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女記者法拉奇:被男友要求分攤墮胎費,一生未婚,卻活成了最彪悍的傳奇

有時，男人內心住著一個女人，女人內心也住著一個男人。於前者，是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但對後者來說，則是玫瑰多刺亦鏗鏘。

譬如「世界第一女記者」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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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這個著名的世界藝術之都，當時瀰漫的並不是浪漫優雅的藝術氣息，戰爭的陰霾充斥著這個昔日寧靜的歐洲文化中心。

她的父親是一名木匠，也是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成員，因反抗墨索裡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親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法拉奇從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士兵領到安全地帶。

義大利抵抗運動

1943年9月盟軍轟炸佛羅倫斯時，法拉奇隨父母躲在教堂，在狂轟亂炸的巨大聲響和沖天的火光中，14歲的她嚇得大哭。這時父親走過來，照她臉上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還緊盯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訴她：「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從此，法拉奇與眼淚徹底絕緣。

淚水是鹹的，但生命中那些比鹹澀的滋味更蝕骨入髓的，是其後跌宕起伏的豐富經歷帶給她的更多體驗。

年輕時的法拉奇

童年，是本該盡情釋放天真與快樂的階段，但她已經學會了用纖細的手指投擲手榴彈。當冷冰冰的手榴彈被她緊緊握在手裡時，她開始懂得那些成人世界才會領悟到的殘酷道理。「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

在命運最底層的汙泥濁水中，在亂世的顛沛流離裡，她放棄了一切關於女人矜貴、柔軟的特質，將不妥協的強韌，不臣服的堅毅融進自己的血液裡。

1945年，二戰剛剛結束，16歲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進入《義大利中部晨報》的新聞編輯室，作警事和醫院報導員。

從進入該報社的的第一篇報導開始，她便初露鋒芒，尋常的新聞內容，她總是另闢蹊徑，做出觀點鮮明、獨樹一幟的報導。

1950年，法拉奇任《晚郵報》駐外記者。經過幾年的磨鍊，她犀利獨特的新聞視角，令人稱奇的文學天賦，引起了義大利全國性雜誌《歐洲人》的注意。

《歐洲人》以它更大的影響力，為法拉奇日後的輝煌提供了逐夢飛翔的舞臺。從此，她的訪談對象不再是小鎮上的警官或醫院中的工作人員，而是國際知名人士。

在好萊塢，她採訪了當紅影星瑪麗蓮·夢露、格裡高利·派克、希區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納利等人。

但讓法拉奇聞名於世的是她採訪過世界各國的政要：鄧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華勒沙、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頭，都曾赫然出現在她的採訪名單上。

法拉奇去羅馬大使館採訪

在諸多經典採訪教程中，老新聞人都諄諄告誡年輕記者，在被採訪對象面前，要做一名最善於傾聽的人。

然而這個闖進國際舞臺中心的初生牛犢，從一開始就對外部世界採取了一種當仁不讓、咄咄逼人的態度。她往往以歷史和全局更為宏觀的視角，審視各類重大新聞事件。她用語冷峻、尖銳，時而迂迴曲折，時而單刀直入，變幻莫測的風格經常獲得出其不意的採訪戰果。

面對這些縱橫捭闔，改變歷史進程的人物，很多的採訪者會喜歡以「仰角」表達他們的敬畏。但法拉奇從不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態。她的採訪技巧非常「刁鑽」，會為採訪對象布下猝不及防的陷阱，情緒化、窮追猛打地逼問，宛如一場刀光劍影，火花四射的博弈。她的採訪方式與其說是採訪，不如說更像火藥味十足的交鋒，有時令對方毫無退路，乖乖「束手就擒」。這種方式讓全世界擊節叫好，卻讓那些大人物感到「惴惴不安」。

她曾讓在世界外交舞臺上遊刃有餘，鮮有失手的基辛格陷入尷尬，直呼這是他接受過的所有採訪中最令其深感挫敗的一次。連一向剛愎自用的卡扎菲在她的連環追問下，都無力招架，大怒失言。

法拉奇在採訪

她的《風雲人物採訪記》被《華盛頓郵報》譽為「採訪藝術的輝煌樣板」，《滾石》雜誌則稱其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文集」。連《花花公子》雜誌也忍不住評論說，「如果你不明白這世界為什麼這麼亂，法拉奇的採訪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傢伙們在左右著世界」。就憑這本書，法拉奇確立了她的「國際政治採訪之母」的地位。

1967年，法拉奇主動請纓，要求去越南，開始了長達8年的戰地記者生涯。戰地記者，向來是男性的專屬。但當她將戰地記者的證件掛在胸前時，她便輕輕抹去了性別的分界線。

戰地記者法拉克

在越南戰場，她看上去像一個孩子一樣嬌小，甚至羸弱不堪，當她深入前線時，卻像一個英勇無畏的戰士。她的背包上寫著說明，告訴人們如果她陣亡，將她的遺體運交義大利使館。

除了越南戰爭，她還採訪過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

1968年9月，第19屆奧運會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舉行，此舉招來的是大規模的學生反政府運動。法拉奇在報導中廓清迷霧，讓事實說話。在一次示威活動中，法拉奇身受重傷，被士兵揪著頭髮拽下樓梯，重重地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

她在《奧莉婭娜·法拉奇報導：血洗之夜我不幸受傷》中講述了她的歷險經歷：「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我聽到人們在呼喊……我左邊那個人受了傷……一顆子彈打穿了水管，水向我們噴射過來，我們……浸泡在被血染紅的水裡。」這樣血腥恐怖的場面不是文學的渲染，而是真實的場景。她置身其中，命懸一線。

法拉奇通過新聞報導鞏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對專制主義，一位追求自由與公正的女記者以筆為武器，向這個罪惡叢生的世界宣戰。

1980年8月，法拉奇在三天之內對鄧小平進行了兩次採訪。訪談過程中法拉奇率直辛辣，鋒芒畢露；鄧小平坦誠應對，睿智風趣。通過這次採訪，國際社會第一次對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法拉奇採訪鄧小平

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法拉奇的採訪呈現出原生態的坦率與亮冽：表面上是犀利的提問，本質是在權威面前的平等姿態和獨立人格，是希望她生活的這個世界和人性，更能抵達真相和真誠。

異端是什麼？不是唱反調，不是出偏鋒，不是走極端。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她以自己敢為人先的勇氣和不畏強權的膽識，以卓有建樹的採訪戰績，被人們稱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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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是個名副其實的工作狂，她仿佛有著永遠揮灑不竭的激情，但生活中，她卻扮演著一個「清教徒」的角色。她曾語出驚人：「事業是可愛的，愛情是可笑的。」而且她還發誓自己一輩子既不會結婚也不會生育。但叛逆如她，最終也沒有逃脫愛情的掌心。

1973年，法拉奇的一位男同事說他要去採訪被釋放的希臘抵抗運動領導人阿萊科斯，這讓她想起了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的父親。於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個月的時間才安排好的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採訪。

採訪阿萊科斯時，她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人的含義是什麼？」阿萊科斯回答：「意味著要有勇氣，有尊嚴。意味著去愛，但不允許讓愛成為避風港。意味著鬥爭和勝利。按你看，人是什麼？」法拉奇語氣堅定地說：「阿萊科斯，我說人應該是像你那樣！」

1973年，她已經43歲，這朵渾身長滿了刺的野玫瑰終於等到了馴服她的那個人——她心目中的英雄。

雖然這個男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他身上散發著的那種激情和勇敢卻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內心。

在阿萊科斯面前，法拉奇母性的柔情全部煥發出來，她無怨無悔地幫助著這個和情人散步時口袋裡也會揣著炸彈的男人：她冒著巨大的風險把他轉移到義大利；她幫他競選議員籌款，有幾次差點被對手追擊得車毀人亡。她欣賞他的鬥志和魄力，同時忍受著他的任性和乖張。

相愛兩年後，法拉奇懷孕了，為此她還專門寫了一本書，用不無溫柔的筆觸寫下了她懷孕後的點點滴滴，寫她的忐忑不安，寫她的悲欣交集。

她如同每一個沐浴在愛中的女人一樣，滿懷憧憬，期待著那個美好的小生命的到來。但當阿萊科斯得知這一消息後，非但沒有喜出望外，反而語無倫次地問法拉奇打胎的費用如何分攤，並建議兩人各出一半！

三個月後，法拉奇意外地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有人說，人纏不過自己的性格，常常在萬籟俱寂時，在走投無路時，以刀鋌與自己短兵相接。

無論在採訪的第一現場「長驅直入」，還是在愛情的獨木橋上與人「短兵相接」，都無法避免毫髮無傷。但既然這個男人是自己選擇的，她便甘心為他拔掉了身上的所有刺。於她，生命中的兩次燃燒，一是做記者；二是為愛情。

雖然這個毫無擔當的男人曾讓法拉奇無數次黯然神傷，但傷心過後，她又母性復萌，對他的寬宥讓自己的「軟肋」一次次裸裎在他的面前，直至1976年，他在一場車禍中喪生。

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謀殺了他的愛人：在烏利亞格梅尼街，一輛轎車高速向他衝來，他幾乎是當場死亡。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法拉奇說：「阿萊科斯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也是值得每一個生下來的人應該尋找的東西，被稱為自由，被稱為正義的東西是一場夢。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並對自己說，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造它。難道人的命運不就是創造不存在的東西和為夢的實現而奮鬥嗎？」

跟阿萊科斯的愛情還讓她文思泉湧，先後創作了兩部小說：1975年的《給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在《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中，她娓娓地講述她對死亡、母性、信念的理解，緬懷未曾謀面即已逝去的生命：「即使我在為我的失敗、幻滅和挫折哭泣時，我也堅信痛苦遠遠勝過虛無。」

法拉奇《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一書

她一生未婚，沒有子女，她最後「嫁給」的，是獨一無二、震撼世人的記者生涯，還有桀驁不馴，鮮有同道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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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採訪女王」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爭議不斷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評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強烈的「自我表現主義」。義大利媒體報導說，意文學評論界至今不肯發給她作家執照。

褒貶由人，操之在我，她始終忠於自我的風格一直沒有改變過。

有時，一個人的彪悍之處，不在於去改變世界，而是不被世界改變。

她說：「在夏娃摘蘋果那一天誕生的，並非罪惡；那一天，誕生的是一種被稱為不服從的光輝美德。」不卑佞，不溷從，法拉奇代表了當今媒體所欠缺的東西——把真相告訴權力的勇氣。

1971年法拉奇就被診斷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菸，在曼哈頓過著退隱生活。

1993，她應邀到中國社科院演講，場內場外人山人海，一位學義大利語的學生搶到了提問機會：「我不是來問問題的，因為我一直讀你的書，我已經知道答案了，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感謝你，你教給我兩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氣和自由.請你不要死，我們非常需要你。」

13年後，她還是死了。

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與乳腺癌鬥爭了多年後病逝，終年77歲。去世前4天，她執意從已經居住10多年的美國紐約回到義大利的佛羅倫斯。

已知泉路近，葬我於故鄉。

她的去世在義大利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義大利共和國總統納波裡塔諾致信其家屬：「我們失去了一位享譽全球的記者，一位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戰場上滿腔熱情的領軍人物。」前總統錢皮高度讚揚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戰鬥和榜樣的一生」。

電影《燃情歲月》裡有這樣的臺詞：有些人能清楚地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遵循它而活，其中一些成了瘋子，另一些成了傳奇。

法拉奇，無疑將自己活成了大寫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