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姜文，總是"矛盾"的，比如他身上所散發出的特質和他的形象：流氓和知識分子、痞子氣和文化人、粗野和性感、粗糙和俠客、胡說八道和一本正經，這些意思相反的形容詞，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除了姜文身上那些複雜且迷人的特質，這種"矛盾"還體現在他的作品裡。最典型的在於姜文的作品風格，總是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和革命浪漫主義形式，所以連帶著喜歡姜文作品的人，將姜文視為正在走向大師的導演，而不喜歡姜文作品的人，總覺得姜文的電影故作神秘故弄玄虛。
姜文的作品總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太陽照常升起》和《一步之遙》晦澀得可以將大部分觀眾拒之千裡之外，一類是《讓子彈飛》和《陽光燦爛的日子》瑰麗得讓人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而2000年上映的《鬼子來了》恰恰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作品，也是姜文導演生涯中最為特別的作品。它既不晦澀，也不瑰麗；相反的，《鬼子來了》這部電影沒有複雜深奧的隱射，沒有絢麗奪目的設定，也沒有宏大複雜的敘事。
在電影手法上，整部影片的主體部分都採用了黑白色調，以增強電影的紀實感；人物臺詞凝練，符合電影人物形象；故事荒誕，情緒流暢。《鬼子來了》以一種異常與眾不同的視角，顛覆了以往人們的固有印象，將觀眾的情緒充分調動起來。
其實拋開網上的那些關於特定時代特定環境的顛覆性解構，《鬼子來了》最深刻的還是首次將鏡頭放在正常的位置，對準了那個時代下，不同立場下的個體所表現出來的人性。
所以，我們就從《鬼子來了》幾場對劇情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和對人物形象起到豐富飽滿作用的群戲，來分析為什麼《鬼子來了》沒有醜化人性。
一、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審犯人
這一段的劇情，是整個故事的開始，也奠定了故事的寫實與荒誕的基本基調。
說它寫實，是因為電影瞄準了那宏大複雜背景下的一個偏僻村莊裡的一群小人物，電影的黑白色調也讓微觀視角的鏡頭更加紀實；說他荒誕，是因為鏡頭的視角和人物的行徑，都十分具有顛覆意義。
這個名叫掛甲臺的村莊，原本與日本人相安無事地相處。但年三十前的一天夜裡，有個叫"我"的人把兩個裝著俘虜的麻袋押送進了村民馬大三的家裡，其中一個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另一個是翻譯官董漢臣。自此，掛甲臺的生活被徹底攪亂。
突如其來的"我"撂下兩個人以後，馬大三便慌慌張張找來同村的人商量怎麼辦，於是便出現了電影中的第一場群戲。這場群戲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眾人商議如何應對這件事，二是眾人按照"我"的要求，審花屋小三郎和董漢臣。
在這場群戲裡，村民們所表現出來的，是對這種突發事件的無知，以及由這種無知所帶來的不解和無措。
而日本人花屋小三郎，此時的他身體裡是充滿著被洗腦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所以他面目猙獰說的第一句話便是"開槍吧，殺了我吧"，在他看來，被俘虜是一種恥辱，所以他此時一心想要求死，但這種求死只是腦子裡那種被洗腦的武士道精神的下意識表現；翻譯官董漢臣則表現出他"左右逢源"的求生本能，藉助於翻譯官的身份，胡亂翻譯，巧妙地表達自己想要活下去的意願，又不得罪日本人。
說村民無知，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和被送來的裝在麻袋裡的兩人一無所知，也對當時的形勢一無所知，所以他們不解為何會被送來兩人，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兩人。
此時的馬大三表現出他雞賊的一面，那個"我"威脅的是馬大三自己，但馬大三卻說威脅的是全村人，他巧妙地將所有人都放在了同一個利益圈子裡。因為他清楚，人命關天，如果不是自己的利益受損，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孤軍面對那個神秘的"我"。
也正是這場戲，將電影中主要的幾個人物形象樹立了起來。比如每個村每個家庭都有的主事人——五舅老爺，有威望、也有文化；比如立場不堅定的二脖子，認不清形式，與日本人靠的近，嘴巴不嚴實；比如沒有主見隨大流的六旺，別人怎麼說他就怎麼幹；以及"瘋瘋癲癲"恪守綱常的瘋七爺。
而村民們的最終決定，也體現出掛甲臺村民不希望惹事、明哲保身的心態。正如五舅老爺所說的：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等作為，非等閒之輩。山上住的，水上來的，都招惹不起。"
所以，反正五天後的年三十交完人了事，神不知鬼不覺，誰也沒得罪。
只不過，五舅老爺此前所斷言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更像是姜文在電影中為後續故事的發展所埋下的伏筆，一切都是人性所導致的命中注定。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群戲的打光十分講究，在第一部分村裡眾人商議如何應對這事時，畫面中唯一的燈源在眾人中間，微弱的柴油燈光直直的照射在所有人的臉上，再配上鏡頭裡的大量人臉特寫，這些村民的面目反倒有些顯得陰森。
在第二部分錄口供的場景裡，鏡頭裡的光線從窗外射進來，但村民們圍成半圈坐在炕上，反倒是逆光，人臉上蒙著陰影；花屋小三郎與董漢臣則隔著一塊白布跪在眾人面前。這與通常情況下的打光截然不同，並且鏡頭多次從花屋小三郎的主觀視角出發，看著眼前白布後面的人影，反倒是這些村民們成了日本人眼中的鬼子了。
在這一段的故事裡，《鬼子來了》交代了一個背景：掛甲臺一幹村民們，他們的足跡和他們的眼光，從來沒有出去掛甲臺以外的地方，所以他們沒有直接目睹日軍的暴行、沒有體驗過國恨家仇。在他們眼裡，日本人不過是一群天天來巡邏檢查、徵收糧食物資的上頭而已，甚至還會時不時發糖。
二、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養犯人
這一段故事，也有兩場群戲，一場是"我"沒有如約在年三十那天前來取人，掛甲臺的村民聚在一起商議如何處理；另一場是掛甲臺的眾人發現馬大三沒有如約"處理"了花屋小三郎和董漢臣，聚在一起責怪馬大三。
如果說第一段故事是在"審犯人"，那麼這一段故事就是馬大三在各種情形下"養犯人"。這一段的故事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年三十以前，馬大三為了完成任務，一心想著把人活著交給"我"，所以這一階段馬大三是好吃好喝的"招待"兩人，甚至為了滿足兩人的需求，在八嬸子那裡以"借一還八"的條件借來了私藏的白面。
這一階段的馬大三，只是為了完成任務，想要達到五舅老爺說的"神不知鬼不覺"的了結此事，因為他知道，無論是日本人，還是那個神秘的"我"，他都惹不起，他只能儘量悄無聲息的完成這個任務。所以這一階段的馬大三面對花屋小三郎想法設法的通風報信，是忍住了脾氣的。
而這個階段的花屋小三郎依舊是下意識的"求死"，只不過此時的"求死"已經沒有最初時候的勇氣，他所選擇的自殺方式，要麼只是輕飄飄慢悠悠地那頭撞樹，而不是用力地撞牆，要麼就是象徵性的絕食。這一點馬大三一眼就看出來了，但他依然選擇遷就花屋小三郎。
漢奸董漢臣是鐵了心想要活命，在他看來落在中國人手裡，是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所以當花屋小三郎想要學中文辱罵刺激馬大三時，董漢臣教給花屋小三郎的是"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
第二階段是花屋小三郎一再想要通風報信，讓掛甲臺的人感覺到了不安，所以眾人決定"處理"了這兩人，希望能夠永絕後患。但馬大三下不了手，所以他將兩人藏在城牆裡，並且偷偷地給他們食物，養了起來。
這裡表現出了馬大三和掛甲臺村民展現了同電影開頭不一樣的形象，也將所有最廣大底層村民的形象搬上了銀幕。在眾人商議如何"處理"兩個俘虜的那場戲裡，面對這兩個威脅到全村人性命的人，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五隊長"處理"的意見，只有馬大三一再確認這個"處理"是什麼意思。
而當馬大三沒法按照約定將兩人"處理"掉被村民們發現時，掛甲臺的村民們便一改此前對馬大三的客氣態度，因為在他們看來，馬大三對日本人的心慈手軟使得他們被暴露在日本人的威脅之下，甚至懷疑這一切都是馬大三一手導演的戲。
但他們又不敢自己動手殺人，因為村民們世代相傳的價值觀認為，殺人會生鬼胎！這是一種對生命最本真的尊重，這種"不敢"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敬畏。就像魚兒總結的："我不沒殺人，我們不殺人，我們殺不了人。"
這一場戲裡，八嬸子所表現出來的性格最為典型。她相信自己的判斷，更相信別人會以自己的判斷來評判自己。她以為八年日本人沒動手是不敢，不相信人會不講道理，她覺得自己行得端做得正，什麼都不用怕，但她唯一的倚仗，是她自己的命。
這一階段的花屋小三郎，在經歷了兩次的生死劫難後，從當初的看似是一個標準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傳承者一心想要求死，到突然明白自己也不過就是一個農民而已，他有自己的求生的本能。所以這一次他想要讓董漢臣教他說好話，他想要活命。
這也是《鬼子來了》這部電影比較有爭議的地方，馬大三等掛甲臺的村民相對於其他故事中正面形象不同的是，他們只想著如何活命，如何安穩的生存。而只有當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才會採取措施。他們的眼光是短淺的，是現實的。
而電影中對於日本人和漢奸的刻畫，也不同於以往的人物形象。《鬼子來了》給花屋小三郎和董漢臣以往影視形象中看不到的充滿人性的一面，比如日本人也會怕死，漢奸其實也是迫不得已。
但《鬼子來了》並沒有美化他們，也沒有為他們的行為動機進行辯解，只是試圖站在客觀的角度上，去思考這兩種人物的行為動機。
三、我一手一個掐巴死倆，擰成麻花，刨坑埋了——送犯人
在兩次從鬼門關走過以後，花屋小三郎終於明白，自己並不是什麼天生的士兵，他骨子裡流淌的也並不是所謂"武士"的血，他只是一個想要活下去的農民。
所以，花屋回到日本軍營的那段鏡頭，所表現出來的日本軍人的癲狂十分病態。這段鏡頭，也是電影中花屋回歸普通的人性之後，為數不多的正常鏡頭。在這正常的鏡頭裡，姜文給我們展現了日本人歪曲的"武士道"。
面對花屋的"死而復生"，他的戰友卻沒有絲毫的喜悅。因為花屋已經從被宣判了"死亡"，他已經成為了"英雄"，花屋的出現，卻讓這一切成為羞恥。
所以他的老鄉、他的戰友，毫不留情的譏諷他："被打暈了就應該當俘虜嗎？你就不能自殺嗎？你需要有機會才能自殺嗎？"
花屋此刻是日本人中唯一的清醒者，他被掛甲臺的村民激發出了他最淳樸的人性。但明顯，這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他需要跪下、他需要懺悔、他需要贖罪。
在隊長酒豕一步一步的逼迫下，花屋最終再次迷失本性，成為日本人裡最先舉起屠刀的人，砍向了無辜的村民，也是電影中，最後放下屠刀的人，成為馬大三的劊子手。
所以姜文在電影裡有美化日本人嗎？並沒有，電影前期的日本人有多溫和，電影最後那場狂歡中日本人的屠殺就有多殘忍。
另一方面，兩次想要"處理"掉這兩個人都沒有成功時，一刀劉說出了所有人的心聲：這兩人命不該絕。
所以當花屋提出用糧食換命時，掛甲臺的人並沒有經過多少的猶豫和掙扎。一方面是相信這種命中注定，另一方面，也是有習慣以自己的道理和原則來做判斷的原因。
他們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大家進水不犯河水，所以他們對花屋小三郎警告說："我不幹那要你們命的事，你們也別幹那要我命的事。"
他們覺得"我以恩情給你，你還能害我不成?"，畢竟"人心都是肉長的"，但他們卻忘了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他們的這套準則。在日本人看來，花屋被關半年，根本沒有任何恩情，反而是莫大的恥辱。
馬大三說服大家接受花屋用糧食換命的提議的過程，其實也是眾人自我說服的過程。糧食對於農民來說，是最為致命的誘惑，正如馬大三的靈魂拷問："不換有什麼好處？換了有什麼壞處？"
儘管眾人覺得心裡不安，害怕日本人報復，但不想錯過糧食的他們，只能不斷自我安慰，雖然他們扇了花屋耳光，但他們挨日本人的耳光更多，日本人不應該記恨這個；雖然他們叫了一刀劉前來"處理"花屋，但是沒成功，並且可以自欺欺人甩鍋給"我"；雖然他們對花屋很是粗魯，但他們給了花屋私藏的白面，還給花屋剪頭髮刮鬍子……
掛甲臺的村民在誘惑面前，不過自我欺騙，忽略掉那些對他們不利的因素，自我麻痺。只有瘋七爺在一旁不斷地說："我一手一個掐巴死倆，擰成麻花，刨坑埋了。"
所以直到電影最後，馬大三跪在地上，面對花屋舉起的屠刀，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前不過是生活在自己想像的夢裡，夢裡是夢幻的，色調卻是黑白的；現實是殘忍的，色調卻是鮮豔的。這是多麼的充滿悖論和魔幻的地方。
這部電影的爭議點，在於姜文選擇了相對羅生門的手法，給了掛甲臺和日本人比較正常的視角，這也是《鬼子來了》為什麼在日本屢獲好評卻在國內充滿爭議的原因。
但爭議再多，也不能忽視這部影片的優秀。它真實的將鏡頭對準了被大多數忽視的那一部分，展現了人性中最真實地複雜性和多面性，是充滿力量和激情的。
所以《鬼子來了》是對於人性的真實描寫，而不是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