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代（通常認為是1851—1901年），死亡變得商品化了：市面上不僅出現了專為死者拍攝遺照的照相館，還湧現出了很多售賣喪服的商店。
此時的英國已經步入了工業時代，努力工作被視作賺錢的不二法門。整個西方世界的識字率大幅提高，科學和醫學的發展也方興未艾。
然而與此同時，貧富差距無比懸殊，貧困水平持續走高，經濟蕭條時常發生。疾病肆虐，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多我們今天不屑一顧的小病在當時卻很可能奪人性命。
媒體的發展讓形勢變得更加糟糕，翻開報紙，目之所及皆是災難和毀滅，而新聞記者在描述城市貧民艱苦的生活條件時更是添油加醋，無所不用其極。
英國和美國的報刊業在報導噁心離奇的死亡事件以及其後的驗屍結果時都無比詳盡，不放過任何細節。維多利亞時代還出現了插圖報紙，上面會刊登離奇死亡事件中的屍首圖畫，其目的都在於刺激和吸引讀者。
這一切的一切使得許多人對終將到來的死亡都感到惴惴不安。
01隆重至極的葬禮與盜屍者
為了向死者告別並且留住那些美好的記憶，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不惜花重金舉辦各種儀式。最富有的人通常會選擇一處華麗的墳墓，而其他財力稍遜的人則會置辦一處墓碑或是紀念碑。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死亡變得莊嚴而儀式化起來，人們不但會將死者置於棺木之中，而且還會僱來車馬抬運棺材。
由於象徵著天堂使者，天使塑像尤為受人歡迎，而沉睡的童子、鮮花和鴿子也是墓碑上最常見的雕像。
出於對盜墓行為的恐懼，人們更加渴望在墓碑上留下永久印記。
掘墓盜屍行為在19世紀早期的英國和美國尤為猖獗，而將未腐爛的屍體賣給醫學專科學校可以獲取暴利。
由於醫療實踐的缺漏，19世紀的人常常會被錯誤地活埋。出於懼怕，人們也在棺材中加入了很多精妙的設計。（上圖）
早在維多利亞時代以前，解剖系的學生就用被絞死的罪犯的屍體來做實驗。然而有限的屍體數目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學生數量，於是便催生了販賣屍體牟取暴利的這一行當。
死者的家屬和朋友恐懼萬分，會徹夜守在死者身邊，直到其入土為安，除了安裝上鐵籠（保護棺材的鐵條）之外，人們還會用鐵棺材來抵制盜墓行為，甚至生前還會留下遺囑，希望家人用堅固的棺材來埋葬自己。
英國於1832年頒布了《解剖法案》，規定無人認領的屍體和親屬捐贈的遺體將全部用於科學研究，從而有效地終結了屍體交易。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不同了，這種邪惡的交易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原因就在於醫學院數量的增加。
但是，即便維多利亞時代屍體搶奪現象已經越發少見，人們對於盜屍行徑依舊十分駭然，同樣不變的還有他們對於逝者永恆的追憶。
02極具藝術表現力的死亡象徵物
死亡象徵物是用來提示人們銘記「死亡隨時有可能降臨」的物件，形式多樣，不一而足，包括刻有相關死亡格言的手錶，嵌有已故摯愛之人髮絲的戒指，設計成頭蓋骨形狀或裝有頭骨印記的胸針。
凡此種種，既是為了紀念逝者，也是為了警醒活著的人他們也終會有這麼一天。
維多利亞女王佩戴著鑲嵌有已逝的阿爾伯特親王髮絲的紀念胸針（上圖）
而維多利亞時代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死亡象徵物莫過於死者的驗屍照片了——活著的人常常要忍痛和他們已故的親人合照。
鑑於其價格昂貴，很多時候一個人一輩子只能拍一張，而這也會是他這一輩子唯一拍過的照片。
在19世紀上半葉，上流社會的婦人不被允許參加葬禮，儘管她們曾親手為死者的棺材插滿鮮花，或是剪下死者的一束頭髮放在小盒子裡、胸針裡或是戒指中。
即便是維多利亞女王也未曾參加她摯愛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的葬禮。
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在處理死亡以及喪葬儀式方面制定了許多規則。
甚至葬禮時該穿什麼都有很多繁文縟節，多到甚至出現了指導人們該如何選擇合適的喪服、某種類型的喪服該穿多久的家庭手冊。
03對恐怖故事的病態情結
哥德式小說起源於18世紀晚期，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達到鼎盛。
從布拉姆·斯託克所著的《德拉庫拉》，到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所寫的《哲基爾博士與海德先生的奇怪案件》，維多利亞時代的讀者對於怪物和食屍鬼的故事有著濃厚的閱讀興趣。
這些故事在令他們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時，又給予了他們淋漓盡致的快感。
這種題材的小說並不局限於在英國流行：在德國，刻畫類似故事的小說被稱為戰慄小說。
而在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奧德耶夫斯基在1838 年創作了《活屍》，甚至連大文豪阿列克謝·康斯坦丁諾維奇·託爾斯泰都於1836年寫作過《吸血鬼》一書。
在美國，最著名的恐怖小說家莫過於埃德加·艾倫·坡了，他創作的狂魔故事被認為深得德國哥德式小說遺風。
《危舍府的倒塌》和他的詩《烏鴉》即使在今天讀來依然令人毛骨悚然。
維多利亞時代的哥德式小說題材通常涉及死亡，或是對死亡的恐懼，其反映的是整個社會對死亡這一話題的沉迷——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以及對疾病的恐懼。
對犯罪的恐懼以及農村人口轉移也加劇了人們對於陌生人的不信任感。
在城市化程度較低的早些年間，社會治安普遍良好，人們也更願意對鄰居敞開心扉，而現在，彼此之間築起了一堵冷漠的高牆，陌生人數量的過快增長加劇了文學創作的妖魔化。
在工業革命的衝擊下，文學作品中的城市常常被描述成混亂而又黑暗的地方，與此同時，貧富差距的拉大也被描述成一種罪惡，這在布拉姆·斯託克和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中都可見一斑。
同時，一些心思狡猾、花言巧語的靈媒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寵兒。
有些人堅定地認為這些靈媒真的擁有和死者對話的能力，但卻總是事與願違：她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騙子，常借暗淡的煤氣燈、手上的「老千」或其他奇妙的裝置來欺騙那些無知的觀眾。
令人悲傷的是，大部分人明知是一場騙局，依然心甘情願地選擇相信。
本文內容摘選自《怪誕歷史》，中國畫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