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蔣介石身旁的謀士,是數不勝數的,但是提起他的筆袋子,那就不得不提陳布雷,陳布雷可謂是蔣介石的御用代筆,蔣介石的所有文件都是他代寫的。
陳布雷的本名原本是陳訓恩,他出生在清末,那時候正是清朝末年風起雲湧的時候,而陳布雷由於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他眼看著自己所處的傳統舊官僚從興盛到衰敗的全過程,原本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的他,也打算去上海接受所謂的新思潮,那時候的他懷揣著對於新世界的嚮往,希望能夠找到一條救國的道路。
去到上海之後,陳布雷果然結識了很多有進步思想的文人,那時候的他們整日都在為如何拯救中國而爭論不已,而陳布雷為了喚醒更多的進步青年,就進入當時的進步報刊《天鐸報》當一名記者,那時候陳布雷的文筆就很突出,措辭犀利,針砭時弊,令很多進步青年看到之後都深受鼓舞,決心為中國的救亡圖存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時候孫中山的同盟會正在興起,於是陳布雷就果斷加入了,但是家中突逢變故,為了補貼家用,陳布雷選擇回到家鄉做一名老師,但是他依然沒有忘記自己受到的新思想,而是在做老師期間,用新思想啟發學生,讓新的一代為國之崛起而奮鬥。1920年,陳布雷再一次回到上海,那時候他再任《商報》主編,大力披露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此報刊的影響力比國民政府的官方報刊還要大,這是陳布雷一生之中最輝煌的時刻。
那時候蔣介石對陳布雷也是大為欣賞,不僅親自去請陳布雷面談,而且態度極為友好,這讓陳布雷感受到了禮遇,認為自己遇到了伯樂,於是便被蔣介石收入囊中,這位進步主義新青年,一步一步走進了自己給自己設下的陷阱之中。
四一二政變之後,陳布雷深覺自己走的路錯了,但是又無力改變,那時候他心中的舊官僚主義出來作祟,將自己與蔣介石比作君臣,認為自己不能背叛君,所以一直唯唯諾諾,還曾說過「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表達自己寫的文章並不是自己心中所想,但是他還依然是蔣介石的「幫兇」。
這位曾經文筆犀利的進步青年,對自己所處的情況十分清楚,但是他又無力改變,面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他在是非對錯面前選擇了愚忠,但是這也與他的初衷是違背的,所以到1948年,陳布雷面對國民黨的節節敗退,民心潰敗,但是國民黨當局還是要他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他不知如何落筆,於是選擇自殺。這位蔣介石的御用筆袋,就這樣被當局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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