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國民黨第一戰區部隊在中條山作戰
《大公報》渝館總編輯王芸生撰寫了一篇題為《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發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報》重慶版上。為此，當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連夜疾書一信致《大公報》負責人，對社評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役中，有損八路軍的言論給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筆墨交鋒」，曾經轟動重慶城。
中條山位於山西省南部，橫亙黃河北岸，東連太行山，西接呂梁山，瞰制豫北、晉西，屏蔽洛陽、潼關，是抗戰期間日軍進擊華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軍佔領晉南長治後，中國軍隊為了減少損失，不以扼守城鎮為目的，分散於晉南山區進行遊擊作戰，建立了以中條山為基礎的遊擊根據地。在而後的二、三年內，日軍曾對中條山地區發動了十多次圍攻，企圖摧毀中條山根據地，消滅黃河北岸的中國軍隊，但終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軍在華北發起的「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日軍在重新檢討了自己的作戰方略後，制定了《剿共辦法綱要》，決定採取一切措施，剿滅共產黨的勢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軍在選擇打擊目標時，卻改變了原有計劃。他們認為，八路軍在進行了「百團大戰」以後，戰鬥力恢復得很慢，而晉南中條山地區國民黨衛立煌部隊長期牽制日軍四個師團，山西境內的閻錫山部隊又無意與衛立煌合作。因此，日軍決定首先擊破晉南國民黨軍隊後再全力對付八路軍。
1941年3月，日軍進犯中條山的跡象已很明顯，各地不斷有敵情上報，而蔣介石卻置之不顧，一再敦促衛立煌所屬龐炳勳、高樹勳部，限期由晉南、豫北入冀，繼續進攻八路軍，而龐、高部卻強調種種困難，仍按兵不動，情緒低落，疏於防守。國民黨軍隊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認，「中條山山地險要，各部與敵對陣將近三年，而未積極加強陣地工事構築」。4月初，日軍開始在中條山地區集結，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這才電令黃河沿線「各戰區應速加強陣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應欽在洛陽主持軍事會議，將敵情、匪情（誣指八路軍）相提並論，而第一、二戰區軍以上長官對日軍大舉進犯前毫無思想準備。4月20日，何應欽再次召開軍事會議，才提出對中條山地區作戰指示和注意事項，但因指揮系統繁細，遲延費時，各地國民黨軍隊對敵「如常時而毫無萬分一之準備」，出擊部署未及傳達和實施，而日軍於5月7日下午開始全面進攻國民黨軍隊。
日軍從東、北、西三方面發起對中條山地區的中國守軍的進攻，經過近三周的激戰，國民黨軍隊主力陷入重圍，給養中斷，損失慘重。一部分士兵突圍南撤，沿途又受到日軍的截擊，潰敗四散。在這次中條山戰役中，中國守軍被打死4.2萬餘人，被俘3.5萬餘人，日軍以一比二十的極小代價，打敗了中條山地區的所有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條山地區，他們驚呼：「這是事變以來罕見的戰果。」
日軍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到處散布謠言,以混淆視聽。日語對華廣播說：「以中條山為中心盤踞於山西省東南之第十八集團軍（註：即八路軍，下同）主力，於我軍攻擊重慶軍時，不但始終持對岸觀火態度，且出動遊擊隊威嚇重慶軍側面，並乘機解除敗殘軍之武裝」，「日軍與共軍素不彼此攻擊」，以挑撥國共關係。其實，在中條山戰役中，八路軍對友軍進行了積極的配合。初期，陳賡太嶽部隊在應衛立煌之約進入中條山及汾南三角地區，擔任同蒲、自晉路南段交通破襲任務，從側面控制日軍。八路軍還應何應欽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鐵路線部署了較大規模的遊擊戰，並在臨汾、安陽靈活出擊，使日軍交通中斷二、三日，拔除了中條山根據地日軍的一些據點，有利地牽制了日軍，掩護了國民黨軍隊的南撤。
國民黨為轉移國人的視線，逃避不抵抗的罪責，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聞媒介，傳播什麼「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等謠言，一時間真相難明。國民黨軍隊雖吃了敗仗，卻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們的同情，在輿論上佔了便宜。但蔣介石仍嫌不夠，指派第二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渝館總編輯王芸生出來說說話。當時在重慶，《大公報》作為一份民間報紙，影響比《中央日報》大得多。蔣介石這樣做，是要進一步掩蓋事實真相。在張季鸞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寫了那篇《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社評在引述日軍的謠言後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各界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此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5月21日《大公報》重慶版的這篇社評後，感到事關真偽曲直，需要認真對待，用事實給予「反證」。因為當時《大公報》在讀者眼中的分量，周恩來是清楚的，蔣介石之所以要《大公報》出來說話，其原因亦基於此。為此，周恩來當夜疾書一封長信給《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將信送到李子壩建設新村《大公報》重慶館。周恩來的信寫得非常委婉，首先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信中一方面駁斥敵寇的謠言，另一方面歷陳八路軍的抗戰業績和共產黨團結抗戰的誠意。信中說：「我們可負責向貴報及全國軍民同胞聲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團軍永遠不會放棄配合友軍作戰的任務，並且會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的。」最後提出希望：「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四五年來常持此語自勵勵人。今敵欲於積極準備南進之際，先給我以重擊，並以封鎖各方困我，力不足輔之以挑撥流言，和平空氣。我慮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敵謠，故曾向美國通訊社作負責聲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廣播，不圖今日在此復須又一次聲明。我信貴報此文是善意的督責，但事實不容抹殺。貴報當能一本大公，將此信公諸讀者，使貴報的希望得到回應，敵人的謠言從此揭穿。」
接到周恩來的信，《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王芸生也很重視，他們不顧重慶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毅然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將此信公諸讀者」的建議，於5月23日在《大公報》重慶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來的來信，並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結抗戰。周恩來的信發表以後，在國統區引起反響，起到了澄清事實、糾正謬誤的作用。這篇《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是張季鸞先生扶病撰寫的，他在社評中說：「讀周先生的來信，關於此點得到圓滿答覆，就是十八集團軍一定協同作戰。我們知道周先生這幾年對於促進團結抗戰，盡力之處特多。在現時，幾乎是政府與延安間惟一有力的聯繫。此次給本報的信，我們不但相信其有根據，有權威，並且相信他正為此事而努力。」社評還重點提出了對處理好國共關係的希望：「最好藉此次在晉協同作戰為起點，對於統帥部與十八集團軍之間的許多應妥善處理的事情，都協商解決，重新再建團結的壁壘。」社評最後說：「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只要中共對於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真實成立一致的諒解，則其他小的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甚麼都偉大。在此意義上，盼周恩來先生今後更多多盡力。」在這裡，張季鸞始終把共產黨當作政黨看待，並放在與國民黨對等的地位，是有遠見的。
周恩來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報》全文發表，對張季鸞的氣度給予了應有的評價。周恩來的信是在批駁《大公報》社評的錯誤觀點，而《大公報》能夠在自己的版面上發表批駁自己觀點的來信，且又不得不衝破國統區的新聞管制，這是需要有一定勇氣的。周恩來曾經對張季鸞有這樣的評價：「作報社的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遊哉的氣概，如騰龍飛虎，遊刃有（下轉第76頁）（上接第73頁）餘。」張季鸞提出的「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實現，而張季鸞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沒有機會對國共和談發表見解了。
通過這次「筆墨交鋒」，王芸生對周恩來有了深刻的印象，對他愛憎分明、堅持真理、忠於事業的精神深為敬佩，特別是對「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的名言，牢記在心，折服不已。為此，王芸生將周恩來的來信一直珍藏著，在以後的十數年間，無論是遭國民黨的追查封殺，還是輾轉遷徙，他始終將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新聞系時，才將這封信作為新聞史研究資料交予系主任安崗。現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內，成為歷史見證。
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 作者：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