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問題緣於我們正在做的「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課題。乍一看，這應該不是問題，書都是編輯的產品。經書也是書，當然也是經過編輯活動後的產物。有編輯活動就會有編輯意識，將編輯意識上升為理念、將編輯觀念系統化即逐漸形成編輯思想。因而，研究經部要籍的編輯思想是編輯史、出版史、思想史的一部分，是有必要也有可能進行深入研究的。但實際從事這一課題研究時，還是不時碰到一些疑惑，其中隱含著這樣一些問題覺得必須釐清：經書是編的還是著的？編輯活動產生以前有經書嗎？如果經書是編撰而成，那麼孔子不就是編輯家嗎？「六經」產生於何時？經學、經部、經書是什麼關係？先秦以前經書是編輯活動還是著述活動？編著合一情形下的編輯思想研究這一命題還成立嗎？經部書籍有編輯思想嗎？何謂編輯思想,等等。解決這些疑問正是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需要進一步弄清楚的問題。
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編輯學界就「孔子是否編輯家」開展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這場論爭有效地將人們對「編輯」概念的理解推向了深入。現在可考的最早圖書編撰家當屬西周宣王時宋國的大夫正考父；明確孔子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圖書編撰家之一；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編輯學家，在中國編輯出版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等等。最近，有文以《「述而不作」非孔子編輯思想——兼論目前編輯學界的誤讀及原因》為題，認為編輯學界多以孔子與「六經」之模糊關係，將「述而不作」直接界定為夫子的編輯思想，無疑是對孔子這一思想的嚴重誤讀。文章認為誤讀的原因有三：堅信孔子乃「六經」編輯者，對「述而不作」本義理解有誤，對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誤讀傳統的延續。因此，開展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可就古代經籍的編輯活動作深入研究，總結「六經」編輯活動規律，歸納古代經籍編輯思想是十分有意義的。
一、經書伴隨著經學而產生與發展，歸為經部
「經」字，甲骨文未見，據郭沫若先生在《金文叢考》中的考證，最初為織機之縱線，與橫線「緯」相對。「經，織從絲也。從系。」引申後才有了今天所說的「經緯」「經營」之意。春秋戰國時代的「經」開始有了經典的意義。《莊子·天下》篇說墨子門人「俱誦《墨經》」，即指墨學經典。此時的「經」可作書籍解，凡書皆可稱經。先秦至秦漢所說的「經」，往往指有典範性、綱領性的前代要籍，或先賢、先師之作，含有尊崇、推崇之意。孔子去世之後，儒家經典始稱之為「經」。至漢，儒學獨尊，儒家經典地位升至百家之上，經與禮、法律齊驅，所謂「禮，王之大經也。」杜預註：「經，綱紀之謂也」。這裡的「經」引申為國之綱紀或既定的法規。兩漢以後，「經」成為人們對一部分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經，常也，即常道之義。認為儒家經典是規範，必須遵守的標準。「《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將「六經」之作用分別予以概述，也可觀之並理解「易、書、詩、禮、樂、春秋」由本門學派之經而成王朝治國要典，天下之經，正式賦予「經」名。
經學，即治經之學。它以諸經為研究對象，是解釋、闡明、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自春秋戰國《易》《書》《詩》《禮》《樂》《春秋》問世，也就有了對它們的傳習與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門生弟子等都是經學的創始人與傳承人。經學的發展與朝代更迭一樣，大一統年代經學也統一，大分裂年代，經學也多門。經學自漢初興起，經歷了兩漢時代的今古文學之爭、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鄭學與王學的對抗、南北朝時南學與北學的分裂、至唐代方得高度統一。又經宋代理學的發展、到清乾嘉學派的形成和今文學的復興，多次顯示出其強大的思想力量，並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社會發展中意識形態構建的主體。
經書是關於經的書籍。中國古代圖書經、史、子、集四部之中，經列於他類之首，顯示其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雲『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雲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 《十三經註疏》追溯了「五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之流變，也讓後人對經書源流有了清晰的認識。
「經」非儒家專有。王國維說:「經者，常也，謂可為後世常法者也。故諸子百家同其先師之書，亦謂之經。」先秦時期，也還有一批稱之為「經」的書籍。分為不同種類：一是典範的著作為經。如《國語·吳語》記吳王夫差兵臨晉軍「建旌提鼓，挾經秉枹」，韋昭注「經，兵書也」，即古代兵法之類的要籍有「經」一說。這裡的兵書非常見之書，必是重要的典籍才會在作戰時攜帶。二是先師著作為經，此著作無論先師自著還是後人增補均可為經。如闡述墨家思想的《墨子》一書，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等名篇，《墨經校釋》認為「《經》上、下當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口說，但有後學增補。」也有研究者認為《墨經》就是戰國時墨子後學發展墨家思想的著作。後學稱先師作品當為經。三是宗教典籍為經。亦說荒誕不經亦作地理知識的《山海經》，含《山經》（5卷）、《海經》（13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它稱為「古之巫書」，或許其性質描述並不被眾人認可，但從「經」一說中尚還存有宗教典籍之意。上述書籍儘管稱「經」但不屬經部，區別於儒家「六經」及其由此發展的經學書籍。
《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略」著錄經書分為九類，共103家，3123篇。而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的經部共十類，1773部，20427卷。加上近人孫殿起撰著的《販書偶記》和《販書偶記續編》經部著錄圖書2502部，21966卷，二者相加，經部圖書共4275種，42393卷。這些數字基本上是經部圖書的總計。
漢語中的「部」有多種含義，其中之一是古代類分圖書的單位。如古代文獻分為四部：甲部、乙部、丙部、丁部或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等。經部書籍即經學範疇內的經籍，除此之外，史部、子部、集部中凡有涉及儒家經典的內容也都屬於傳統經學的範圍。
西漢末年，劉歆編的《七略》為我國第一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錄。它把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大類。西晉，荀勖編《中經新簿》首創四部分類法，以甲、乙、丙、丁命名。甲部為儒家經典，乙部為子書，丙部是史書，丁部為詩賦。如果以圖書內容標記的話，即是經、子、史、集四部。東晉李充的《晉元帝四部書目》，仍以甲、乙、丙、丁標記類目，而乙、丙二部內容與《中經新簿》相互調換了位置，圖書類別成為經、史、子、集序列。南北朝時期，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雖然未採取四部分類法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圖書四分法以及以經、史、子、集為標記的類目已逐漸得到社會認可。自唐代初年，《隋書·經籍志》確定經部於史、子、集部位置之先，這一部類排序法至清代都未有大的改變，均沿用了這一類分圖書方式。歷代經部目錄所說的「經」即是一部分儒家經典的專指與特稱。確定經部位於四部類目之首、明確了統治地位的標誌性作品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反映出高度弘揚儒家著作的精神：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其「經」部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類下再分屬，如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屬下再細分，如小學類下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這一類屬劃分與儒家思想為指導，儒家經典前置、居於重要地位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即使在子部中也是把一般儒家著作放於子部之首。經學取得如此之成就，首先是代表國家意志的出版思想十分強勢，把它們視為「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統治者充分認識到尊儒重道的重要性，大力倡導「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仁、義、禮、智」能治國的儒家理念，在王朝的支持與推崇下，「經」類出版物得以持久的興盛。
經書的產生、發展與經學相伴，沒有經書原典就不會有經學，而經學發展、壯大的顯著特徵之一便是經書的不斷出版與流傳。沒有經書，圖書分類體系裡就不會有經部。經部的形成及位列首要地位彰顯了經學的影響，促進了經書的繁榮。經書、經學、經部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從「禮崩樂壞」到孔子編訂，逐漸奠基了統治地位，不僅影響了圖書文化，更在時代發展中強化了儒家學說，統領了古代思想領域，在社會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先秦編撰或編纂的經書都是編輯活動的產物
編輯、編撰、編纂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有區別嗎？可以將編撰或編纂說成編輯嗎？
先說「編」「輯」。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有會意的「編」字，左右結構，左邊是龜冊，右邊是絲繩，也便是將皮筋或絲繩串聯在一起的龜冊。西周后期，簡策取代了龜冊，「編」指編連簡策的繩索。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編」為「次簡也。從糸，扁聲」。段玉裁註：「以絲次第竹簡而排列之，曰編。」即把竹簡依次編連。「編輯」中的「輯」古通「緝」，泛指車輿，引申義為聚集、收集。「編」與「輯」合成一個詞，分別取其收集、編次的引申義。《史記·孔子世家》：「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編次」二字恰是按次序編排的形象表達，也是編輯活動最原始、最基本的反映。「編緝」一詞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使用的。《魏書·李琰之傳》中有「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的記錄。《南史·劉苞傳》中贊劉苞「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此時「輯」「緝」相通，「編緝」與「編輯」同義。但那時不可能有今天專門的專職編輯，編輯工作是由學者兼任的。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唐代。至唐，書寫的物質材料從簡策改為紙張，「編」字由「編繩」引申為「書卷」，例如唐代韓愈《進學解》裡「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的「編」字，便是名詞，指書卷。作動詞解釋的「編」字，也由編次竹簡衍化為成書手段，如編纂、編撰、編造。自唐高宗、武后時期（650-704年）以後，「編緝」逐漸為「編輯」所取代，「編輯」遂成為一規範詞。唐高宗儀鳳元年《頒行新令制》中稱「然以萬機事廣，恐聽覽之或遺；四海務殷，慮編輯之多缺」。此「編輯」包含「編次」與「輯集」雙重含義，是現在「編輯」的近義詞。唐代，雕版印刷術出現後，有規模的圖書生產成為可能。隨著印刷技術越來越先進，對印刷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於是產生了專門整理加工手稿編印成書的專業，現代意義上的編輯逐漸形成，編輯也漸漸成為一種固定的職業。
近代的編輯既指一專門職業，也明確表示為新聞出版工作的一個基本環節。
現代「編輯」一詞，如1983年版的《辭源》解釋為「收集材料，整理成書」。《現代漢語詞典》中說明是「對資料或現成的作品進行整理、加工」；「做編輯工作的人」。編輯的本質屬性是將精神的、意識的思想凝聚於文字符號的再創造智力活動。因此，許多關於「編輯」的定義都達到一個共識，即都是將編輯活動作為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部分，都承認其基本特徵是對文化成果的收集、選擇和加工整理。
現代編輯工作的前身是文字檔案整理工作，是從殷商時期主管佔卜祭祀、記言記事、保管和整理政事檔案的史官工作延伸發展而來的。那時的史官公認為是品行高尚、有學問的人，可獨立編撰，也可編輯、編纂。
《辭海》第六版縮印本無「編撰」「編纂」詞條。在「撰」的釋義中解釋為「著作；著述。如撰文；編撰。」隨後以《漢書·揚雄傳下》舉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論語》是輯錄體，《法言》正是西漢揚雄摹擬《論語》體裁寫成的。這也可說明「編撰」同「編輯」之近義。再看「纂」字。「纂」字下釋義「編纂；編輯」。由此結合起來看「撰寫」之「撰」、「修纂」之「纂」，固然含著述、整理之意，但也都有「編輯」之義。故可以得出大量史籍以及史上留傳下來的文字是著述、編輯和編纂合一的作品。如孔子「編次」《六藝》，「筆削」《春秋》，劉向、劉歆對宮室藏書進行「校書」「校理」「摩研編削」，這些字與詞均表明的是編輯活動，古人所從事的文籍工作即是現代編輯工作的一部分，所說的「編次」「筆削」「校理」「摩研編削」便是「編輯」一詞出現之前的近義詞或同義詞。《辭海》中沒有找到「編纂」「編撰」的詞條，而「編輯」下有五種含義，定義為著作方式的是第4種，即「根據特定要求選擇若干作品或作品片斷、匯集編排成一部或一套作品的著作方式」。或者說明編輯可以包括編纂或編撰；或者說明編輯等同於編纂或編撰。
因「編輯」一詞出現較晚，且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可沿用學界通例、統一採用不同的稱謂。如史書稱「編修」，佛經稱「編譯」，子書稱「編撰」，文集稱「編輯」，辭書稱「編纂」，等等。古代經書，有稱「編撰」的，如「古籍編撰」，有稱「編輯」的，如「古籍編輯活動」，無論編撰還是編輯都是古代經書形成的重要方式。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便是將編纂、編撰的經部重要書籍統一納入廣義的編輯活動範疇進行研究。
孔子為「六經」所做的正次序、核同異、辨正誤等工作就是圖書編輯從事的文化選擇、編次編訂、闕疑整理、提升質量的工作。
三、儒家思想是經書編輯思想的核心
一般來說，研究書籍編輯家的編輯思想主要通過二方面展開，一是在編輯生涯中關於書籍編輯的看法、認識、理念以及思想。這一方面偏重於理性分析；另一方面是書籍編輯過程中具體的方法、技術、原則等，偏重於實踐。在曾經做過的中國編輯思想史研究、以及現在進行的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等課題中，曾遇到不同人對編輯思想的懷疑，其中多是對古代經書是否是編輯的作品、經書完成是作者的思想還是編輯的思想等方面產生的懷疑。在對經書、經學、經部進行基本認識的基礎上，肯定無論編撰或編纂的經書都是編輯活動的產物，也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古代編輯家的傑出代表
《易》《書》《詩》《禮》《樂》《春秋》等是文字產生以後、約西周時期、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圖書。所謂「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的文字記載說明夏代就已有圖書出現。《論語·子罕》載孔子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可作孔子編輯《詩經》的史證，也是他編輯思想的實踐基礎。而經孔子整理和編訂上述書籍之後，「六經」與儒家思想更加緊密，書中觀點廣為流傳。至漢，「經」成為儒家原始典籍的專稱。這既可以解釋為什麼孔子與「六經」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同時也能理解為什麼會有「易更三聖」的說法和孔子「次《春秋》」、「序《尚書》」等在書籍內容及形式上下功夫所進行的一系列的編訂工作。「經」已不是一般的書籍，而是「法」的體現，「道」的呈現，「理」的原典。作為中國最早的編輯家之一，孔子「志於學」、「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溫故而知新」的態度、品質與精神成為今天圖書編輯的榜樣。
（二）孔子的編輯思想集中體現在他對「六經」的闡釋
在「六經」編輯中，孔子有過不少倡導、維護儒家道統的言論，是其編輯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編輯思想體系中重要的內容。孔子對「六經」的編訂依託的是深厚而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之「道」，在對書籍進行系統整理和新的詮釋中形成儒家思想之「經」。
仁政是儒家學說的道德標準，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政是他的理想國，也是個人修養的至高境界，「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中的孔子語錄既有哲理又有追求。如「《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從中可理解他所認為的政治是什麼，即將對父母、對兄弟的感情引申到社會中，也就是從個體情感擴展上升到群體社會中，這樣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他認為社會進步的基礎應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上。這種「仁愛」思想自然會在書籍編輯中有所體現。如《易傳》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表示天地在自然無意中表現出仁愛、情愛的意義，將中國上古重德傳統進一步作了闡釋，更使之得以升華。《論語》裡的「仁」是儒家理想中的人道的代表。「孝」「弟」「忠」「恕」即是「仁」道。在一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的社會裡，孔子開創私學，廣招弟子，創言德治，大力提倡仁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孔子借編訂先人典籍，反對異端邪說。
再如儒家重禮，不僅包含禮儀，也包含各種文化現象、文明準則等等。孔子在《禮記·哀公問》、《禮記·仲尼燕居》分別都進行了說明。「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它表達了禮的意義和文明規則。
孔子愛學習，注重教育，追求完美的道德與人格。如「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強調的就是培養優秀品德之重要。在《周易·繫辭》中，保存了大量關於卦爻辭的論述，大都是針對人的品德修養而言的。
（三）「六經」的編輯原則、方法與儒家政治理想密切相關
在儒家思想指引下，「六經」的內容完整體現了孔子所倡導的仁愛精神與道德準繩，而具體的編輯方法又更加完善、更加豐富、更加明確了儒家思想，從內容到手段方法都保持著一脈相承的體系。孔子「整理六經有三個準繩：一個是『述而不作』，保持原來的文辭；一個是『不語怪、力、亂、神』，刪去蕪雜妄誕的篇章；一個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議論」。范文瀾先生總結的三種「六經」編輯的方法都是離不開孔子的思想與信仰，即他把編輯修訂圖書視做傳播儒家之道、宣傳仁政理想社會的工具，將儒家思想作為「六經」編輯思想的核心。「述而不作」「無徵不信」「多聞闕疑」「擇善而從」等等的編輯原則與方法在「六經」中多處可見。為了施行「仁政」，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力求完整、全面、系統地保存先王典籍本來的面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是他認可的、最好的編輯標準。孔子對仁政的堅定信仰成為文獻編訂的重要指導思想，儒家學派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強力推進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核心。
隨著孔子地位的提高，他所整理的文化典籍的地位也越來越高，產生了至高無尚的權威。「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其實，不僅是《春秋》，《易》《詩》《書》《禮》中也都有體現，「六經」成為社會價值的中心。隨著儒學力量的壯大，社會對經書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從口授改為竹帛後，更加有利於傳播，更多的儒家學者加入著書立說的隊伍，疏通訓解，闡發微言大義，為儒家學說發揚光大。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尤其體現於經部書籍中。孔子是古代經書原典重要的整理、編訂人，他所編輯的「六經」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成為建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經部圖書編輯中形成的原則與方法影響了編輯思想體系的構建，成為中國編輯思想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晉海學.由「孔子是否編輯家」的論爭引發的思考[J].中國編輯，2011（1）：19-22.
2.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11）：9-10.
3.黃鎮偉.中國編輯出版史[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12）：68.
4.郭明浩.「述而不作」非孔子編輯思想——兼論目前編輯學界的誤讀及原因[J].編輯之友，2018(11)：80-82.
5.左傳·昭公十五年.[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下冊）.天津:天津古籍書店,1988:450.
6.班固.漢書·藝文志第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7(8):331.
7.顧炎武.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十八[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1997(11):795.
8.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六版縮印本[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辭書出版社，2010(4):117.
9.(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卷一六·多士[M].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220.
10.朱熹注.論語集注:卷一·為政[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5.
11.朱熹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 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27.
12.朱熹注.論語集注:卷一·為政[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7.
13.朱熹注.論語集注:卷六·顏淵[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49.
14.朱熹注.論語集注 卷四·述而[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M]. 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30.
15.（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五[M]//武漢:崇文書局,1877:89.
16.朱熹注.論語集注:卷九·陽貨[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74-75.
17.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70.
18.朱熹注.論語集注:卷五·子罕[M]//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M].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7):36.
19.司馬遷.史記:卷一三零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2486.
[作者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本文系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經部要籍編輯思想研究」（立項編號：18FTQ001）成果之一]
本文載於《出版參考》2019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