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是一個國家持續保持經濟增長的命門所在，保護人民的產權才能保證人民生產的積極性，才能保證國庫充盈。政治不是理想主義者的真空實驗室，任何政治改革面前都鋪著一張所有人的利益收支平衡表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縱覽中外歷史，梳理中國近3000年來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狂熱的德政理想和對產權的不尊重。在他看來，任何改革都是鋪在所有人面前的利益收支平衡表。當改革的航船進入深水區後，能避免被狂風巨浪摧毀的主要保障就是保護產權的法治這一千鈞鐵錨，別無他物。
蕭瀚說，管仲有些政治經濟政策與後世歷代中國相比，簡直是絕唱。管仲對魯國進行貿易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孫子兵法所謂「上兵伐謀」的典型案例。在管仲那裡，欲富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先嚴於保護產權。這些都是儒家決計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做的。
政治不是理想主義者的真空實驗室，而是現實主義者的荊莽危崖，政治也不只是夜觀天象一夕輝煌的事業，而是抬頭看路節制權欲的謹言慎行，任何政治改革面前都鋪著一張所有人的利益收支平衡表。政治家個人的理想並不重要，至少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還是理想如何實現。
有句歸於管仲名下、迄今國人皆知的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們或許讚賞這句話，但未必都能準確理解原意，當代的學校語文教育中套用唯物論來解釋這句話，說是先有物質文明後有精神文明，實在是謬以千裡。管仲這位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比後世無數政治家更懂得「倉廩實」和「衣食足」的制度含義，管仲這句話裡包含著現代制度和經濟學的智慧，即「倉廩實」和「衣食足」不只是一時的富足，而是人民通過辛勤勞動獲得的財富必須有強有力的制度保障，這樣的「倉廩實」和「衣食足」才是穩定的，而不是朝不保夕的。「倉廩實」和「衣食足」是一個產權概念，而不是一個曇花一現的富足概念。
正如柴契爾夫人在位時的口頭禪「我是一個雜貨商的女兒」，她是要說明什麼？柴契爾夫人是要表明自己懂得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重視自己那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作為曾經的商人，管仲也具有柴契爾夫人這樣的政治家與人民相通的同理心，他比絕大多數政治家都懂得保護人民的產權才能保證人民生產的積極性，也才能保證國庫永遠充盈，這才是一個國家持續保持經濟增長的命門所在。《管子·法禁》所謂「安於貧賤，無常業無恆產，活動於社會上下之間，而聲稱是為了人民，這種現象聖王應當禁止」，體現的也是管仲的思想。這裡說的就是產權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問題。
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都遭到悲慘的失敗，不只是因為政策錯誤，還在於他們的錯誤政策推行時罔顧人民利益，人民的產權沒有得到基本保護，人心不穩，所以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古今中外，無論是哪場成功的經濟改革，都不會缺少三項實質性要件，即對自由市場的正面肯定要佔絕對優勢的比重，與此相關的法令也必須能夠保障改革成果，同時當各種糾紛發生時，要有真正保護產權的最低限度的公正司法，如此才能保護包括產權在內的基本人權——它是社會這艘航船的「壓艙石」。
管仲改革可能是中國近3000年來最成功的少數幾場改革之一，而開始於11世紀的歐洲城市化進程，英國自13世紀以來持續的政治經濟文化進步，17世紀的彼得大帝改革、19世紀的日本明治維新、俾斯麥改革，甚至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新加坡改革，他們的成功也都離不開商業興國與法護產權。
（摘自騰訊思享會 作者：蕭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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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供給主體首先要產權清晰
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朱海就接受採訪時說，不少人有這樣一個錯誤認識，認為經濟結構扭曲是刺激需求的政策所致，從刺激需求轉到供給管理，那麼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問題的根本不在需求和供給本身，而在於供給主體的「正當性」「合格性」問題。供給側改革必須指向這一問題。
供給主體的「合格化」是有效供給的基礎。合格的供給主體擁有清晰的有長期保障的產權，是拿自己的錢為市場「供給」。不合格的供給主體拿別人的錢「供給」。比如一個人拿自己的真金白銀向市場供給產品，那他必定小心謹慎，沒有需求的事他不會做。相反，如果是拿別人的錢，自己不需要承擔責任，那他就無所謂產品或服務是否有價值，只要他自己能從供給中獲利就行。那就會導致無效的供給，即沒有市場價值的供給。比如政府那些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課題、項目，大量的科研論文有價值嗎?而產權沒有長期穩定保障的供給者，為市場提供的供給，也必然是短期的，一般不會也不敢做中長期的投資，也沒有動力創新。
中國存在廣泛的產能過剩、供需不匹配的原因就在於存在大量不合格的供給主體。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對他們不起作用，在產能已經過剩的情況下他們還繼續生產。比如一些國企就是這樣的供給主體，在產能已經過剩的情況下還繼續生產，因為有政府保護，因為有銀行還在繼續為他們提供資金，維持他們的生產。這樣市場就沒有辦法將他們的產能出清掉，最後導致普遍的產能過剩。實際上，政府自己生產又自己評價的「供給」，根本不是什麼「供給」，而是「轉移支付」而已，還會導致相關部門和人員利用這種方式把納稅人的錢轉移到自己的口袋。所以，無效的供給也必然伴隨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腐敗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結構問題不是需求和供給問題，而是產權、市場與法治的問題。
所以，供給側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不要限制合法、合格主體的供給能力和願望。人們一般不會介意也不用擔心合格供給主體的供給是否過剩，比如巴黎恐怖事件後，網際網路上無數的媒體和個人「供給」了大量的關於ISIS的文章，「雙十一」淘寶供給了無數的商品，你會抱怨這些文章和商品過剩了嗎?不會，你沒時間不去看，沒錢不去買就是了。二是把不合格的供給主體改造成合格的供給主體。比如國企和很多事業單位，目前還不是合格的供給主體。現在稅收和銀行信貸資金還在源源不斷地為這些不合格的供給主體提供資金，使之得以繼續提供不合格的產品，扭曲生產結構。因此，在改造這些主體的同時，也要切斷它們的資金來源。金融機構本身成為合格的資金供給主體也是關鍵。另外還要健全法制，讓個人產權和財產得到更有力更長久的保障，消解企業家的擔憂，讓他們有信心敢於長期投資，這樣他們才能為市場提供有效、優質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