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買書是一個人靈魂清潔的開始，當然，前提是你要會買書，買了之後還要會讀，讀了之後還要會用。幫別人開書目其實是不明智的做法，每個人的知識結構，閱讀興趣都不一樣，對書的悟性與判斷也不一樣，強作薦人也許吃力不討好。那麼，如何開書單，才算是得體和負責？當年，兩個學界大力士（註：梁啓超、魯迅）開單子，一個開出巨長的最低限度必讀書目，結果被人懷疑他是想讓小青年去勞改；另一個只說了簡單的兩句話，一本書都沒開，只要大家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結果造成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矯枉過正。我覺得，這兩種做法都不實用。所以我推薦20種，差不多是一個勤奮的小青年，用一年的業餘時間，如果沉得下心，就可以讀完的數量。且儘可能以中國人著述為主，當然也兼收域外名著。
下面進入正題，我的方式是由近及遠，先斷代後通史再專門史。這個單子裡基本只推薦系統著述，不推薦原始史料，且儘量是白話文著述。如果拋光真能讀完，那他一定可以具備按圖索驥的功夫，不必我再羅嗦。（又及，所注版本不一定是初版，但儘可能選擇最好/最好找的本子）
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年）
此書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後，終於有了中文版（註：後來又有北大有刪節本）。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五百周年發表之文告，列舉數十學術名著，徐著即為其中之一。此書上自清朝開國，下至1998年（註：新修本延續到2000年後，不過徐先生已經於2005年去世），是我所見同類著作中年代跨度最大的，對1989年的事件也能秉筆直書。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能綜合海內外優秀學術論著，取其精華，折衷調和，穿插經營，條分縷析，非常好讀。更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每章節之後，都附錄相當詳盡的參考書目，且多是海外論作，對國內讀者來說，尤為珍貴。
作者浸淫西方史學多年，講究分析綜合，而不太重考據。所引材料多來自他人著述，似乎較少使用自己發掘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論及曾靜文字獄案，竟然說出呂留良被凌遲的胡話。但總的說來，在同類著作中，此書具有難能可貴的清醒，客觀，無黨見的優點，要了解中國近代史，此書不可跳過。
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
郭氏一生致力中國近代史，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所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巨冊，極有用。此外，郭氏重視口述歷史，組織人力對臺灣及海外倖存的近現代史上的重要當事人採訪，整理出書數十種，也頗具史料價值。此書的寫法比較樸素，但材料紮實，信息量大，開初看起可能枯燥，讀進去之後始覺其精湛。和徐著相比，此書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但綜合與分析方面，則稍遜。另外一個遺憾，此書僅寫到1949年前後，如今郭氏早已去世，此書也終究不能再續，一憾。
3、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劍農是邵陽（湖南）人，跟我妻子是老鄉。有這麼一個大史家，邵陽才顯得體面。之前，我一直以為那裡只出女博士和黑社會（邵陽幫在廣東很兇殘的喲）。李劍農自己本人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聯省自治」中走到風頭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務院長。很奇特的是，作為曾經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幾乎不帶黨見，也不為自己參加過的政治事件避諱，難能可貴。
此書在其名著《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增補而成，將近百年極複雜的種種大事件講述得清晰流暢，且時有鞭辟入裡之深刻史論，文筆也好，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本近代史著作。此書在學界口碑甚佳，比如學者費正清就認為是「中國近代政治史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評述」。另一學者林伯格則說：「李劍農的政治史對於中國問題專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書……該書在闡明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革命和立憲運動，以及類似問題方面，值得一讀。」 而民間非學者宋石男則寫詩為證：「近代史不讀李劍農，就破萬卷也有球用。」
4、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續編》（民國叢書第5編 上海書店 1990年）
資料彙編這種東西，看上去簡單，實際上很考功力，如今國內出的一些資料彙編，眼光鈍，出手快，體例斑雜，不倫不類，而且經常你抄我，我抄你的，看著就煩。左氏此編成於1930年代，部頭適中，選料精心，對入門者尤其有用。臺灣對近代史一直高度重視，前後出了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共三編），近千種，浩浩蕩蕩。建國後，大陸也陸續出了分專題的8種近代史料，拋去階級鬥爭一類的髒話，仍有相當價值。只是對入門者來說，還是看左氏此編更符合實際情況。（此書也是我這次唯一推薦的史料彙編，因為近代史系統著作中談得上優秀的實在不多，不如多看些原始史料）。跟李劍農一樣，左舜生也是湖南人，也曾經是政治人物，中國青年黨黨魁（呵呵，不是標題黨黨魁），其《中國近代史四講》也很值得一讀，尤其寫義和團的章節。可惜國內至今只有一本《春風燕子樓——左舜生文史雜記》，左氏其餘著作多未付梓。其實左舜生晚年對國民黨恨之 入骨，按照老毛的邏輯，敵人的敵人，應該算朋友嘛。為何至今仍不大肯引進出版他水準不俗的系列著述呢？
5、馬士（美）《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 2006年）
此書名字聽起來硬梆梆的不可愛，但讀起卻一點都不刻板僵化，實際上也不僅限於中外關係史的範疇，國外漢學界更喜歡把它看成一部中國近代歷史的小百科全書。馬士是晚清在中國海關擔任30多年官員的當事人，曾擔任著名的赫德之助理，寫起 1834-1911年的中外關係史自然得心應手。更可貴的是，作者得親見大量的英國原始官書、檔案、信札、報導，完全消化後散落全書，對中國讀者尤顯稀缺。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未能見到中方原始檔案、文件，絕大多數中方史料轉引自《澳門月報》上刊載的中方官書。此外，儘管馬士在華數十年，也許算中國通，但畢竟不是中國人，在部分史論上，依然有隔岸觀火、隔靴搔癢之嫌。
6、蕭一山：《清代通史》（全五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年）
本想推薦蕭氏一卷本的《清史大綱》，但實在沒忍住還是推薦了這個大部頭。此書雖然今年才由大陸出版（民國時期蕭氏只在商務出了上，中卷，後來在臺灣出齊），卻不是一部新書，而是一部經典。蕭一山是梁啓超的學生，他還在讀大學時，激憤於當時居然沒有象樣的中國人寫的清朝史，而只有一部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且其書多大和民族眼光，遂自己動手，要寫一部打敗日本鬼子的學術巨著。沒想到這一寫，就寫了他大半生。（其實日本鬼子那本書也頗有精微處，不能因為是日本人我們就歧視他而完全不看，好象最近國內也策劃出版了）如其自述「本書參考書籍，不下六七百種」，此書浩繁卷頁背後，是蕭氏一生的功力與心血。更難得的是，他沒有把此書寫成一部單純的政治史，而是兼顧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還是用其自述，即「所述為清國史，亦即清代之中國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
7、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卅年披盡前朝史，天假成書意尚殷」。這是北大師生為孟心史做的輓聯，我覺得很中肯。孟氏一生專治明清史，在他的年代，明清史不象如今是顯學（那時的中國牛人似乎都喜歡發思古之幽情，有點腦子的都去鑽上古，秦漢，魏晉隋唐去了，連宋史研究都沒有什麼真正的大師），但孟森一路做下來，也做成了氣候。其《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及《心史叢刊》，都是不刊不滅的經典學術著作。我個人把他，而不是吳晗一類的學者，看成真正的「明清史專家」。這部《明史講義》是1930年代初孟森在北大授課時的講義，初版時是《明清史講義》，現在分開刊行，於體例上更為得當。由於是講義，難免簡略，也許看得不過癮，但對初上手的人來說，簡略乾淨，脈絡分明的著作，難道不是首選麼？ 在此書開篇「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中，孟氏說：「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為信史」。可見其抱負之大，可惜最後沒有落成系統的明代通史，難怪北大輓聯要說「天假成書意尚殷」。
8、費正清（美）、崔瑞德（英）總主編：《劍橋中國五代兩宋史》（待出）
說實話，我並不想推薦上面這本待出的書，但沒辦法，中國至今沒有一部近現代學者所著水準超拔之斷代《宋史》。近現代研究宋史最牛逼的兩個人，一個是早夭的張蔭麟，一個是稼軒首席研究家鄧廣銘，兩人都沒寫出系統的斷代《宋史》。1949年後國內出過一些教材式的《宋史》，不好評價，反正我不推薦。費正清的本行是中國現當代政治史研究，不一定是總主編劍橋中國史叢書的最佳人選。這側面也反映近幾十年海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中缺乏真正的壓軸人物，而費氏憑藉首席中國問題專家的聲望，登高振臂，遂成斯業。此套叢書的特點是中西合璧，既有中方史家，也有西方牛人，方式是各人分專題寫作，合之成書，其史學模式基本是西化的。這樣做的優點是各取其長，缺點是難以條貫。我其實更喜歡看一個人寫的系統史作，我也堅持認為真正的偉大史作只能由一個人而非集體創作而成。在西方我們可以舉修昔底德之例，在中國當然首推太史公。（事實上，中國史籍中最有聲望的前四史，除了《漢書》為一家三口之集體勞動外，其餘三種均為個人著述）在目前沒有傑出的《宋史》個人著作的情況下，我只好敷衍塞責，推薦待出的這本《劍橋中國五代兩宋史》。（再細想，為何1990年代初就開始組稿的此書，至今未出？我不知道具體內幕。刻薄點猜，是不是那些「宋史專家」的著述水準，始終未能達到劍橋史學派的要求？）
9、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從一個財政科小科長，到一位史學名家，岑仲勉給各位史學愛好者做出了榜樣。只要堅持，只要確有天賦，我們也可以從一個黨報記者，或者網站主編，成長為一個史學名家嘛。岑仲勉的史學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嘉道之後的西北史地學，這對他寫《隋唐史》有得天獨厚的便利，因為隋唐時期的中土與西域之文化、血緣融合是極重要之大事件；二是近代西方（包括日本）漢學，他廣泛吸收沙畹、玉爾、白鳥庫吉的研究成果入書，視野更加清朗；三是自然科學方法論，受晚清「新學」之影響，岑氏也接受了西方實證研究、形式邏輯等自然科學方法論的訓練。他1923年還在趙元任主編之《科學》發表過植物學論文。有這種基礎，其著述的內在邏輯更加嚴密，方法也較中國傳統考據家遞進一步。此書成於1950年，還沒有中「馬列教條主義史學」的毒手，此後也未迎合時流修訂 ，現在讀起來仍然風骨秀聳。全書考據得力，史論出新，是所見同類史作中的第一流。不過由於作者行文習慣，此書為略帶白話文味道的文言寫就，稍微有些拗口。
10、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史學家嚴耕望曾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這論斷實在中肯。遺憾的是，四人中間，呂氏最受冷落。不過，近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與上海古籍陸續推出呂著再版，呂氏史學似乎也要熱起來了。除了《白話本國史》，他的代表作主要是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表面上看，呂思勉是用傳統方法與語言進行史學著述，但其精神，卻已經近代化。比如此書的專題部分，就是中國最早的社會史綜合性研究。從呂思勉的一段自述或許能窺出其史學精神：「前人的記載，只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後對於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也許正是中國傳統史學在頹唐中走向復興的「五字真經」。
11、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年）
在今天，翦伯贊的名聲並不太好，主要因為他的《中國史綱要》，與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郭沫若《中國史稿》，並稱「馬列中國通史」的三大件。無庸諱言，「馬列史學家」對歷史有偏見；但同時，我們對「馬列史學家」也有偏見。近10數年來，史學著作一沾馬列主義的邊，似乎就要不得。實際上，不少「馬列史學家」，仍有過硬功底，卸下罩在其著作上的刻板面具，內中依然有金銀玉石。翦伯贊正是如此，我曾見過《戊戌變法》史料彙編中他寫的《書目解題》，令人髮指的紮實。說回來，推薦他的這本《秦漢史》，是中國現代最早的秦漢斷代史之一（此外還有呂思勉、錢穆二人分別撰寫的同名著作）。此書一目了然的缺陷是過度渲染農民起義，僵硬分析社會經濟，優點則是資料豐富，文筆生動。僅從「保存運用原始史料」及「展露馬列史著面目」兩個角度，仍有一定閱讀價值。（當然，馬列史學著作不宜多讀，在20種史籍中我只推薦這一種，聊當保護史學上的「生物多樣性」。）從翦伯贊此書中甚至可以看出「大國的崛起」之文風濫觴，比如第五章「西漢王朝的建立及歷史形勢」的收尾，他這麼寫到：「北匈奴是中國歷史運動壓抑中第二次拋出去的一塊歷史碎片，也就是中國這個太陽系統中第二顆流星。這顆流星後來降落在歐羅巴的原野，成為四世紀西歐歷史的動力。至於武、昭、宣時代，中國軍隊在中亞之出現，那已經不是流星，而是太陽光芒的照射。當此之時，漢朝的文明光輝，已經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個中國，照得通明，並且通過南山北麓之頸形的狹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輝。這種光輝，漸漸向中央擴大它的照射，大約在裏海、黑海之南，便與羅馬共和國的光輝交光連採，呈現出一種奇異的美景……匈奴的狂飆吹過了，西漢帝國的光輝也暗淡了。漢代的歷史，已經到了黃昏時代。四周的諸種族，又象雲霧一樣，漸漸升起……一切都過去了，但是漢族與蠻族的勢力之消長，卻在西漢史上，畫出了一條永遠不能磨滅的曲線。」
12、童書業：《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此書是上海古籍的「蓬萊閣叢書」中的一種。這套叢書水準不俗，主要收錄民國時期的優秀學術著作，並請相關學者撰寫導讀，我基本上全套買齊。叢書在中國出版史上地位顯赫，從最早的《儒學警悟》，到汲古閣叢書，到士禮居叢書，到海王邨叢書，一脈相傳，惠澤士林。王重民先生曾主編《中國叢書綜錄》，是極有用的一部工具書。而「蓬萊閣叢書」，則將傳統與現代較好結合，選題精審，製作用心，為近年學術叢書之翹楚。童書業是顧頡剛的弟子，以歷史地理名家，曾與呂思勉共同主編《古史辯》第七冊 ，對春秋戰國史研究頗深。顧頡剛曾在給童書業的信中說：「有您這般的功夫和識力，經與子打通，春秋史與戰國史打通，發見前人所想像不到的問題，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將來您的《春秋左傳考證》成書，將發出永久的光輝。」 師傅對弟子的讚譽也許有些誇大，那麼我們再看另兩位史家對童書業《春秋史》的評價。一個是呂思勉，他說：「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未有逾於此書者」。另一個是李學勤：「就春秋史專著而言，迄今無可取代此書者」。大師的評價在前，我就不多嘮叨了。只說一個感想，春秋史本來極複雜紛紜，但童書業這部寫於1940年代的著作，卻能將之敘述得抑揚頓挫而又如在眼前，確見功力。順便說說，童書業雖是顧的弟子，但一生未曾受過正規系統教育，最高學歷只有小學。說他是體制外的高手，並不過分。
13、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全九冊（中華書局 1983年）
一般人只知道鄧之誠是個大玩家，其《骨董瑣記全編》口碑上佳，個人意見，比起現在很火的王世襄先生之《錦灰堆》（二堆、三堆），鄧著沒那麼花哨，但信息量則過之。鄧之誠還曾主編大部頭的《清詩記事》，錢鍾書在背地裡很是看不起這套書，但他自己又不肯動手去做，也就是個「風涼話專家」。
真正足以讓鄧之誠贏得我們尊敬的，不一定是上面兩種著述，而是我要推薦的這套《中華二千年史》。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取材基本來自正史，但並不迂闊。我一直以為，現在不少人對正史存在偏見，一說正史就是「官家販賣」，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其實正史中《晉書》以前的史書均為私家撰述，而其蘊藏的史料礦脈也極豐富，雖然政治史記載較多，但用「帝王將相之家譜」來形容，並不厚道。發明這個詞的梁任公，晚年也有反省，曾專門撰文論述正史的史料價值。
鄧之誠是個極高明的剪刀手（並非貶義），在通讀並熟讀正史、政書、雜史以後，他大刀闊斧地砍斫出傳統史學視野中的中國通史，曉暢明白，風檣陣馬。在雜著中，他引用最多的是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其時趙著並未成為學界熱門，鄧的取材眼光確有過人之處。那麼，此書有沒有缺點呢？當然有。如其自述「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錄」，大量優秀的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鄧之誠沒有吸收運用，此書中的一些史實、史論難免有不妥之處，就象一臺沒有及時更新殺毒軟體的電腦。但總之，這是一部堂堂正正的中國通史，建國後有位「名家」編高校歷史教材，基本材料就是從此書中直接扒拉。也許該「名家」認為，通讀正史太費「馬達」，鄧著可以充當精華版來幫助省力。「正史的精華版」，多半不是鄧之誠著此書的初衷，但我們不妨這麼來使用它。
14、錢穆：《國史大綱》（上、下）（商務印書館 2002年）
推薦錢穆需要勇氣，他現在已經被歷史憤青妖魔化，成為「保守」、「迂腐」、「落後」的代言人。在我看來，錢穆也許「保守」，但並不「落後」。相反，尤其在我們身處的信念失落、邪氣出沒之時代，他的「溫情與敬意」史觀，即使不能救世，至少也是一貼慰世千金方。
先讀《國史大綱》中《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中的幾段：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錢穆此書，基本就是在上述原則下展開，雖偶有為中國歷史之罪惡開脫的地方，但總體仍算公允、溫和、寬容。
此書的《引論》非常重要，幾乎是錢穆畢生史學浸淫的精華，而其間埋伏的大歷史觀，更早於黃仁宇（黃仁宇先生的書籍在薦書堂的16本歷史類書籍中有過推薦）數十年。
全書取材也多來自正史，遺憾的是不注出處。重視史論是此書一大特色，並且建立在考據之上而非泛談或空想。比如論東漢末年的察舉制度造成士族重「美德」之風尚，實際多淪為偽善，就相當精闢。（這也是提前給老江曾鼓吹的「以德治國」一記響亮耳光）。
錢穆本身是個優秀的考據家，成名著作《先秦諸子系年》，《兩漢經學平議》等，都是水準不俗的考據文章。他又號稱中國現代「最後一個通儒」，涉獵之廣，取材之闊，令人兩眼冒火。但其本人，也是自學成才，最早在中學當教師，顧頡剛發掘並推薦他到燕大後，才成長為一代名家。
此書如果一定要挑毛病，還是錢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過於執著，有時難免蒙住自己雙眼，發些牽強的議論，比如為中國封建皇朝辯護，聲稱其並非專制。但總的說來，他的保守執著不會讓人中毒，因為保守雖然是一種病，但傳染力低下，也容易鑑別，比起極端來，它的危害未必更大。
15、內藤湖南（日）：《中國通史》（上、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我恨日本人，我更恨日本人為何能把中國的歷史、文學研究搞得那麼出色？！內藤湖南，跟太炎先生同時代的日本人，號稱日本近代史學重鎮——京都派的主要奠基人。他做過新聞記者，結束職業生涯後專攻中國歷史，曾六至中國考察，結交羅振玉、張元濟等一時名流。按照周一良先生的說法，其人「於史學最致力中國上古史及清初史地」，趣味博大似錢大昕，注意修史方法及史學史如章學誠。
所推薦的這本中國通史，在上古及清代史上，頗有可圈點之處，其餘部分則時有瑕疵，如論五代之馮道，仍沿襲中國舊時史論之老生常談。他這部通史最大的特點，在於注重中國文化在歷史中的貫穿沿革。斯人曾言：「所謂東洋史，即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通觀中國文化發展的總體，宛如一棵樹，由根生幹，而及於葉一樣，確實形成為一種文化的自然發展的系統，有如構成一部世界史……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文化確是真正順理成章，最自然地發展起來的。這與那種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文化，是不同的」。一個「非我族類」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能夠有此認識，實屬不易。16、谷口規矩雄等（日）：《中國通史》 （臺北稻香出版社 1990）
這部《中國通史》，實際上是日本新東洋文庫搞的一部《東洋史》中關於中國部分的節譯。第一次遇到它時，我用了兩天的時間一口氣讀完，因為它實在新鮮可口。全書分專題撰寫，共有5部分，分別是伊滕道治《中國社會的成立》，谷川道雄《世 界帝國的形成》，竺沙雅章《徵服王朝的時代》，巖見宏、谷口規矩雄《傳統中的完成》，小野信爾《邁向中共政權之道》。僅從專題名稱，我們就可看出這是一部在體裁、內容上試圖創新的史作。
事實上全書四處可見新穎史論，這得力於作者對當時世界範圍內最新史學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化用。比如在第三章中講到南北朝時代的「塢」，就採納了當時一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不再沿襲舊時魏晉史名家，如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等人的由於是日本人，在對一些中國相對敏感的史論或事實敘述上，基本沒有束縛。此外，參與本書撰寫的幾位作者均無明顯政治立場，因此很少帶有黨見或民族情緒。總之，此書值得一讀，但是比較難找，我在國內至今沒有看到過。
17、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汪榮祖譯（上、下）（臺北聯經，1982年）
一直在猶豫，究竟該推蕭公權的這部書，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從名頭來說，兩部書不相上下，但後者有陳寅恪寫的兩篇《審查報告》，似乎稍佔上風；從質量來說，兩部書也很難分出高低，但前者運用了比較哲學的辦法，好象更有現實意義。 最後，我用一個很粗魯的方式結束了選擇，我選人格魅力更好的蕭公權。 大家都知道，馮友蘭曾擔任過聲名狼籍的「梁效」寫作班子成員，我也親見過他文革中寫的思想檢討和建國初期寫的痛罵近代思想家們的小冊子。相比之下，蕭公權卻那麼瀟灑，1968年，在華盛頓大學講畢「中國政治思想」最後一課，他即興發表 告別演說：「五十六年前一個春天，名哲學家兼詩人珊達雅納正在哈佛大學授課，一隻知更鳥飛來站在教室的窗檻上。他看了看這鳥，回過頭來對學生說：『我與陽春有約』，接著宣布下課，然後向學校辭職，退隱著書。他那時年紀還不滿五十，竟已從心所欲。我沒有資格學珊達雅納，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聽見的秘密。照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家邵雍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完全重現重演。現在我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我們在這間屋子裡再會面。」 其實，蕭馮二人後半生的不同風度，與其說是個人因素，不如說是環境因素決定的，因此上面的比較意義不大。那麼，還是回到作品本身上來吧，我推薦蕭的著作，因為它更具現世意義。蕭公權少年時代在國內接受傳統學術訓練，後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得以在學術研究上「打通中西」。此書即用比較哲學的方法，勾勒出東周以來2500 年間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流變之輪廓。敘述專重精髓，態度力求客觀，評論旨在澄清，可謂公允得體。創見也多，如辯法家思想與近代法治精神之離合，孟子的民有思想非民治思想等。不過也時有讓人疑惑的新論，如論墨儒同流，墨翟與孔子精神相通。讀完此書，可對中國政治思想歷史得一大體認識，若要進一步了解政治思想以外的哲學思想，還應參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以及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等（最後這套書有點兒左，大家要小心）。
18、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敘錄》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所推薦的胡適這本書，正是「預流」之作。按耿雲志的說法，「此書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此書的出版，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確實，此書的「預流」，不在於發現「新材料」，而在於運用 「新方法」，研究「新問題」，遂成空谷足音。這本書實際只寫了中國古代（先秦）的十數位大哲學家，起自老子，終於荀子，深入淺出，明白如話，非常好讀。據齊思和說，在上世紀20年代，青年學生的書架上幾乎人手一冊此書。而梁啓超在此書風靡之時，專門搞了個講演辯論會，當面公開 批評胡適，多少也帶點嫉妒之心吧？將此書好處說得最透的，是為其作序的蔡元培先生，他發掘了四個好處：第一是證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統的研究。蔡元培還在序尾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 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 可惜出於種種原因，胡適至死都未能寫完整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如他另外半部名著《白話文學史》。
19、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在梁啓超之前，章太炎寫過《清儒》專文，本身也是一篇小型的斷代學術史，但是聱佶屈牙，而且持論過酷，比如說朱彝尊為「鄉曲之學」，說魏源「誇誕」、「不識字」，不僅不厚道，簡直就涉嫌誹謗了。梁啓超借鑑了章太炎的一些意見，但在根本上是自立門戶，而且行文生動活潑，把本來枯燥乏味的學術史也寫得錦繡燦爛，我第一次讀就一口氣看完（本來也只有100多頁），後來又重讀過兩次，每次都津津有味，如入名山。 此書借佛說一切流轉相均有「生、住、異、滅」四期，將清代學術分為啟蒙期（生）、全盛期（住）、蛻分期（異）、衰落期（滅），別出心裁而能自圓其說。其敘述與議論渾然一體，有微觀的學案記錄，也有宏觀的思潮分析，將明末至清末近30 0年學術史清晰條陳，洞若觀火。 此書五、六萬字，梁啓超只用半月寫成，可謂神速。時隔80多年，此書依舊不可廢，可見梁啓超的天才，雖半月之思而能行一世紀以上。 對想要研究清學史的人來說，這本薄薄的《清代學術概論》，仍是最有分量的入門必讀書之一。此外，梁啓超的另一本《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與錢穆的同名著作，也值得一讀。
20、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下）（上海古籍 2001年）
不是每個圖書館長都是學問家，但是很多學問家都當過圖書館長，比如蔡元培、梁啓超、胡適、陳垣諸先生，當然，還有我要推薦的這位，南京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此書原是大學講義，按蔡尚思的說法，是民國流傳最廣的中國文化史。此書創稿於1919年，此後多次增訂再版，引用資料從經史、雜纂，到國外漢學家論著、近代報刊等，搜羅至廣，參考書目600多種。繆鳳林曾評價此書說：「舉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藝、社會、風俗，以至經濟生活、物產建築、圖畫雕刻之類，皆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列舉，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涵蘊富而義類宏，近百年來所未有之大著作也」。不止當時的近百年，此書出後，到現在也過了快90年，中國仍然沒有一部新的象樣的文化史。我翻過一些教材性質的中國文化史以及一些快槍手炮製的所謂中國文化通史，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慘不忍睹。在這種情況下，柳詒徵的這部書就仍然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儘管他使用的是文言，但並不晦澀。開篇的幾章建議跳過不讀（周代以前的部分），喜歡看老套神話和過期節目的還是可以讀。但從周朝開始,尤其是中古近古部分，柳著值得精讀。據說，柳曾為找回南京圖書館藏而不惜向權貴下跪，他實際是將傳統文化當成一種信仰，一種猶勝生命的信仰。如果我們讀完此書，也可以直接看到他那顆仍然跳動在紙張油墨之間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