化了「寄生官僚論」的相關思考。
「自律貴族論」與「寄生官僚論」的討論有什麼意義呢？事關對中國「中世」特殊性的評估。從政治學角度說，王權、貴族、官僚三者關係，是傳統政治體制的重大問題之一。秦漢與唐宋都以「皇帝專制+官僚政治」為基本特點，夾在其間的魏晉南北朝若是貴族政體，「君主是貴族的共有物」，則其特殊性就相當大了，與西歐中世紀就比較類似了，唐宋間的政治變化就足以構成「變革」了。反過來說，若士族僅是「寄生官僚」，其歷史特殊性就不那麼大了，「唐宋變革論」的唐宋「從貴族政治到君主獨裁」的論斷，就相當可疑了。
一百多年前，二十七八歲的梁啓超發表了名作《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為歷代政治體制建立了一個基本框架。在現代學術開端之時，新框架就是開創。我曾說，此文應成為歷史系學生的必讀論文之一。梁啓超認為，周代是貴族制+封建制，戰國秦時貴族制受到裁抑，專製得以進化；漢代統治階級起於草莽，不帶貴族氣息，專制再次進化。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九品中正制，然而「可謂之有貴族，不可謂之有貴族政治」，並不構成歐洲中世紀那種貴族政治；「其於專制政體之進化，毫無損也」，儘管有貴族現象，專制政治在穿越了魏晉南北朝之後，再度大步前行。梁氏的這個認識，跟日人的「六朝貴族論」相當不同。
梁啓超此文是以現代政體理論為基礎的，在貴族問題上他也展示了出色的領悟能力。他說：「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制之悍敵也。」貴族強大了，君主專制就不大容易，這在人類史上是一個普遍規律。培根說：「一個完全沒有貴族的君主國總是一個純粹而極端的專制國，如土耳其是也。」孟德斯鳩說：「在沒有貴族的君主國，君主將成為暴君。」貴族與皇權此消彼長。在魏晉南北朝，皇權低落，主要原因就是士族發展與官僚的貴族化。但其時官僚的貴族化，並沒有達到改變政體類型的程度。總的說來，梁啓超建立了一個「兩千年一貫制」的模式，「一貫」的就是政治體制。
田餘慶先生的看法與之非常接近。田老師不認為魏晉南北朝是貴族政體，儘管東晉一度出現了門閥政治，但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的變態，總體上仍是皇權專制佔主導，並且「中國古史中始終是皇權至上，皇權專制制度是運轉歷史的樞紐。儘管朝代變了，制度的外觀有異，甚至後來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權統治思想和某些機制實際上是保存在社會軀體的骨髓裡面，可以說形成歷史的遺傳基因」。一百多年來，論對六朝士族政治的看法，梁啓超與田餘慶遙相輝映。
上世紀 80 年代以後，在重視皇權專制與官僚體制的日本學者中，又發展出了「專制國家論」。他們認為「五種生產方式」這一單線歷史觀，抹煞了中國歷史的很多特點，將西方的歷史模式套用在中國身上。同時也批判了京都學派的「三段論」，認為是用西歐史來把握東亞史，從而貶低了東亞獨特性，也是一種西歐中心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改革主要發生在經濟層面，政治體制無甚變化，這跟東歐、俄羅斯形成很大反差，這一情況，也給了持「專制國家論」的日本學者很大啟迪。但他們仍頗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從生產方式，從小農經濟、地主不獨立於國家政權、租稅合一等方面，來探討中國兩千年集權專制的原因。這幾年日本學者不大使用「專制國家論」的提法，改 稱「國制論」了。我猜測，原因是一些中國學者基於「溫情和敬意」，對「中國專制」之說表示不滿，日本學者很尊重中國學者的感受，就改稱「國制論」了。
改革開放後，大陸學術界對 Feudalism 意義上的「封建制」 概念是否適合傳統中國，出現了很多爭議。有學者索性把「封建」稱為「百年來的一個誤譯」。（甚至對「奴隸社會」是否可以用於中國，也有很多質疑。） 在這時候，京都學派的「三段論」啟發了不少大陸學者的靈感，他們對「唐宋變革論」有很多討論。很多中國學者原有一個看法：從經濟文化上看，宋代開啟了中國史的新時代。這看起來跟「唐宋變革論」有相似處。但柳立言強調，只有認為唐宋間發生了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轉型，而且這個轉型具有「近代化」的意義，才算「唐宋變革論」。中國學者有的這麼看，有的只是把唐宋間相關變化說成是「封建社會後期」的現象。
基於「五種生產方式」的歷史分期，可以說是「經濟史觀」 的；京都學派的「三段論」被認為是「文化史觀」的。梁啓超「兩千年一貫制」的那種論點，則具有「制度史觀」的意義。當然，梁氏尚沒有在政治體制與社會形態之間畫等號。但傳統中國是一個政治優先的社會，「行政化」的社會，秦漢政府的完善程度已居世界之首，多方超邁羅馬帝國，秦始皇就是當時地球上最有勢力的人，四千萬民眾說什麼、想什麼、做什麼，由他一個人說了算，則政治體制在塑造中國社會形態上所顯示的巨大權重，任何人都不能無視、低估。
清人趙翼說戰國秦漢是「天地間一大變局」，晚清又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說，但古人很少說唐宋間是天地間一大變局。唐宋間若有一次社會的根本轉型，古人怎麼沒看到，過了一千年才被我們看到呢？宋代寫成的《資治通鑑》，仍拿千年以前的史事做治國借鑑，時代好像沒怎麼變化似的。我們不否認唐宋間經濟、社會、文化發生了很多變動，但政治體制這個權重，大大降低了其間的「社會形態變化率」，古人感覺自己仍處於一個「君—臣—民」結構的社會中。錢穆說：「論中國政治制度，秦漢是一個大變動。唐之於漢，也是一大變動。但宋之於唐，卻不能說有什麼大變動，一切因循承襲。」這等於說，錢穆也否認制度史上有過「唐宋變革」。
若從「制度史觀」說，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進化倒令人 矚目。首先由分裂到統一，這就是一個決定性變化。一個強大皇權再現於歷史舞臺之上，又是一個決定性變化。進而中國制度史上樹起了三大豐碑：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唐律。這幾乎就奠定了中國史後半段的制度基礎。還有，唐代的品階勳爵制度表明，從周代的「爵本位體制」，經秦漢「爵—秩二元體制」，而發展為「一元化多序列的複合體制」了。
由此反觀魏晉南北朝，其時雖有「變態」，但仍有「連續」，有「回歸」。雖在政治勢力上出現了士族，但士族應視為一種「貴族化官僚」，是官僚的「變態」，兼有「官僚」身份；雖然出現了維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但整個體制仍是沿著皇帝專制、中央集權的路線穩步進化，直到孕育出了隋唐三大制度豐碑；在政治文化上士族引發了玄學思潮，但儒家觀念和「官僚政治話語」在王朝政治中仍居主導。我的《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書，有「冰層下的潛流：官制和法制的進化」一節，專論此期的各種制度進步；還有「空話不空：官僚政治話語」一節，專論此期的「集權官僚政治話語」，尊君卑臣、選賢任能之類仍是政壇、官場上的正統論調。中國「中世紀」的歷史軌跡，確實呈現出了若干曲折，但與西歐中世紀相比，其「斷裂」程度並不那麼大，有兩個因素維繫著其間的歷史連續性：第一，秦漢集權官僚體制的政治傳統；第二，士大夫階層及其承載的文化傳統。二者聯袂攜手，保證了「連續」，實現了「回歸」。西歐的中世紀沒有這兩樣東西。
十六國北朝的軍功貴族，與魏晉南朝的文化士族，構成了這一時期貴族的兩大形態。但異族軍功貴族與漢族文化士族的歷史作用相當不同。梁啓超《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有一個卓越的看法：異族政權下的部落貴族，反而是強化專制的，「貴其所貴，非吾所謂貴，彼以彼之貴族而擁護彼之專制」。例如在元朝，蒙古人最貴，但這個貴族不是漢民族自己的，蒙古貴族是擁護元朝皇帝對漢人的專制的。政治學原理之一，就是貴族如果強大了，皇權就會低落。但這個規律不完全適合徵服王朝。如前所述，北朝的軍功貴族，實為推動北朝專制官僚體制復興的主要動力。
田餘慶師的思維方式是「變態—回歸」。循此思路，闡述「變態」原因，衡量「變態」幅度，尋找「回歸」動力，我想可以成為深化魏晉南北朝政治史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這個模式，可以豐富對「兩千年一貫制」的認知。中國史穿越了魏晉南北朝一段曲折，最終回歸於其歷史的「中軸線」上來了。
譚嗣同有言：「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澤東有詩：「百代都行秦政法」。從制度史觀看，兩千年歷史是一個整體，其開端是秦。秦以後兩千年，中國人民就一直生活在秦始皇的身影之下。在京都學派的「三段論」中，秦統一的巨大歷史意義黯然無光。而對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何懷宏指出了它的一個魅力：緊緊抓住了戰國秦漢那場巨大變革。中國史上有三個大轉型，第一是夏朝國家誕生，夏商周政權是中國國家的1.0版；第二是戰國秦漢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之演生，兩千年帝制是中國國家的2.0版；第三次便是近代以來的那場巨變，由此，中國國家的3.0版開啟了升級換代。我之所以使用1.0版、2.0版、3.0版之詞，就是要顯示它是同一個事物的連續發展。俄羅斯的沙皇制度實行了近 400 年，而中國的「皇帝」之制從秦帝國到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使用了2200 多年；「五等爵」從周朝到袁世凱的 「中華帝國」，也使用了二十七八個世紀。這樣的制度連續性，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李銀河有言：「我們最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曾擁有的；最不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沒有的。」康曉光有言：「兩千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無數巨變，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會』這一特性從未改變。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機制，也可以適應市場機制，甚至也可以適應全球化。……中國的政治文化似乎與民主無緣。儒家與法家爭論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權力的來源。」這都是對幾千年中國制度史的巨大慣性的深切感悟。而剛才所述魏晉南北朝史，便是在「兩千年一貫制」的背景下展開的，它通過「變態」之後最終還是「回歸」的歷史軌跡，突顯了「歷史連續性」，而不是魏晉南北朝的特殊性。
推薦書目
周一良：《周一良學術著作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李憑：《北魏平城時代》（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張偉國：《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陳蘇鎮：《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陳勇：《漢趙史論稿：匈奴屠各建國的政治史考察》，商務印書館，2008年。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
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相關閱讀
新雅中國史八講
甘陽 侯旭東 主編
平裝，297頁，69.00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11月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中國史」通識課程講稿。
孫慶偉、侯旭東、閻步克、張國剛、鄧小南、姚大力、劉志偉和楊念群等八位學者，依次對中國大的歷史時期與核心王朝的發展進程和時代特點進行綜括性的脈絡梳理和問題分析。
每一時段的解析視角和關注點各不相同，或側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或側重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特徵。每位作者對各自領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積累，本書既呈現了不同作者的研究特色和講課風格，又貫穿了中國大歷史的總體進程和當下歷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實為普通讀者了解或研讀中國史不可多得的高端通識讀本。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
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
閻步克 著
精裝，521頁，78.00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官僚等級制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方面，秦漢官階制度和中華帝國早期官僚等級結構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課題。以往學界進行了諸多考察，但許多內容乃至輪廓性和結構性的問題仍有繼續探究的廣闊空間。本書作者借鑑現代政治學的某些理論，利用新刊布的簡牘資料，追本溯源，在關鍵點上不斷推進本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本書包括三部分內容：對中國古代官僚等級制的若干整體思考，提出一系列的理論建構，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對秦漢等級品位結構及其變化進行了新的闡釋和歸納；利用文獻和新出史料，對戰國秦漢祿秩演進的史實考證，使若干前所未知的曖昧史實，得以浮出水面、公諸於眾，並提供了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歡迎關注三聯學術通訊
○
sdx_bulletin
○
學術出版 | 評論閒聊 | 讀書內外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竭誠為讀者服務===
原標題：《閻步克丨變態與回歸：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歷程》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