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第六軍分區，是冀中軍區最南邊的一個分區，與我冀南軍區相連接，西邊靠著日本的戰略重鎮石門（今石家莊）。石門這裡是平漢鐵路和石太鐵路的交叉路口，是日軍南下和西進的補給大動脈交叉點，也是日軍後方防守的重中之重。
六分區的存在就像一把利刃，嚴重威脅著敵人的咽喉要地。因此這裡是日軍的眼中釘和肉中刺，在1942年五一大掃蕩之前，這裡就是日軍的攻擊重點。
他們除了以掃蕩壓縮我根據地範圍以外，還修建了石德鐵路。
一、石德鐵路的修建把六分區攔腰切成了兩半
在抗戰開始的時候，當時我國北方主要就是平漢鐵路（北平到武漢漢口）、津浦鐵路（天津到南京浦口）兩條鐵路大動脈。日軍的戰略，是從這兩條大動脈沿著鐵路南下，直接和從上海~南京~武漢順著長江東進的南方日軍會合。這樣一橫一豎的交叉攻擊，是它戰略上的最優選擇。
但是當時的津浦鐵路和平漢鐵路之間，在北方沒有連接線。這就導致一旦八路軍從山西和河北出擊，可以輕易截斷鐵路。而一旦日軍在前線開戰的時候，我軍突然出擊展開破路計劃，那麼整個在山西和河南湖北前線作戰的日軍，就會陷入孤立無援後勤保障困難的境地，就非常危險了。
因此日軍想出的辦法，是儘快修建一條鐵路連接線，把這兩條鐵路連接起來。這樣即使戰時暫時被破路，也可以從另一條鐵路繞行過來。這個想法，最終就導致了石家莊到德州的鐵路的修建。
對侵略中國蓄謀已久的日軍，早就意識到了這條鐵路連接線的戰略重要性。遠在中日全面開戰以前，他們就派特務對此進行了論證測繪。在1936年2月10日至3月12日，侵華日軍東北軍軍部南滿鐵路建設局，還派出了工程師趙七兆、趙寧，會同當時的哈爾濱鐵道學院教員松山信輔，對德州至石家莊路線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秘密實地勘測。
所以如果有誰要說「七七事變」是意外，日軍沒有全面開戰的打算，讀者大大們就可以直接把這些鐵證拍到它的臉上，問它一句：不想全面侵華，你幹嘛跑到河北省測繪鐵路？
二、日軍戰前用間諜在我國進行偷偷測繪
其實日軍對我國的測繪勘測工作，是由來已久，而且經過長時間準備的。早在19世紀晚期，日本國內動蕩不安。在世界其他地方，歐洲列強正忙著瓜分非洲。
「日本希望成為強國，而不是被瓜分的對象。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佔有殖民地，或者成為殖民地。」
因此從1870年開始，日本軍方就著手繪製鄰國的地圖。起初，他們只是複製從這些國家或者西方得到的地圖。但很快，日本軍方意識到他們需要更加精細的地圖，於是派出測繪小隊，開始對鄰國進行測繪，其中的重點是中國內陸和朝鮮半島。在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就派出了多批間諜，收集我國的各方面情報。
根據日本人牛越國昭編著的《以製作對外軍用秘密地圖為目的的潛入盜測——外邦測量·村上筆記研究》一書中的說法：
日本間諜往往是先確定要測繪的區域，然後安排15人分成3個小組，偽裝成賣藥的商人潛入目的地。他們很少攜帶專業的器材，一般依靠磁石和能夠顯示高度的氣壓計，通過計算步數丈量距離，再繪出素描。這些經過偽裝的日本間諜很難被發現了，而且一旦被中國當局發現，日本特務機關會出面解決。
除了地理地形，日本也非常注重對我國河流的調查，甚至繪製了某些河段河曲的長度。
到了1900年以後，日本對我國的測繪工作就更詳盡了。在1901年，一位名叫大八木喬朵的日本學者甚至勘測了我國山東和河北唐山一帶的煤礦，形成了報告《北清煤田視察報文》。為了把這裡的煤炭掠往日本，他還建議擴建秦皇島港，並詳細繪製了秦皇島港現狀圖與擴建預想圖。
而除了礦產、運輸的調查，他們還曾在1933年剛佔領的熱河地區進行過涉及人種、農產品價格、放牧方式等的綜合調查。類似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用非常專業化的研究方法服務於侵華戰略，研究的對象從地理地形、河流山川，到礦產交通、人口氣候無所不包，到其研究之細緻、科學，令人非常震驚。
三、日本用各種辦法偷取我國地圖
除了實地測繪以外，日軍當時的一個辦法，就是用間諜儘量偷取中國的各種地圖。很多時候，甚至是用當顧問的形式，從中國軍閥手裡偷來的。其中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就是一個最有名而且公開承認的賊。
崗村寧次曾經擔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區隊長，算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老師。據他回憶錄中描述，當時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大軍閥孫傳芳，手下許多軍官都是留學過日本的他的學生。當他來到中國以後，這些學生對岡村寧次非常尊敬，把他請到孫傳芳那兒當軍事顧問，於是他就藉機開始偷盜地圖。
有一次他到南昌最前線，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地區的高精度地區全交給了他，讓他制定作戰計劃。崗村寧次做完計劃以後，並沒有歸還這批地圖，而是偷偷帶到了九江自己藏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潰，崗村寧次也趁機乘小船把這批地圖帶到了日本軍艦上，轉運回國後交給日軍參謀本部，他還因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獎賞。
崗村寧次在回憶錄中自己承認說，這批地圖在日軍攻打武漢時發揮了巨大作用，是日軍能快速攻下武漢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除了岡村寧次之外，當時許多軍閥部隊裡面都有日本顧問，這些顧問大多也經常盜竊我國的情報和地圖。
這些地圖送回日本國內後，再匯集到一起進行複製，然後日本人的傳統做法是基於敵人的地圖，增加注釋和細節，再加上他們間諜的測繪數據，一起經過日軍參謀本部的標註和加工，最終形成了侵華日軍的軍用地圖。
有了這些地圖的幫助，日軍對中國各處軍事要塞，山水地貌等情況了如指掌，為其排兵布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日軍的飛機和大炮轟炸提供了精準的數據。日本人在中國的領土上，甚至比一些中國軍隊更為熟悉地形。
1937年南口戰役中，晉綏軍72師陳長捷部曾經俘虜了一名受傷的日軍中隊長，在其圖囊裡面發現一份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該圖是「九一八」事變前印製，地形地貌非常精細，一些小的村莊、獨立的住宅、甚至連長城上的石雕都有非常詳細的標註。日軍侵華之處心積慮和準備之周密，都讓人不得不感嘆。
而相對的，當時中國軍隊陳長捷師長手裡的，居然是一張清末的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我國軍隊的師長，手裡的地圖精確度居然還不如區區一個日軍中隊長！
四、用光緒時代地圖打仗的國民黨軍隊
相對於日本人，當時中國人自己的地圖測繪工作真的是一塌糊塗。清朝滅亡以後，中國長期處於軍閥混戰局面。除了幾個較強的地方勢力能守住固定的地盤外，其餘軍閥都像走馬燈一樣更替頻繁。因此大家都把錢投入到武器上，少有人花心思去繪製高精度地圖。
在1913年的時候，黃慕松（1883—1937，原名黃汝海，廣東梅縣人）任陸軍測量總局（第六局）局長時，就提出了十年內測繪完中國地圖的「十年速測計劃」。可是由於軍閥混戰，政局不穩，經費困難，各省陸軍測量局測繪業務則時作時輟，「十年速測計劃」未能如期完成。根據各省測繪志記載，到北洋政府倒臺以前，只有浙江省、江蘇省和山西省完成了本省地形圖的計劃測繪任務。
1928年，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遷到南京。1929年，在南京大石橋重建陸軍測量總局。黃慕松第二次出任陸軍測量總局局長。陸地測量總局又制定了第二個全國測量計劃——《完成全國軍用地、地籍圖測量計劃綱要》，引進先進的航空攝影測量新技術，推進全國測繪基準的建立，積極開展全國基礎測繪。
但是國府好高騖遠的毛病又出來了，和孫文當年的20萬公裡鐵路計劃一樣，當時他們的計劃都大氣磅礴，制定的目標比天都高，實際能力卻命比紙薄。而測量力量與龐大計劃之間的不相稱，導致第二個全國十年測量計劃的實施受到幹擾與衝擊，未能如期完成，其中基本控制測量（即大地測量）完成都不到計劃的一半，以1：5萬地形圖測制為主要內容的基本測繪，倒是完成了計劃的77.2％。
「1932年後測繪的地形圖按經緯度全國統一分幅，用蘭勃特正形割圓錐投影，稱為新圖廓，高程起算點先以吳淞後以坎門高程系統為起算點。共測繪地形圖5 587.5幅，其中1:1 000圖576幅，1:5 000圖356.5幅、1:1萬圖1 566幅、1:2.5萬圖712幅，1:5萬圖2 377幅」。（引自《中國測繪史》）
但是這個所謂完成的77.2%的五萬分之一地圖，也只停留在測繪局的辦公室裡，因為各種奇葩的原因，大部分根本沒有落到實際使用者手裡。據親歷者晉綏軍72師師長陳長捷的回憶：
8月18日，該師奉命增援南口，從湯恩伯軍部領取的竟然是一張光緒時期草制的編撰圖，而且該圖是未經實測的十萬分之一地圖，團長以上軍官才各有一份。當時前線緊張急需增援，該部一個團在經過長城的十八裡長的山巒地勢時，發現地形幾乎全與地圖所示不相符，最終耽誤了行軍速度。
地圖上把極為重要據點鎮邊城，偏移了數十公裡標到了洋河北岸，直接導致照圖前進的一個團徹底迷路，竟與部隊失去聯絡政治整整兩天！而當部隊按照地圖布置展開時，發現有的距離太遠，無法彼此掩護。有的戰線拉得過長，分配下去居然變成一個班駐守一個山頭。最終，前線指揮官又得根據實際情況重新繪製要圖進行布置。
當時讓我國很多將領感到無奈的是，日軍地圖如此之詳細精確，而國軍卻連張像樣的地圖都沒有，這仗打得非常艱難，就是可以想像的事了。
抗日戰爭之所以打得如此慘烈，和戰前中日雙方對於地圖測繪重視程度的天壤之別，也有非常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