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30日，是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遇刺逝世的日子。甘地是印度國父，他在世時已經被尊稱為「聖雄」（Mahatma），其民族主義思想與非暴力的民主運動進路，影響了世界的抗爭者，包括前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與非裔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上帝即真理
甘地生於印度教家庭，但他本人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對印度教、基督教等宗教都有研究。甘地吸收了印度宗教中的「ahimas」（意思為「不傷害」）原則，「ahimas」意味著包容、耐性、堅忍、自我犧牲、自我受苦、謙恭與慈愛，成為了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源頭。對於甘地來說，非暴力並不只是溫和的抗爭手段，亦非單純是對於政治行動的態度，他相信非暴力與真理是互相連結的，不可能分離。
年輕時的甘地
甘地亦相信上帝是世界的終極真實，並認為上帝與真理等同。他相信有絕對真理，但人追尋真理的道路是不確定、不會完結的。只有上帝真的知道絕對真理，人不能過於自大地聲稱自己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人最多只能識到相對的真理。由此看來，甘地有別於傳統的相對主義者或絕對主義者。甘地終生將這種真理觀應用到抗爭之上，他就曾說：「真理遠遠比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具威力。」
理性討論與暴力抗爭的限制
主張「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者或會將這態度追溯到甘地的思想，然而事實上，甘地卻對所謂的理性討論以解決紛爭，抱有懷疑。他認為出於自私、缺乏道德想像力、憎恨、邪惡意志與根深蒂固的偏見等，人類彼此相對時往往沒有開放心靈。縱使理性討論在理論上是理想的方法，但實踐上往往只具有限的價值，甘地說：「對於深陷於偏見的人，訴諸理性可謂比無用更糟」。
現實中的抗爭者當然意識到理性討論的無效，很多人會轉而認為暴力是保衛正義的唯一方法。部分人會將暴力只視為工具，只要暴力行動能達到手段，那它就有合法性。另一種看法是認為暴力雖然在道德上不可取，但若它能消除更大的惡，那暴力手段就仍然具合法性。
甘地堅決反對以暴力作為改變社會的手段。在存有論的層面上，暴力否定了人類有靈魂，並有能力欣賞與追求善，因此沒有人會墮落得不會被共感與人性打動。甘地認為只有在唯一的情況之下，傷害或殺害他人才具有合法性：當自己絕對正確，對手完全錯誤，而暴力肯定可以達到所欲的結果。然而在甘地的真理觀中，沒有人可以達到這種對真理把握，因此沒有人可以為了政治目的以傷害或殺害任何人。
甘地亦從道德層面反對暴力。暴力或可以即時達到目標，但長久來看，暴力本身可能會成為社會習慣：但凡遭遇衝突，人就會訴諸暴力，而不會再尋求其他可行的解決方式。如此，暴力行動就會助長新的暴力產生，構成惡性循環。
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
理性討論與暴力行動都不可行，那甘地還有什麼抗爭手段呢？甘地採取他稱為「真理堅持」（satyagraha）的方法，他分別在南非與英治印度都實踐過的這套做法。對於甘地來說，「真理堅持」或「satyagraha」這詞的意思是「公民堅持追求真理」，以穿透由自私、偏見、惡意等建築出來的柵欄，以求觸動到對手的靈魂。「真理堅持」相當於一種「靈魂的手術」，是一種啟動「靈魂之力」（soul-force）的方法。
在抗爭之中，「真理堅持」尋求與對手建立對話，但若對方拒絕對話或只願意作徒具外表的不真誠對話，此時就要以受苦的愛（suffering love）踐行「真理堅持」的手段：耐性、無異議地接受所何施加自己身上的暴力與痛苦。受苦的愛的效用在於它帶來的精神衝擊（spiritual impact）：愛自己的對手可以化解其憤怒與憎恨，同時觸動其人性更高貴的部分；無異義的受苦可以使對手免於享受勝利的快感，同時動員本來中立的輿論。
我們或會質疑，這種方法會否過於理想主義？甘地自己意識到這情況，一方面因為「真理堅持者」亦是常人，他的忍耐力、愛、決心與受苦的能力都有限度；另一方面是若對手的偏見太深，而對自己的受苦無動於衷，那應該怎麼辦？為此，甘地展開了另外一系列的非暴力公民不服從運動，包括經濟杯葛、不交稅、不合作運動與罷工。事實上，甘地這些較接近政治現實的手段要比他的道德理想主義更為成功，而他的「真理堅持」亦非真的都保持純粹的精神性。
馬丁・路德・金深受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思想影響，而同時期的抗爭者麥爾坎・X（Malcolm X）開闢了另一條抗爭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