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迪頓教授。他的研究範圍很廣，橫跨計量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但他在每個領域的貢獻都是一流的。很少經濟學家有他這樣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他為什麼能在看似不同的領域能取得這麼大的成績呢？
首先是發心。迪頓教授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和博士學位。和美國學派強調效率相比，劍橋學派更重視公平。迪頓受此影響，他的研究一直關注貧困和社會福祉。許多國家為了幫助弱勢人群，對一些食品或能源進行補貼，比如埃及對麵包的補貼很大。當麵包價價格相對低了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多買麵包，少買蔬菜。因此在分析補貼的影響時，不光要看到對麵包消費的影響，還有考慮對到其它商品消費的影響。迪頓和莫貝爾（Muellbauer）發明了一個「幾乎理想需求系統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AIDS模型），可利用微觀消費數據來系統分析價格變化（比如食品補貼）如何影響人們對各種商品的消費。這個模型在實際中廣泛應用。他們的書《經濟學和消費者行為》（Economics and consumerbehavior）是研究消費者行為的經典著作，影響了幾代學者（我在康奈爾大學的碩士論文就是利用AIDS模型估計中國的糧食需求），在Google Scholar上被引用近六千次。他們寫作此書時還在英國Bristol大學。當時沒有微型電腦，所有的工作都要到大學的計算機機房。機房距他的辦公室近兩公裡，每天他背著重重的磁碟去機房（當時還沒有鍵盤），自己整理數據、寫程序。偉大的工作都是從點滴做起的。
第二是重視數據。在劍橋大學迪頓受斯通（Stone）的影響很深。斯通是設計和推進國民核算體系（包括今天的GDP）的核心人物，198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通認為計量經濟學包括兩部分，測度和統計，二者缺一不可。繼承了斯通的衣缽，迪頓在貧困等測度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要消除貧困，首先要弄清楚貧困發生率是多少，否則是紙上談兵。發展中國家數據缺乏，要檢測貧困，就要首先從數據搜集做起，如何建立規範的家庭調查非常重要。數據搜集上來，如何建立統一的指標來度量貧困，又是一個挑戰。
各國消費的產品不同（比如中國人不吃奶酪，而歐洲人不喝豆漿），價格也差異很大，構建一個可比價格是關鍵。迪頓在這些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的著作《家庭調查分析》是有關家庭調查、貧困以及不平等度量領域最重要的參考書。像迪頓這樣既參與數據搜集，又在統計和計量方法上有創新的經濟學家非常罕見。
受迪頓的影響，國內幾所大學已經開始開展大規模的家庭調查，搜集微觀數據，比如北京大學的家庭動態調查（謝宇、塗平、任強和我主持）、趙耀輝教授主持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和西南財大甘梨教授主持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這些開放的微觀數據會對政策制定提供更科學的依據，也會促進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水平。
強烈的社會情懷和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方法是迪頓取得如此大成就的關鍵。
作者：張曉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講座教授，國際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編之一，主要研究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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