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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葉刀》（The Lancet）於6月1日發表一篇系統綜述和Meta分析，納入了目前可收集到的所有科學研究證據，發現在醫療機構內外與他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並戴好口罩和護目鏡，可能是降低病毒感染或減少COVID-19傳播機率的最佳方法。
這是首篇針對所有現有可收集證據的系統性綜述，涵蓋172項觀察性研究，探究了保持身體距離、口罩使用和眼部防護如何影響COVID-19、SARS和MERS在16個國家/地區的社區和醫療機構傳播。
保持至少1米的身體距離可以降低COVID-19傳播的風險，但是2米的距離可能更為有效。
面罩和口罩或能保護醫護人員和普通人群免受COVID-19感染，而且眼部防護可能也會帶來額外的好處，但支持兩種保護方式的證據強度較低。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正確使用和組合使用這類防護用具，這些幹預措施也無法提供全面的保護，而且其他基本的保護措施（例如手部清潔等）對於減少病毒傳播是至關重要的。
《柳葉刀》（The Lancet）最新發表一項系統綜述和Meta分析，納入了目前可收集到的所有科學研究證據，發現在醫療機構內外與他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並戴好口罩和護目鏡，可能是降低病毒感染或減少COVID-19傳播機率的最佳方法。
然而，即使正確使用和組合使用這些幹預措施，也不能完全防止感染。作者指出，支持某些研究結果的證據強度較低，尤其是圍繞口罩和眼部防護措施的發現[1]，並且也沒有完整的隨機試驗從驗證這些幹預措施對COVID-19防控結果的角度進行研究（表2）。
該研究的初衷是為WHO指南的制定提供信息，這是研究人員首次系統性地分析這些防護措施在社區和醫療機構內預防COVID-19的最佳使用情況。作者表示，該研究及時且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描述疾病模型並標準化「潛在暴露」的定義（即在兩米之內暴露於病毒），確定接觸者追蹤範圍，從而控制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並抑制未來的疫情反覆。
基於有限的信息，許多國家和地區就「需要保持多遠的身體距離來減少COVID-19傳播」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建議。此外，佩戴口罩和進行眼部防護能否減少COVID-19在普通人群中的傳播？口罩在醫療環境中的最佳使用情況是什麼？這些問題在大流行期間一直存在爭議。
該研究的共同責任人、來自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Holger Schunemann教授表示：「我們的發現首次系統性匯總了所有與COVID-19、SARS和MERS有關的直接信息，為這些常見且簡易的防護措施的最佳使用情況提供了現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證據，有助於『壓平曲線』，為社區內開展應對大流行的工作提供了相關信息。」而且，他還說道：「政府和公共衛生界可以利用我們的研究結果，就降低感染風險的保護性措施為社區機構和醫護人員提供明確的建議。」[2]
目前現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證據表明，COVID-19最常見的傳播途徑是呼吸道飛沫傳播，尤其是當人們咳嗽和打噴嚏時，飛沫可通過眼睛、鼻子和嘴，直接或通過接觸受汙染的表面進入人體。目前，雖然科學界已就SARS-CoV-2主要通過大飛沫和接觸傳播達成共識，但關於氣溶膠傳播作用的爭論仍在繼續。
在這項分析中，國際研究團隊對2020年5月3日前發表的172項觀察性研究進行了系統性綜述，評估了保持距離、使用口罩和眼部防護三種切斷傳播途徑的措施，討論了其能否防止病毒從COVID-19、SARS、MERS確診患者或疑似感染者傳播給密切接觸者（例如護理人員、家庭成員和醫務工作者等）。
該Meta分析包括來自44項比較研究的匯總估計，共涉及25,697名參與者。在這些研究中，有7項針對COVID-19（6,674名參與者），26項針對SARS（15,928人），11項針對MERS（3,095人）。
分析納入的COVID-19研究一致報告了三種幹預措施的益處，與關於SARS和MERS的研究結果一致。
有9項研究調查了在SARS、MERS和COVID-19流行期間身體距離與病毒傳播的關係，涉及7,782名參與者。其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與他人保持超過1米的距離比與他人保持不到1米的距離帶來的感染風險要低得多。當與距離感染者超過1米時，感染風險僅為3％；但如果不到1米，則感染風險為13％。但模型分析表明，身體距離在三米之內每增加一米，個體受到感染或病毒傳播的風險就可能減少一半（圖3）。作者指出，該研究對於保持身體距離的證據強度為中等 [1]，儘管Meta分析提供了風險估計，但沒有任何一項研究定量評估了超過2米的身體距離是否更為有效。
13項包含3,713名參與者的研究針對眼部防護在防止三種病毒傳播方面的作用進行了評估，發現與無眼部防護相比，使用面罩、護目鏡和眼鏡與較低的感染風險相關（使用眼部防護的感染風險為6%，而沒有眼部防護的感染風險為16%）。作者指出，支持眼部防護的證據強度很低 [1]。
另外10項研究（針對三種病毒，涉及2,647名參與者）發現，一般而言，口罩可帶來相似的益處。戴口罩時受到感染或病毒傳播的風險為3％，而不戴口罩時為17％。但本研究中的證據主要是在家庭內部及接觸病例時使用口罩的情況，其證據強度也較低 [1]。
對醫護人員來說，與佩戴外科口罩或類似口罩（如可重複使用的12-16層棉或紗布口罩）相比，佩戴N95口罩及其他防護型口罩或許能提供更強的病毒傳播防護。對普通大眾而言， 即使是在非醫療環境下，無論是使用一次性外科口罩還是可重複使用的12-16層棉口罩都可能提供保護。但是作者指出，醫護人員和其他看護人員的所處環境感染風險最高，而大量使用口罩有可能會減少對這些人員的防護用品供應。
作者還強調，政策制定者需要快速解決口罩的可及性問題，以確保所有人都能平等使用口罩。該研究的共同作者、麥克馬斯特大學助理教授Dr Derek Chu說:「由於N95口罩、外科口罩和眼部防護等用品供應短缺，而一線醫護人員在治療COVID-19患者時迫切需要這些裝備，為了克服全球短缺問題，我們急需恢復並提高產能。」他還說道：「我們也相信，應找到讓普通大眾也能得到口罩的解決辦法。然而，人們必須明白，戴口罩並不能替代保持身體距離、眼部防護，或如保持手部衛生等基本措施，但戴口罩也許能增加一層額外的保護。」[2]
作者還著重強調了在制定指南時借鑑以下信息的重要意義，包括幹預措施的可接受性、可行性、資源密集性及公平可及性。來自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ruit）的Dr Sally Yaacoub表示：「根據24項涉及所有三種病毒的研究，在50,566名參與者中，大多數人接受這些個人防護措施，認為其可行性較強，能使人放心，但也指出了其危害性和挑戰性，包括頻繁的不適、面部皮膚皸裂、清晰溝通受阻等，而且他們感覺到來自照護者的關心與同情也有所減少。」 [2]
本研究的共同作者、來自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Karla Solo表示：「雖然我們的研究結果所提供的證據強度僅為中低級，但這是第一項綜合了所有COVID-19直接信息的研究，因此，我們的分析提供了目前現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證據，為我們如何最優使用這些常見且簡易的幹預措施提供了參考。」 [2]
雖然該研究的發現很重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評估在非醫療環境中採取這些幹預措施效果的研究較少，而且大多數證據來自針對SARS和MERS的研究。最後，並沒有專門的研究分析個體暴露於病毒的持續時間對傳播風險的影響。
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Kirby研究所的Raina MacIntyre教授（未參與此項研究）將該研究形容為「一個重要的裡程碑」，並作為責任作者在本文的相關評論中寫道：「對於在COVID-19病房的醫護人員而言，防護型口罩應當被列入最基本的照護標準。防治COVID-19的指南普遍建議照護COVID-19患者的醫務工作者佩戴醫用口罩，而Chu及其同事完成的這項研究促使我們重審這些指南。雖然醫用口罩確實可以起到保護作用，但應當優先考慮醫務工作者的職業健康和安全，並應遵循預防原則。」
她繼續寫道：「 [他們]還報告了防護型口罩和多層口罩的保護性比單層口罩更強。這一發現為大量的自製布質口罩設計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信息，因為許多自製口罩都是單層的。設計良好的布質口罩應使用防水面料、具有多層結構，且面部貼合良好……普遍使用口罩或許可以讓社區的限制安全解除，恢復社會的正常運轉，並為處於擁擠公共場所和家庭內部的人們提供保護。」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study was in part fu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German Hospital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outhlake Regional Health Centre,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 Joe's Hamilton, Canad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Chil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Dongzhimen Hospital,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Fourth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Chin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Chin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Rafik Hariri University Hospital, Lebanon;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UK; University of Hull, UK.
[1] This study used GRADE categories of evidence. These include: high certainty (i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true effect lies close to that of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moderate certainty (we are moderately confident in the effect estimate; the true effect is probably close to the estimate, but it is possibly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low certainty (our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 estimate is limited; the true effect could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very low certainty (we have very little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 estimate; the true effect is likely to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stimate of effect).
[2] Quotes direct from authors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所有內容以新聞稿英文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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