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桂川君子，1943年，她和父母從日本來到中國。在中國，她改名為呂淑君。93歲的她已經在合肥生活了60年，她是住在合肥的唯一一名二戰日本遺孤。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日本二戰遺僑掀起一陣歸國潮時，她第一次回到日本探親，親友們都勸她留下，可她只從日本帶回了一臺電飯鍋，她說，她要回來，老伴還在合肥家裡等著她做飯。圖為戰後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遺孤較多。其中大部分日本遺孤，已經相繼回國或者離世。
深冬的合肥，空氣中透露著一絲陰冷潮溼。在雙崗白一巷一棟老舊居民樓裡，燈光如豆，投射在呂淑君老人臉上，被歲月磨礪出的皺紋仿若給臉上蒙了一層柔柔的光暈。圖為呂淑君老人精神矍鑠，身體硬朗。
呂淑君略顯吃力地挺直略彎的腰身，一筆一划地在鮮紅的賀卡紙上書寫新年的祝福。寫新年賀卡和問候信，是呂淑君逢年末必做的功課，遠在日本岐阜縣的親人，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準時收到她從合肥寄來的新年賀卡。圖為為喜迎新年，呂淑君為日本同學和親戚買的中國賀年卡。
「寄到那邊估計要十幾天時間，要提前寫好。這張兩塊五，這張四塊，一共花了我44塊錢……」言談中，呂淑君已然是滿口合肥方言，像大部分老人一樣，念叨著這天一筆筆的花銷。如果聽口音，你絕對想不到她是一個日本老人。圖為呂淑君老人的「壓箱底」都是一些日本的和服。這些和服都是日本老家親戚和同學贈送留念的。
儘管呂淑君已在中國居住幾十年，可她用漢語書寫依舊吃力，她的這些賀卡和信件，全是用日文寫成。信封上的落款是她的本名——桂川君子。
時間回溯到1943年，那年桂川君子只有18歲，在日本剛剛完成完高小八年級的學業，日本政府一紙徵召令，讓她隨父母離開家鄉，成為「日本開拓團」的一分子，前往中國東北，在吉林延邊一處開拓團農場裡定居下來。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移民侵略政策和棄民政策，造成數千孤兒留在異國他鄉。照片上就是呂淑君6歲時與其姐姐等人的合影。
兩年後，日本戰敗投降，開拓團的日本團民們大都被遣返或四散逃離。在逃亡中，桂川君子與父母失散，從此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他們。1947年，22歲的桂川君子在吉林延邊流浪途中，遇到了比她大7歲的解放軍幹部郝庭貴，在她的印象裡，這個人挺和氣，看起來是個好人，就決定嫁了。
也是在那一年，桂川君子改名為呂淑君，她進入中國學校，學習漢語、漢字。
1958年，從朝鮮戰場回國的郝庭貴從部隊轉業至地方，為了支援安徽建設，呂淑君與丈夫來到合肥這座陌生的城市，丈夫在位於雙崗的糧食機械廠擔任技術廠長，從此，她再也沒有離開合肥。
初來合肥，一開始以為會不適應南方生活。常年的戰爭，已讓她很久未吃到大米，到了合肥，儘管條件比較艱苦，可碗中的米飯卻勾起了她淡淡的思鄉之情。
此後，呂淑君成為合肥糧食機械廠一名工人。她從最辛苦的電焊工做起，再到倉庫管理員，直至1980年退休。現在的呂淑君身穿藍色的中式對襟棉襖，身在異鄉的老人雖然早就融入了中國的生活。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呂淑君才得知自己的國籍依舊被日本政府承認，在那期間，大量像她這樣的日本二戰遺僑、遺孤，紛紛回到日本，在八十年代掀起了一陣二戰遺僑歸國潮。可此時的呂淑君已從廠裡退休，四個孩子也都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她已無法放下自己的家庭，她只想回到家鄉看一看。
第一次踏上闊別幾十年的故土，呂淑君受到熱情的款待，儘管兄弟姐妹們還健在，可失散的父母依舊杳無音訊。她的小學同學，得知她的歸來，專門為她舉辦了一個歡迎宴會，在宴會上，她再次穿上和服，留下了一張合影。
探親結束後，親友們都勸她留在日本，卻被她拒絕了。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她已無法再融入日本社會。回中國前，她從日本帶回一臺電飯煲，她說老伴還等著她回去做飯，她要回來和他好好過日子。回到合肥，她依舊繼續著和老伴的晚年生活，只是從那時起，呂淑君每年在年末都會回到日本，寄託一下自己對故國的眷戀。後來，她因腿腳不便，不宜再出遠門，她才將探親改為寫賀卡。圖為由於腿腳不靈便，呂淑君的兒子特地在樓梯旁安裝了不鏽鋼扶手，方便老人上下樓。
2002年，呂淑君的老伴去世，四個兒女中，只有女兒和大兒子在合肥，女兒每五天來這裡看她一次。閒暇時光，呂淑君會在家中彈電子琴，小小的白一巷裡總是能傳出《北國之春》、《紅蜻蜓》等日本傳統歌曲。早先，女兒還會陪她坐公交車到市老年大學，參加老年歌詠隊的活動。
寫完賀卡的呂淑君，接到一個問候電話，那是30年前，她在合肥工業大學教授日語時，同在工大教授英語的一名老師打來的，多年來，他們還保持著聯繫。放下電話，已經到了散步的時間，她穿上一件咖啡色的格子對襟襖，扶著樓梯扶手，吃力地走下樓。樓梯上的扶手是2011年兒子生怕她從樓梯上摔下，專門安裝的。
走在正在拆遷的白一巷中，呂淑君和相處了幾十年的老鄰居們打著招呼，她走進菜場，和菜販討價還價，買下一斤萵筍，她已盤算好了晚飯的菜譜——炒萵筍和醬菜。這條佛珠是她多年前回日本時帶到中國來的。 一年365天，每天上午呂淑君老人都會在佛像前為和平而默默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