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29日由廈門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多元文明共生的亞洲」青年學者工作坊（南亞、中亞、西亞）。來自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密西根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浙江師範大學、雲南大學、深圳大學、廈門大學等國內外高校的16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線上研討會。
會議伊始，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陳博翼介紹了此次會議的初衷。一方面，南亞、中亞、西亞目前仍是國內區域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學者之間的對話較少；另一方面，研究同一區域但不同時段的學者之間的對話也比較缺乏。研究不同區域和研究同一個區域但不同時間段的學者之間進行對話，有利於不一樣的靈感被激發出來。陳博翼副教授以《菲利普·布亞與印度洋世界體系》為題做會議的開場引言，介紹一種用印度洋串聯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世界體系」理論。他首先介紹了法國學者菲利普·布亞（Philippe Beaujard）的學術背景、研究成果和興趣移動軌跡。《印度洋世界》圍繞五大主題展開敘述，與傳統的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研究不同，該書以印度洋作為研究中心，認為印度洋世界體系的演化歷史表明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歐洲發明，而且形成時期遠早於16世紀。陳博翼指出這部書運用「核心區、半邊緣區、邊緣區」的劃分來討論體系中的支配層級和區域間歷史發展的共同演化特點。最後他對印度洋研究的學術脈絡進行梳理，指出從皮爾森（Michael N. Pearson）將印度洋作為獨特的研究單元開始，到布亞作為第二代印度洋的研究代表，這一領域的推進和體現出的方法論差異，並總結了該書在印度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點明印度洋世界體系研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和貢獻。
南亞：從古典到近代
11月28日的第一場會議以「南亞」為主題，由廈門大學陳博翼副教授主持。
來自哈佛大學南亞學系的博士生曲洋首先發表了題為《「如蜂飲蜜」：印度古典文學中的動物與修辭》的報告。曲老師首先討論了傳統意義上被稱為「第一詩」 （ādikāvya）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開篇詩人跋彌（Vālmīki）將看到赤頸鶴（krauca）之死而產生的悲愴（oka）情感轉化為文學史上第一個輸洛迦（loka）來說明動物在印度古典文學想像中的重要性。其次，通過對讖門陀羅（Kemendra）、迦梨陀娑（Kālidāsa）、阿摩盧（Amaru）和頗格怛多·惹訶那（Bhagadatta Jalhaa）等詩人作品部分段落的品讀，曲洋認為梵文詩歌中蜜蜂一般被比喻為忠誠的愛人或沉迷豔情的浪蕩子。在回顧了詩學家檀丁（Dain）在 《詩鏡》（Kāvyādara）以及婆摩訶（Bhāmaha）在 《詩莊嚴論》（Kāvyālakāra）中對於明喻（upamā）和隱喻（rūpaka）的定義和討論後，曲老師指出檀丁開創性的將文學鑑賞家（rasika）品鑑詩歌之美比作蜜蜂飲蜜；而十世紀哲學家阿毘那婆笈多（Abhinavagupta）則在其著作（Mālinīlokavārttika, Tantrāloka, Parātrīikāvivaraa）中進一步將蜜蜂的意象融入克什米爾溼婆思想中並賦予其神學想像。
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任超的報告主題為《南亞近代史研究的四個時刻》。報告首先梳理了南亞的地理範圍和南亞近現代史從1707至1947年的主要時間線，分析過去60年南亞近現代史研究的兩大主題：英國殖民主義的起源和歷史性質，以及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實現。其間對過去60年南亞近現代史研究的路徑進行了概括，簡述了包括「劍橋學派」「庶民研究」「後殖民史學」「性別史」和「近代早期」相關的諸多討論。其次，針對這些研究路徑和取向，報告選取了南亞近現代史研究的四個重要時間階段，對學術脈絡進行了回顧。任超老師選取的第一個時刻是1961-1963年的早期源流階段，此階段涉及到的研究包括羅賓遜（Ronald Robinson）與加拉格（John Gallagher）主導的英帝國史、印度的官方民族主義史學，以及以伊爾凡·哈比卜（Irfan Habib）與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早期作品為代表的該時期印度史學的研究。第二個時刻是1983-1986年，拉納吉特·古哈的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和克里斯多福·貝利（C. A. Bayly）的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兩本書的出現引發了此後長達三十多年的討論。以貝利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印度社會變化的節奏和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印度社會內部，強調印度社會內在的延續性。而以古哈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英國殖民統治完全壟斷了印度社會中的政治領域，給印度本土社會在各個方面帶來了巨大的斷裂性。第三個時刻是1995-1998年，貝利在該時期出版的新的著作中指出印度社會的信息網絡是一個存在於印度社會內部的長期體系，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信息收集活動是基於這種內部體系的延伸和發展，而伯納德·孔恩（Bernard Cohn）則認為英國在印度的知識建構受命且服務於殖民統治，並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徹底改變了印度社會。與此同時，該時期的「性別史」研究趨勢挑戰了後殖民史學關於「西方外來」和「東方本土」的論述。報告所討論的最後一個時刻是2011-2013年，領域內此前30年的主要論爭逐漸淡出，並與此同時產生了更加多元化的新議題與取向，諸如全球史、環境史、法律史等等。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馮立冰就其已出版的博士論文以《冷戰時期福特基金會對印度農業發展的援助》為題展開延伸討論。馮老師首先對福特基金會從1951至1971年對印度農業發展的參與情況進行概述。這個過程反映出了一些西方的農業發展理論對於印度農業的影響。接著她對研究過程中使用到的史料進行梳理，包括口述資料、檔案、外交文件和國會記錄、新聞報導、調查報告等幾大類，其中道格拉斯·恩斯明格口述史是研究福特基金會在印度發展的最寶貴資料之一。最後馮老師對文章的研究思路進行梳理，認為農業發展道路的選擇從古至今都是每個國家要面對解決的頭等大事，從福特基金會與美國對印度的糧食援助可以看到印度在農業道路的探索過程中極大的受到外援和外來理論的影響，無論是社區發展還是綠色革命都沒有對印度的土地關係和以土地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形成一個有力的衝擊和挑戰，反而是一步步加強了農村的社會結構，進一步阻礙了印度農業的一個真正發展。其次，結合基金會的援助和冷戰的大背景，美國在輸出現代化發展理念和影響印度現代發展進程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從發展道路分析，印度雖然同時吸收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自由思想的發展理念，但是受到後者的影響更多。在印度發展過程中，社區發展理念和綠色革命充分體現了現代化理念的主張，然而也體現了現代化理論在印度的「水土不服」。
內亞——南亞與中亞之間：藏地測繪、洋涇濱語和敦煌文書
第二場會議的主題為「內亞——南亞與中亞之間」，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曹寅副教授主持。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報告的題目為《恆河溯源：清朝情報網與首次喜馬拉雅測繪》。孔老師的報告主要集中在對藏地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佔巴（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進行考證。對於該喇嘛的記錄漢文史料雖有提及但是語焉不詳，先行的研究也錯誤頗多。他首先對先行研究進行梳理，相關中國地圖學研究乃至藏學研究等方面，由於缺乏史料等原因，前人多半將「楚兒沁藏布」與「蘭木佔巴」誤判為兩人，或者將「楚兒沁」與「藏布蘭木佔巴」視為兩人。其餘先行研究即便視為一人，對其生平考證也多有錯訛以及臆測之處。其次，孔令偉檢視了清朝從順治皇帝開始到康熙皇帝時期與達賴喇嘛之間的聯繫，並對康熙年間楚兒沁藏布在藏地測繪任務的背景和過程進行梳理。最後他分析了十八世紀初楚兒沁藏布的活動軌跡，指出康熙、雍正年間楚兒沁藏布曾來往於拉薩、西安與打箭爐之間，負責為清朝管理邊疆情報、地方稅務與宗教事務，為團結民族關係作出重要歷史貢獻。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蔡偉傑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洋涇濱語與清代晉商的跨區與跨國貿易》。報告伊始，蔡老師對洋涇濱語（pidgin）的概念和可能來源進行說明，並以《上海俗語圖說》中的內容對洋涇濱語英語舉隅作為引入。隨著清俄貿易的開展，漢商與蒙古人、俄人交流的需求逐漸增加，此為「洋涇濱蒙古語」和「洋涇濱俄語」出現的背景。基於貿易需要，蒙語語文成為清代旅蒙商培訓的內容之一。蔡老師通過對材料的釋讀回答了晉商學習的蒙語是怎樣的蒙語，所分析的材料涉及《新刻校正買賣蒙古同文雜字》《根本書》等。除蒙語之外，晉商還有洋涇濱俄語教材，這部分已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波波娃（Irina Fedorovna）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高田時雄（TAKATA Tokio）於2017年編著完成的專書。未來通過對這些材料的考察，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晉商在蒙古與俄羅斯商業活動。
《上海俗語圖說》，汪仲賢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與歷史系文欣教授報告的主題是《敦煌文書與「絲綢之路」》，報告圍繞「在敦煌藏經洞文書中能否看到『絲綢之路』的存在」這個問題展開。文老師首先對敦煌文書和絲綢之路二者概念的來源進行基本介紹，並對絲綢之路的「原始義」「延伸義」和「比喻義」進行梳理，進而說明其研究和報告中絲綢之路的定義範圍為「古代歐亞大陸珍稀物品的交流網絡」，由此來判斷敦煌文書中是否有「絲綢之路」的存在。文教授論證的兩個關鍵點為是否有「長時間長距離交流」和「珍稀物品交流」。通過剖析敦煌文書和各種支持性證據中涉及長距離交流的資料，文欣老師總結得出敦煌文書中有大規模的關於長距離交流的資料。此外，通過對《冊府元龜》《歸義軍上都進奏院狀》等資料相關內容的釋讀，他指出珍稀物品的交流確實為敦煌文書中物品交流的主項。最後文欣老師認為雖然古代文獻中沒有對「絲綢之路」的直接記載，但是一些文書已經相當趨近與對「絲綢之路」這種說法的直接記載了。即使在狹義範圍內依然可以在敦煌文書中找到對「絲綢之路」的記載，但是此「絲綢之路」是作為外交網絡而非作為商業網絡而存在。中亞—西亞：奧斯曼帝國、沙俄與塞琉古王朝的視角
11月29號的會議分為兩場，第一場報告的主題為「中亞與西亞」，由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袁劍老師主持。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昝濤教授首先做了題為《奧斯曼與中亞關係的幾個片斷》的報告。昝濤老師先對奧斯曼的歷史進程、俄國的歷史脈絡、學界中存在的奧斯曼與中亞關係史研究不同觀點和沙俄從1717年到1885年對中亞的徵服進行了回顧。其次，通過對資料的梳理，昝老師認為在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和絲綢之路之外存在一個基於穆斯林的朝覲和奧斯曼崛起以後伊斯坦堡作為哈裡發政治中心等情感和宗教因素而形成的一個新的跨帝國交流網絡。最後昝老師對近期出版的一系列一手和二手文獻舉隅介紹，進一步挖掘這個時期的歷史細節和意義，指出伊斯坦堡的哈裡發在交流過程中的精神紐帶作用。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施越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沙俄的草原邊疆難題：以沙俄對哈薩克小玉茲政策為例》。「草原邊疆難題」源自農耕與遊牧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差異。施老師認為「草原邊疆難題」首先意味著農耕聚落或政權首先需要解決軍事劣勢之下的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是農耕政權在具備軍事優勢的條件下如何確立草原邊疆的秩序。施老師結合圖文資料分析了沙俄要塞線的構成和發展。接著就該議題相關的「奧倫堡遠徵」問題進行探討，梳理1730年代「奧倫堡遠徵」和哈薩克小玉茲問題之間的關係。最後施老師簡單回顧了沙俄在面臨兩個階段的草原邊疆困難時的一些應對方式。以1868年《草原四省臨時條例》和1891年《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七河、烏拉爾和圖爾蓋省管理條例》為標誌，沙俄當局在19世紀後半期逐漸將定居秩序擴展到哈薩克草原西路，將草原邊疆在行政和法律上納入版圖。
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學博士候選人何彥霄的報告關注的是公元前3世紀末塞琉古王朝與中亞的關係。報告伊始，何老師對新波斯帝國史、新希臘化史的浪潮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進行介紹。通過分析「第三次敘利亞戰爭」，他指出塞琉古帝國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後至安提庫斯三世（241-187BCE），帝國收復土地再次恢復早期版圖。何彥霄指出相比於傳統以地中海羅馬視角敘寫希臘化史，安提庫斯三世在公元前204年之前於東方與中亞地區的活動某種程度也見證了世界歷史，因而他報告的視角是東方的。通過對文獻資料的解讀，他分析得出至安提庫斯三世時期，徵服的理由已經從傳統的軍事轉化為血緣。何彥霄進而對學界中存在的安提庫斯三世的形象進行分析，並介紹了安提庫斯三世對大夏事務的處理和之後進一步的政治軍事活動，強調大人物的社會史。最後何彥霄總結公元前206年作為全球史的一個隱蔽的時刻，揭開了公元前2世紀的序幕。
隨後，袁劍教授圍繞其近期出版的著作《尋找「世界島」：近代中國中亞認知的生成與流變》一書的撰寫和後續的思考展開報告。在回顧了該書的書寫背景、梳理寫作緣由後，袁老師簡述了該書每個分章內容。在中國認識中，「西域」如何變成「中亞」？這種變遷對於我們對西北邊疆與周邊觀念的影響是什麼？中國近代對於中亞的認知對中國本身的意義是什麼？答案在這本書中。最後袁老師認為該書存在的遺憾和後續需要進一步推進的地方是：「主要偏中國文本，後續需要繼續開掘」「理論闡釋需得到進一步呈現」「從知識層面連結狀態呈現中國近代對中亞和邊疆的認知」和「中國邊疆間關係與中國認知的『外圈』的認識」等問題。
《尋找「世界島」：近代中國中亞認知的生成與流變》，袁劍著，社科文獻出版社2020年出版西亞：文字、律法、語文學與區域國別研究最後一場報告的主題為「西亞」，由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蔡偉傑助理教授主持。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曲天夫副教授的報告關注的是「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律法文獻」。曲老師以漢穆拉比法典作為引入，進而說明在文獻梳理過程中如何將法典文獻單獨區分出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最初對此類文獻用「法典」進行定義不是很合適，曲老師認為「律法」一詞更貼合。以出土地點和語言為主要判斷依據，曲老師對古代兩河流域的這九種律法文獻的出土時間、統治者、介質（書寫材料）等進行了梳理，總結出律法可以分為學習律法、官方檔案律法和皇室銘文三類。其次，曲老師對九種律法的結構進行了分析，指出從律法結構的分析可以進一步認清律法的性質。最後曲老師總結了律法文本的實際用途和性質。律法文獻的性質不可一概而論，要區分不同種類文獻，分別從文本內容和文本介質不同的角度理解。另一方面，相對於法律史而言，律法文獻對於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社會習俗、王權理念，以及社會精英階層（書吏）的知識體系有著更重要的史料價值。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劉昌玉的報告主題為《烏爾第三王朝：百年王朝的百年研究》。首先，劉老師對烏爾（ur）的命名來由和烏爾第三王朝的歷史進行梳理。從文獻角度出發，楔形文字和蘇美爾的破譯是烏爾學研究開展的基礎。烏爾第三王朝的時間雖僅近百年，但是流傳下來的文獻多、種類豐富，包括經濟行政文獻、王室銘文和文學（書信）等。另一方面，劉老師從泥板文獻的釋讀出版、專門的資料庫建設、專題研究、成果目錄彙編等方面對學界關於烏爾第三王朝的文獻整理進行了梳理。最後劉昌玉老師對烏爾第三王朝新的趨向進行總結。這其中包括以Tsouparopoulou為代表的滾印研究，以海德堡大學發起的「材料、物質文本文化」（Materiale Textkulturen）項目為代表的針對書寫材料的研究、一些新的考古發現、以Irisagrig文獻和Garsana文獻等新的文獻的研究和數字人文。劉老師認為，目前關於烏爾第三王朝甚至整個亞述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都在不斷地推陳出新。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上海紐約大學文理學院溫爽老師報告的主題為《美國阿拉伯問題研究源起與現狀》。目前我國區域國別研究方興未艾，了解美國阿拉伯問題研究的過往發展歷史對於我國區域國別研究未來的發展有借鑑意義；分析美國阿拉伯問題研究的現狀與挑戰有利於中國學生去美國深造申請學校的選擇，這也是溫老師報告選題的緣由與現實意義。溫老師以1842年美國東方學研究協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成立為起點，梳理了美國阿拉伯問題研究從源起到冷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發展脈絡，其中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私人基金髮揮了重要作用。最後溫老師歸納了美國阿拉伯研究的現狀與面臨的挑戰。她認為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之間的矛盾、學術研究自由與國家安全利益的衝突、親巴勒斯坦學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政府削減研究經費和限制向阿拉伯/伊斯蘭學者發放籤證等政策問題是限制美國阿拉伯問題研究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研究也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現象，即越來越多阿拉伯裔的美國學者不斷發出自己的學術和政治聲音。
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張湛以《語文學的未來與未來的語文學》為報告主題為大家帶來了一場「數據人文」的盛宴。目前語文學（Philology）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學科，西方人文學科的三大源頭為「古典學」「聖經」和「印歐比較語言學」。在語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其演變進程與帝國主義有緊密聯繫，語文學的衰弱與消失反映的是其發展到了更深層次。張湛老師認為語文學的未來主要依靠資料庫，並進一步說明資料庫從僅具有文本和圖片的1.0時代漸漸發展到可搜索、線上字典、解決語言問題的2.0時代。接著，張老師通過線上瀏覽的形式展示了德國吐魯番考察隊（Turfanforschung）、印歐語文本（Titus）、Avestan等一些資料庫的情況。最後張老師以自身研究領域伊斯蘭東方問題為例，對其概念和研究時代所用到的語言與文獻進行具體分析，簡述了自己未來研究和資料庫建設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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