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四大歷史劇
英國編年史家拉斐爾·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1529-1580)所著《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幾乎是莎劇《亨利四世》上、下兩篇唯一的「原型故事」來源。這部著名的《編年史》於1577年初版,首印時為五卷本。十年後的1587年,出第二版時改成三卷本。莎士比亞擺在桌案上不時參閱的是經過修訂的第二版。這部《編年史》為莎士比亞編寫歷史劇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除此之外,《麥克白》中一些劇情,以及《李爾王》和《辛白林》中的部分橋段,均由此取材。
然而,莎士比亞編的是史劇,並非寫史,他只拿《編年史》中第498頁至543頁的一段史實描寫,即從「理查二世」之後直到1403年7月21日的什魯斯伯裡之戰,為其所用,用來移花接木。他對舞臺上演的史劇能否反映史實不感興趣,否則,也寫不出福斯塔夫。
正因為此,許多把莎翁歷史劇當真歷史來看的讀者、觀眾,都上了他「瞎編」歷史的當。多年前,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了系列電視片《糟糕的歷史》(
Horrible Histories),以喜劇的視角、甚至嬉鬧的方式,通過演員情景再現,劇透出歷史上令人發窘的真實一頁。我看過其中講述「理查三世」的一集,由飾演理查三世的那位演員現身說法,責怪莎翁為討好伊莉莎白一世女王,在歷史劇《理查三世》中,不顧史實,肆意歪曲,使自己成為一個「糟糕」的國王,長期蒙受不白之冤。
《糟糕的歷史》劇照
這是莎翁歷史劇之大幸,他編的是戲,只追求(舞臺)戲劇效果;卻是英國歷史之大不幸,哪段歷史,哪位國王或王公貴族,一旦被他「糟改」,恐只能沉冤九泉,期待未來「糟糕的歷史」昭雪的那一天。
《亨利四世》(上)劇情與《編年史》中的史實,有以下幾處不同:
1.在劇中,繼位一年後的亨利四世剛一出場,便宣布要「誓師遠徵」,進行「十字軍東徵」,殺向聖城耶路撒冷。在《編年史》裡,這事發生在亨利四世死前一年(1412),準備航海去「聖地」,把耶路撒冷從異教徒手中奪過來。相同點在於,劇中和史中的兩位國王,都因篡了理查二世的王位,心懷負罪感。
莎士比亞無意讓觀眾、讀者重溫理查二世或亨利王朝的史實描寫。因此,他在劇情處理上只是藉助人物臺詞,把必要的歷史信息一語帶過。一開場,亨利四世說:「一千四百年前,為了我們的福祉,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提示觀眾劇情的「歷史」時間是1400年。此時,英格蘭與威爾斯和蘇格蘭的邊境戰事陷入困境,在威爾斯,王軍被格蘭道爾打敗;在北部,霍茨波率領的王軍正與蘇格蘭軍隊在霍爾梅敦血戰;「下周三」,國王將在溫莎宮召開樞密院會議。
假如觀眾回想起《理查二世》,他們可由此推斷,這位篡位的國王掌權已有一年;而且,《理查二世》以他的一條誓言落幕,他發誓為行刺理查王的過失贖罪,要「航海去聖地」。在《亨利四世》一開場,他準備兌現諾言,「這計劃一年前我已有打算」。這也是《亨利四世》(上)對《理查二世》的劇情銜接。
2.在劇中,放浪不羈、成天跟福斯塔夫混在一起的亨利(哈裡)王子,有一個少年老成、智勇雙全、會領兵打仗的弟弟,蘭開斯特的約翰親王。在《編年史》中,這位少親王,作為亨利四世活下來的第三兒子,生於1389年6月20日,而什魯斯伯裡之戰發生在1403年7月21日。單從年齡來看,時年剛滿14歲的小約翰親王,不可能參戰。
3.在劇中,第二幕第三場,霍茨波當晚要「率軍出發」,向妻子珀西夫人告別,可他並未說明要與國王開戰。珀西夫人心裡忐忑不安,因為她頭天夜裡聽見丈夫夢裡「說的全是一場血腥的廝殺。你心底想著戰爭,睡眠中激動不已,額頭沁出汗珠,猶如一條剛受驚擾的溪流泛起的泡沫;你臉上的神情十分怪異,活像有人突然接到什麼重大命令,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接下來,兩人還有一段透出夫妻情濃意切的對話。
第三幕第一場後半段,莫蒂默勳爵向妻子莫蒂默夫人告別。莫蒂默夫人是格蘭道爾的女兒,只會講威爾斯語,不會說英語,丈夫完全聽不懂,但他懂妻子的神情:「從你盈盈淚眼的天泉湧出來的動聽話語,我再明白不過,但礙於臉面,我不能與你淚眼相對。——(夫人再用威爾斯語說話。)我懂你的親吻,你懂我的親吻:這是一種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
在《編年史》中,沒有兩位夫人出現。可見,莎士比亞把女性柔情和大戰前夫妻難捨的話別插入劇情,既從女性視角凸顯了兩位叛軍將領不失兒女情長的豪勇血性,更從人性層面書寫了戰爭的冷酷無情。
4.在劇中,霍爾梅敦之戰(Battle of Holmedon)發生在莫蒂默勳爵在威爾斯與格蘭道爾的叛軍作戰失利之後。在《編年史》中,莫蒂默在威爾斯被叛軍打敗發生在1402年6月22日,而英格蘭和蘇格蘭兩軍之間的霍爾梅敦之戰發生在1402年9月14日。
劇中出現此誤,可能是莎士比亞把另一場英、蘇兩軍6月22日發生在特威德河(River Treed)北部邊境的內斯比特荒野之戰(Battle of Nisbet Moor),同霍爾梅敦之戰弄混了。
在劇中,第三幕第二場,國王亨利四世與亨利王子(威爾斯親王)於倫敦王宮會面,父子倆坦誠相見,父王希望兒子別再放浪形骸,要對得起高貴的王室血統,因其「結交低俗的市井下三濫,已失去王子的尊嚴」。王子信誓旦旦,表示今後說話做事,「一定更符合王子身份」,並決心以打敗霍茨波為自己贏得榮譽,「清洗滿臉血汙之時,便是我刷掉恥辱之日」。
在《編年史》中,父子相會的情景比劇中晚好幾年。
5.在劇中,出於劇情需要並凸顯戲劇效果,莎士比亞把《編年史》中關於亨利(哈裡)王子和霍茨波兩個最重要人物的年齡和史實都改了,他把整個劇情時間濃縮在開場的1400到1403年什魯斯伯裡之戰三年間。若按真實年齡算,1400年,1386年8月9日出生的王子才14歲。而生於1364年的霍茨波,比生於1367年的亨利王還大三歲。因此,必須大幅降低霍茨波的真實年齡。否則,便不會有什魯斯伯裡王子與霍茨波決戰的雙雄會。
劇情除了把王子和霍茨波兩人的年齡拉平,還讓他倆名字的暱稱有一種相似對應,一個是哈裡·珀西(霍茨波),一個是哈裡·蒙茅斯(亨利王子),兩個「哈裡」(Harry)。劇情發展到最後,什魯斯伯裡之戰,前一個哈裡被消滅,後一個哈裡成為英格蘭之「星」。恰如霍茨波開戰前所言:「哈裡對哈裡,烈馬對烈馬,不拼殺到兩人有一具屍首掉下馬來,決不罷休。」
在《編年史》中,王子雖以17歲之年參加了什魯斯伯裡之戰,且非常賣力,卻不是主將。
6.在劇中,什魯斯伯裡之戰開始前,霍茨波大喊:「啊,若格蘭道爾來就更棒了!」然後,約克大主教透露,格蘭道爾「兵馬未到,他有一支可以倚重的生力軍,卻因受了不祥預測的影響,按兵不動」。
《編年史》中,珀西(霍茨波)在什魯斯伯裡之戰中得到了威爾斯的「生力軍」支援。很明顯,莎士比亞沒興趣尊重史實,他編劇情只為刻畫人物。透過他的劇情做假設分析,若霍茨波等來格蘭道爾的援軍,什魯斯伯裡之戰便可以穩操勝券。然而,不論戰鬥有無勝算,霍茨波的悲劇感隨即消失。凡劇中的這些地方,都能顯出莎士比亞的編劇才華。
因此,若拿莎劇中的英國史同《編年史》中的描述做對比,難免會冒兩個風險:一個,容易把焦點過分集中於莎士比亞到底湮沒、調整、變換了《編年史》中的哪些細節;另一個,人們對莎士比亞由《編年史》激發出來的想像力會消失。所以,觀眾、讀者千萬別在意「莎士比亞的霍林斯赫德」——那些引自《編年史》的段落。
7.儘管此劇名為「亨利四世」,但在劇中,亨利王子(哈爾親王)的角色作用顯然在國王之上,最重彩的一筆當然是第五幕第四場寫他在什魯斯伯裡之戰親手殺死霍茨波,奠定勝局。而且,在此之前,王子剛把正同道格拉斯交手、已身處險境的國王救出。
在《編年史》中,王軍什魯斯伯裡之戰的勝利完全歸功國王,《編年史》讚揚他在什魯斯伯裡一戰親手殺死36個叛軍。這樣豪勇的國王用不著17歲的王子出手相救。顯然,劇情如此編排,只為讓未來的英格蘭之「星」閃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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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從霍林斯赫德的《編年史》取材,莎士比亞或還看過或受到其他「原型故事」的影響,源於:律師、史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1497-1547)的《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個卓越貴族之家的結盟》(
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1548);史學家、古文物學者約翰·斯託(John Stow,1524-1605)收集的《編年史》(
Chronicles,1580)及斯託本人的《編年紀事》(
Annals,1592);律師、作家託馬斯·弗瑞(Thomas Phaer,1510-1560)《官長的借鏡》(
A Mirror for Magistrates,1559)中對「歐文·格蘭道爾」的刻畫;詩人、史學家塞繆爾·丹尼爾的史詩《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個家族的內戰》(
The Civil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1595)(以下簡稱《內戰》)。
誠然,莎士比亞對哈爾親王的性格刻畫,靈感源自神話和流行的戲劇傳統中的細節描寫,再進行改編。例如,霍爾和霍林斯赫德均提到他在進攻威爾斯的軍中服役,而劇中則寫他在倫敦東市街的酒館暢飲。再者,莎士比亞可能注意到約翰·斯託《編年史》採集的幾個關於「野蠻王子」的傳說。例如,斯託描述王子及其僕人會化裝伏擊款待王子的人,劫走他們的錢財。之後,當他們向王子抱怨遭劫時,王子再把錢財奉還,為給他們壓驚,還額外犒賞。這個特別的故事可能更為可信,因為它取自王子同時代人奧爾蒙蒂伯爵(Earl of Ormonde)的回憶,奧爾蒙蒂伯爵在阿金庫爾戰役之前不久被亨利五世(即以前的哈爾親王)授予騎士爵位。這個故事為劇中哈爾親王和波恩斯化裝成劫匪,劫了福斯塔夫劫來的錢財,提供了現成的素材。
另外,像格蘭道爾的歷史原型,霍林斯赫德寫他在英格蘭學習法律,後為理查二世效命。但1422年去世的年代史編者託馬斯·沃爾辛厄姆(Thomas Walsingham)所記與此相反,說他為亨利·布林布魯克(即後來的亨利四世)效命。霍林斯赫德還模糊提到「格蘭道爾出生時的異象」(他可能把格蘭道爾和那個莫蒂默的出生弄混了),並著重強調引用的是霍爾對威爾斯愚蠢先知的描寫。託馬斯·弗瑞在《官長的借鏡》中,則以風趣的筆觸描寫「歐文·格蘭道爾」如何因這次愚蠢的反叛暴屍威爾斯荒山。此處不難發現,莎士比亞呼應霍林斯赫德,又把弗瑞的情緒借到劇中,寫國王對莫蒂默的背叛大發雷霆:「讓他在荒山餓死吧。」不過,莎士比亞把格蘭道爾的戲劇性人生延長了,格蘭道爾的叛軍在《亨利四世》(下)被擊敗。
綜合來看,劇情安排王子與霍茨波對決這一靈感,似應來自塞繆爾·丹尼爾《內戰》中的英雄詩體(指英詩中抑揚格五音步詩體):
狂暴的、血氣方剛的霍茨波,除此之外,劇中還有幾處情節或也源自《內戰》:亨利王子從道格拉斯手中救出父王;霍茨波與王子年齡相當;什魯斯伯裡之戰前,格蘭道爾未派威爾斯援軍助戰;亨利王把自己陷於一些貴族的圍攻以及王子生活放蕩,視為篡位招致的天譴報應。可是,丹尼爾雖讚頌王子把國王從道格拉斯手中救出,卻沒寫他殺死了霍茨波。另外,丹尼爾責怪霍茨波情緒狂躁、暴烈、不聽人勸,莎士比亞則多少有點可憐霍茨波之死。
還有三點需要指出:第一,在霍林斯赫德和丹尼爾筆下,諾森伯蘭的發病時間早,在劇中,莎士比亞必須把他稱病變成不出兵馳援的最後一個藉口。第二,莎士比亞按霍林斯赫德所寫,強調了伍斯特的角色作用,他通過歪曲國王最後提出的和平條款,向霍茨波隱瞞實情。換言之,他反對議和,只能激勵霍茨波向國王開戰,於是,便有了什魯斯伯裡王子與霍茨波的決戰。第三,在丹尼爾筆下,國王在什魯斯伯裡之戰勝利後便一病不起,良心發現,對兒子萬般叮囑。《亨利四世》(下)則拉長了從此戰勝利到國王之死的劇情。
最後,非要提及一部著者不詳、名為《亨利五世大獲全勝》(
The Famous Victories of Henry the fifth)的舊戲,它於16世紀80年代後期或16世紀90年代早期上演,並於1594年5月在倫敦書業公會登記。
莎學家們普遍認為,這齣舊戲對《亨利四世》影響不大,因為戲中的王子與國王,父子關係從未因珀西叛亂變複雜,顯然,《亨利四世》(上)第三幕第一場,亨利國王用抱怨促使王子與珀西為敵,應是莎士比亞的發明。而《亨利四世》(下)國王臨死前父子和解的場景,霍林斯赫德和斯託都有詳細描寫。
但這部舊戲中的這樣一個細節,對莎士比亞的戲劇性改編非同小可,即亨利王子從父王的病榻取試王冠。這是《亨利四世》(下)第四幕第五場的重頭戲,它對戲劇結構的支撐作用非常大。
按霍林斯赫德所寫,亨利四世統治末期,亨利國王擔心王子可能計劃「奪取王冠」,他從僕人嘴裡聽到一些「說法」,說王子不僅「計劃邪惡」,追隨者還很多。此後,王子公開發誓忠於國王,父子和好如初。不過,霍林斯赫德並未提供任何證據,顯示亨利國王對兒子的忠誠起了疑心。
在劇中,莎士比亞把由夢中醒來的病弱的父王,對剛從枕頭上取試王冠的兒子的誤會,以及兒子一通真摯表白,最終父子和解,寫得跌宕起伏。面對父王的質疑,兒子坦誠解釋:「上帝為我作證,我剛一進來,見陛下沒了呼吸,我的心一下子冰冷透底!我若弄虛作假,啊,讓我乾脆在眼前的放浪中死去,不必再活著……」接著,父王被兒子的忠誠、愛心打動:「我的兒子,上帝給你把它拿走的想法,是為了讓你通過如此機智的巧辯,贏得更多父愛!過來,哈裡,坐我床邊,聽我可能是這輩子的最後一次忠告:……這王冠我是怎麼弄到手的,啊,上帝,寬恕我;願它讓你安享真正的和平!」顯而易見,至少這一處史實的戲劇性遠比不上莎劇。
不過,英國作家伯納德·沃德(Bernard M. Ward,1893-1945)認為,這部舊戲對莎士比亞編寫《亨利四世》具有實際影響。經過精心研究,他寫成論文《〈亨利五世大獲全勝〉在伊莉莎白時代戲劇文學中的地位》(T
he Famous Victories of Henry Ⅴ: Its Place in Elizabethan Dramatic Literature),刊於1928年《英語研究評論》(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第4卷,從三方面做出分析:
第一,兩戲均為歷史與喜劇混搭。在莎士比亞全部歷史劇中,只有三部將歷史劇和喜劇混搭一起、且劇情分配均勻,便是《亨利四世》(上、下)兩篇和《亨利五世》,亦可稱之為「三部曲」。這正好是舊戲的結構特點,22場中有1、2、4、5、6、8、12、18、21等9場喜劇,布局相當勻稱。
第二,重疊的劇情發生時代。舊戲劇情從蓋德山攔路搶劫開始,到亨利五世迎娶法蘭西公主結束。這也正好是「三部曲」的整個劇情。關於搶劫,上述各種編年史均未記載,是莎士比亞按照舊戲照貓畫虎。
第三,雷同的劇中人物。舊戲中有四個史無記載的虛構人物,莎士比亞對其姓名及角色安排絲毫不改:舊戲主角是「奧爾德卡斯爾」,莎士比亞最初也用此名,後不得已改為「福斯塔夫」;舊戲中的「內德」(Ned),莎士比亞照搬過來,即「內德·波恩斯」(Ned Poins);舊戲中劫匪綽號「蓋德希爾」(Gadshill),莎士比亞沿用它做盜賊的名字;舊戲中有一名為「羅賓·皮尤特羅」(Robin Pewterer)的匠人(「皮尤特羅」的字義即為錫匠,亦可稱之「錫匠羅賓」),莎士比亞把他轉化為挑夫甲,挑夫乙喊他「馬格斯兄弟」或「街坊馬格斯」(Neighbour Mugs)。
第四,王子常去的酒店。舊戲中王子常去倫敦東市街(Eastcheap)一家老字號酒店暢飲,莎士比亞照拿過來,使之成為老闆娘桂克麗開的酒店。「第一對開本」並未給酒店起名字,「牛津版」則乾脆起了名字,叫「野豬頭」(The Boar’s-Head)。
至此,只剩下一個問題:如何塑造哈爾王子和福斯塔夫?
事實上,莎士比亞並不是第一個把哈爾寫成浪子形象的人。從1422年亨利五世(即「蒙茅斯的哈爾)死後不久,關於哈爾的故事便開始流傳,以至於15世紀的史學家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傳說,哈爾年輕時荒唐放蕩,當上國王以後發生突變。1512年去世的羅伯特·費邊(Robert Fabyan)在1516年出版的《編年史》(
Fabyan’s Chronicle)中,記有如下一段關於亨利五世的描寫:
此人在其父去世前,積習惡劣,行為不檢,招攬無數胡鬧之狂徒;繼承王位以後, 突變新人。原先只見其狂暴,而今變得清新、銳敏;以前不斷作惡,而今為人良善。而且,為堅定其美德,不再受昔日夥伴影響,他賞給他們一些銀錢,並告誡他們,不許走近他的住處若干英裡,在限定時間內如有誰違反,立即處死。由此來看《亨利四世》(下)落幕前的最後一場戲,加冕典禮之後,已成新王的亨利五世嚴正警告對他充滿期待的福斯塔夫:
我已把從前的自己打發掉,同樣要將從前陪伴左右的那些人趕走。等你一聽說,我又回到往日,只管來找我,你還可以跟從前一樣,當我放蕩行為的導師和食客。在那之前,我放逐你,像放逐其他把我引入歧途的人一樣,不準你在距我方圓十裡的地方出現,如有違反,立即處死。至於生活費,我會給足你,不至於逼得你因缺錢而作惡。顯而易見,亨利五世的浪子形象其來有自。莎士比亞非常清楚,《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對於英格蘭的國教信徒們絲毫不陌生,他只要在《亨利四世》中把已是王位繼承人的哈爾王子寫成一個回頭浪子,便足以吸住觀眾的眼球。有了哈爾這個浪子,再搭配一個渾圓肥胖、笑料不斷的約翰·福斯塔夫爵士,這部戲就大功告成了。恰如著名莎學家多佛·威爾遜(John Dover Wilson,1881-1969)在其《福斯塔夫的命運》(
The Fortunes of Falstaff)一書中所說:「15世紀和16世紀早期,只是詩歌的寓言時代,也是戲劇的道德時代。人們需要一個浪蕩王子,凡關切時事的人(任何一位當代政治家無不這樣關切!)都想找到一個王子如此神奇轉變的範例,用來教育青年貴族和王子。對這樣的青年而言,懺悔產生了多麼豐碩的好結果?!有誰能堪比這位阿金庫爾的英雄,百多年來英國王權的典範,亨利五世的戰功和政績嗎?莎士比亞在其神秘劇《理查二世》中頌揚了一位傳統的國王殉難,在這部《亨利四世》裡,便要頌揚一個傳統的浪蕩王子回頭。
「正如音樂家選民間小調做合奏曲的主題,莎士比亞把傳說改成了自己的故事。他把原先的傳說變得活色生香,複雜細緻……哈爾親王是浪蕩王子,對他的懺悔,觀眾不只要嚴肅對待,更要敬佩頌揚。此外,儘管戲中的浪子故事世俗化和現代化了,所採取的戲劇進程卻跟過去一樣,也同樣包括三個主要人物:誘惑者,青年人,以及富有遺產和教誨兒子的父親……莎劇觀眾連續欣賞了兩聯劇中哈爾親王的『白鬍子撒旦』,這一人物也許在全世界的舞臺上都不曾有過這樣的欣賞。但觀眾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位吸引人的胡鬧爵士終要倒臺,等痛改前非的那一刻來臨,這位浪蕩王子便會將福斯塔夫一腳踢開。」
綜上所述,儘管福斯塔夫並非沒有「原型」,但只要稍微替莎士比亞打個折扣,還是可以把《亨利四世》(上、下)中為「誘惑者」福斯塔夫這個「白鬍子撒旦」及其狐朋狗友安排的場景,算作他的原創。至於《亨利四世》(下)中沙洛和沙倫斯這樣的鄉村治安官形象,莎士比亞不必費勁從別處取材,他自己的鄉村體驗足以應付。透過戲劇這面現實的鏡子,讓兩位治安官折射出他那個時代英格蘭鄉村的實景,原本就是他最拿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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