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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著名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傳世作品《俄狄浦斯王》，講述了一個上古時期的文化隱喻——「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一個人面獸身的怪物，它會攔住從它面前經過的人，提出一個謎語，猜不出謎語的人就會被它吃掉，猜出謎語就能殺死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的謎語是：
什麼動物早上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
怪獸斯芬克斯用這個謎語難住了很多人，禍害一時。年輕的俄狄浦斯猜出了謎語：謎底是「人」，於是殺死了斯芬克斯，並因而被擁戴為埃及國王，並娶了埃及皇后——也就是俄狄浦斯自己的生母——為妻，最終鑄成大錯。俄狄浦斯王的悲劇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原型，它表達了人與自身的宿命抗爭而終究不得逃脫宿命桎梏的悲愴。這種悲劇意識一直存在於西方文化之中（請參考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其中，斯芬克斯之謎就是這個悲劇原型的文眼。
斯芬克斯的謎語其實是關於「人」的標準的「屬加種差」式的邏輯定義。把謎語的謎底揭示出來，謎語就變成了一個直言命題：
人是早上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的動物。
其中，「動物」是「人」的屬概念，而「早上……中午……晚上……」等等則描述了「人」在「動物」中與屬於「動物」的其他「種」之間的差異。
首先，我們要注意到，用這種方式來對「人」下定義，必須有三個認識論的前提：
第一，已經建立了一套結構化的概念體系，這套體系已經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之間的從屬與嵌套關係；
第二，符號表徵的非對稱性轉換關係的使用；
第三，有了他者視角或上帝視角。
從發生認識論的角度來理解，斯芬克斯之謎作為一個關於人是什麼的定義方式，其認識論前提反映了上古時期，人類祖先對世界的認知從動作表徵的思維向符號表徵思維的轉變。在符號表徵的思維模式中，人和世界都可以通過符號體系而發生轉變、替換和關聯。因為存在這樣的轉換，這一套符號體系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參照點。因此，當人類開始使用符號的時候，思維模式就走出了自我中心的苑囿，轉變為基於某個穩定參照點的他者視角，或者稱之為「上帝視角」。所以說，斯芬克斯之謎隱喻了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次「去自我中心化」的表現，是原始人對可觀察的世界變化之外存在的永久性客體的探索。
其次，我們還應該看到，在這個關於人是什麼的定義中，「種差」的內容描述反映了先民對人的意義的思考。
在這個定義中，人被描述為「早上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的動物，正是這個特徵使得人這種動物與其他非人動物區分開來。這些限定了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分的規則就是所謂「人」的概念「內涵」，即人的「意義」。概念的內涵或意義來源於主體從經驗中的抽象與概括化，即從若干可觀察的具體例證中，抽象而形成關於一個邏輯類別的統一的識別特徵。這個識別特徵應該具備這樣一些規則性特點：
儘可能簡單。
儘可能高的概括性。
儘可能高的區分度。
儘可能少的重複使用度，或者說是高的唯一適用性。
例如，當我們要用動物來定義人這個概念，要把人與其他非人動物區分開，所做的限定將可能面對千百萬種動物種類，有的與人類很接近，很難用一兩描述性標準就區分開。這時，如果我們對每一個動物種類與人之間的差異都做一個限定，那麼我們的這個標準就會非常複雜，即是很低的概括性。我們希望用數量儘可能少的幾條規則就能描述人類和其他動物物種的差異，這樣的標準應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即所謂「對人類本質屬性」的描述。
規則越簡單，概括性越高的同時，區分度往往會下降，並且其唯一適應性也降低，也就是說，這個規則有可能並不能完全地區分人類和所有其他物種，或者，它不但可以適用於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區分，可能也適用於比如猩猩與其他物種的區分。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說明這個規則也是不夠完善的。
總體上，要為人這個概念的定義制定一個區分性規則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即需要對「人的本質屬性」有所認識。我們看到，斯芬克斯之謎所做的定義，用一個發展性特徵描述了人與其他物種的區別，規則本身只有一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區分人類與所有其他物種，並且也具有唯一適用性。可以這樣說，斯芬克斯之謎所提出的關於人類概念的定義是一個非常優秀、實用的邏輯定義。定義所使用的發展性特徵描述了人類從幼年到盛年，再到老年的活動特徵。幼年時還不能站立，靠四肢爬行；長大以後，直立行走，靠兩條腿走路；人衰老以後，則拄著拐杖行走，變成了三條腿。
為什麼這樣一個發展性特徵能區分人和其他動物呢？
因為這個規則描述了人類相對於其他任何物種更強的適應和調節能力。當環境或自身條件，諸如時間、空間和生命進程等，發生改變時，人類總是能積極地做出適應性調節，這種調節一方面是改變環境使之適合與自身狀態的要求，謂之同化（assimilation），例如，將一根樹枝改造成為拐杖；另一方面，這種調節也是針對自身活動方式的改變以適應環境的要求，謂之順化（accommodation），例如，根據環境條件改變自己行走的姿態，可以爬行也可以站立行走，或者藉助拐杖來行走等。在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人類體現出相對於其他物種更強的同化和順化能力，即更強的適應能力，也就意味著更高的智慧水平。當古代先民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時，就確立了自己作為人與其他物種區分的認識論標籤。
當上古先民第一次提出斯芬克斯之謎時，就是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之時。
人（我們）與其他動物的區分，是物-我區分的邏輯延伸，是從最初的渾沌中分離出來的自我逐漸趨於清晰化和結構化的表現。斯芬克斯之謎中的幾個動作隱喻表達了這種分離與結構化。首先，斯芬克斯是一個半人半獸的怪物，這就是人獸不分離的隱喻，對於不能回答斯芬克斯之謎的「人」，斯芬克斯會把他們吞噬掉，這就是說，當人還不能清晰地理解自己的獨立意義，不能分離人和動物時，人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而是人獸合體的怪物；當俄狄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的謎底，即是喚醒了人的獨立自我意識，定義了人作為一個特殊物種而存在的意義，區分了人和獸的差異，正是這個舉動殺死了人獸合體的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被殺死，是人類關於世界的結構化概念體系得以建立的隱喻。
在斯芬克斯被殺死以後的世界中，人類建構了從無生命物、植物、動物，到人的結構化系統。這個系統中，智慧被賦予了能對環境變化做出積極應答的生命存在，並且，按照生命對環境的適應性高低建立智慧的等級序列。人類位於這個智慧序列的最頂端。
不過我們要看到，斯芬克斯之謎是人類作為一個類別整體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這裡的自我意識是屬於全人類的，是作為人類的「我們」的意識，而不是作為個體的人的「自我」的意識。
作為個體的人的自我意識，即「自我」的發現則是由笛卡爾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