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2日 英國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離開唐寧街。柴契爾夫人1979年-1990年在任，是至今為止英國唯一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紀初利物浦伯爵以來連任時間最長的英國首相。在擔任首相前後高姿態地反對共產主義，而被前蘇聯媒體戲稱為「鐵娘子」，這個綽號甚至已成為了她的主要標誌。
信息庫今日精選：中英談判劍拔弩張，柴契爾夫人盛氣凌人激怒鄧小平 專訪原外交部副部長周南
紫荊綻放之初戰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約」問題正式拜會鄧小平。這是首位正式拜訪我國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層浪，中英兩國的香港之爭由此拉開帷幕。
周南：當時小平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最後做了這樣的決策：香港問題的解決，一定要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續租，而且過去兩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所謂永久割讓的九龍、香港(島)，也要同時收回。
在得到鄧小平的直接授意後，一個集合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的五人小組秘密抵達香港，在香港各界展開調研，為解決香港問題做前期準備。魯平就是這個五人小組的組長。為了保密起見，他當時的對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歐司的顧問，香港媒體則稱他為「神秘人物」。
魯平：什麼樣的人都找，我們自己單位的，包括什麼招商局的、中國銀行的等等，還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會各界人士，我們都找他們談，了解它的政治體制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福利問題，還有國際問題怎麼處理、它有哪些外交權、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什麼能成為自由港、公務員問題、語言的問題等各方面的問題。
一年的調研之後，五人小組獲得了很詳細的資料。國務院港澳辦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報告，上報中央。這份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後來被稱為「十二條」。
但英國人卻絲毫不將「十二條」放在眼裡。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在與鄧小平的會晤中，剛剛取得馬島戰爭勝利的她高調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 完全無視中方提出的「十二條」方案。
魯平：她氣勢洶洶。那時候她氣很粗，因為剛在阿根廷群島上打了一個勝仗，所以她是氣壯如牛地跑來，所以她叫「鐵娘子」。
周南：除了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之外，她還講，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有英國繼續統治才能夠得到保證，不能單方面地由我們把條約廢除。而且她講了一句分量比較重的、帶有威脅性的話，說如果我們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魯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頂回去了。他說，我告訴你，香港，包括九龍、新界，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我們從來沒有承認過三個不平等條約，主權一直屬於我們中國，這很明確，沒有討論的餘地。
談判一直在劍拔弩張中進行。柴契爾夫人的盛氣凌人激怒了鄧小平，在場的周南和魯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氣。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後來曾報導：鄧小平對一位助手低聲抱怨：「我簡直沒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道理。」
鄧小平的態度也開始強硬起來。
魯平：小平同志說，時間不能再等了。他原來說一年裡我們要共同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說長一點，兩年裡我們雙方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共同解決了，不能再拖。如果這期間香港發生了大的波動，或者我們雙方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達不成協議的話，那就要另外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周南：這話講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慮時間，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談判了。點到這個，她聽懂了，很緊張。
魯平：那時候柴契爾聽了這句話，臉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後來離開大會堂下臺階的時候，摔了一跤。那時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堅持把她駁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雙方各不相讓，鄧小平立場堅定，而素有「鐵娘子」之稱的柴契爾夫人也並不願意就此退讓。領導人的對峙也帶來了團隊的僵持，中方堅持「主權問題不予討論」，而英方則拒絕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權移交」等三項議程，整整一年過去，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兩國的正式談判也就無法開始。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英國人開始著急了。
此時距離鄧小平提出的「兩年談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時間。中國方面自有決心毫不退讓，英國人卻不得不考慮時限到了之後自己的處境。一向強硬的柴契爾夫人開始動搖了。
魯平：英國人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理虧，理不在他們那裡。所以後來他們也明白，老是這麼堅持下去的話，這個談判談不成；談不成的話，對他們沒有好處。畢竟英國還有很龐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為了尋找突破口，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悄悄打電話給周南，邀請他到大使館與自己共進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時候，他著急了，就請我吃飯。吃飯之後他說：「議程問題久拖不決，這對談判影響很大，但是我們有我們的難處，希望你們考慮。」(關於議程)我們中文裡很簡單，「主權的移交」，沒有別的，就5個字；而按照英文的習慣，在主權前要加一個冠詞「the」。他說加「the」不能接受，因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須要移交，他們不能在議程上先做肯定；建議把「the」換成「a」，意思是「一個主權的移交」，希望我們同意。
我一聽這個不對勁，這個「a」沒法翻譯成中文，也不成話，「一個主權的移交」或是「某個主權的移交」，都不像話，而且中文根本沒有這個冠詞。當時也來不及開會研究了，我說：「這樣我們萬難接受。中文裡根本沒有這麼複雜的問題，英文裡的冠詞『the』『a』，根據我對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們對『the』有接受困難，我們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兩個都不要，上來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權的移交)，我認為也符合英國文化，你覺得怎麼樣？」他又跟他身邊的一等秘書交頭接耳商量了一下，說可以考慮，我說那就這麼定了，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繼續爭論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詞。這個問題就此達成協議，接著7月份就開始正式談判。
就在這頓看似平靜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維化解了困擾雙方一年的議程問題，1983年7月，中英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正式開始。
周南和魯平，自然均在中方談判代表團之中。
魯平：我對桌是大使柯利達，這個人很厲害，我們兩人對面坐著。有一次談判的時候，他對著我看，我也對著他看；他兩個眼睛盯著我，我兩個眼睛也盯著他；他不動，我也不動；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們兩人就這麼盯著，看誰先動。這些事有的時候很有趣。
一邊鬥智、一邊鬥勇，中英雙方就如此在談判桌上步步為營、暗自角力。但是主動權始終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國人變著法子地尋求「以主權換治權」，中方卻絲毫不為所動。一位英方代表團成員甚至承認中國人把他們「搞得狼狽不堪」。
外界自然也對談判寄予了極大的關注。但雙方商定，會談內容絕對保密，對外只發表公報，因此，所有媒體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簡短的公報上。
周南：第一輪公報還寫得客氣，「雙方就香港問題的解決進行了有益的和建設性的討論」。到第二輪，那就更劍拔弩張了；第二輪、第三輪，柯利達甚至講，要保證香港的繁榮，不但要英國管制，還要把香港和內地隔離開來，不要受中國內地的影響。他先用的是「隔離」，後來他說要「絕緣」，要使香港跟大陸絕緣，根本碰不到才行，說得很不像話。雙方爆發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所以第二輪的公報就改變了，我們主張划去「建設性的」，因為(結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對方的觀點，但這沒有多少建設性。第三輪更有意思，兩個形容詞都畫掉，既沒有「有益的」，也沒有「建設性的」，就是雙方又進行了一次會談。這看起來是小事，引起的震動卻很大，外界特別是香港媒體很敏感，一看公報措詞一路往下降，就知道會談不順利，肯定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紫荊綻放之拉鋸
1984年，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中英雙方代表團團長同時換人，周南從幕後走上前臺，接替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英方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達出任團長。而魯平仍然以西歐司顧問的公開身份參與談判。在隨後的談判中，英方不斷地在各種問題上挑戰中國主權。
周南：我接手以後，英國的談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調整，不再正面地攻擊我們的觀點、政策、方針，而是採取迂迴策略。比如說「十二條」，每次談一條，談兩天，上來他(伊文斯)拿出兩三張紙，說這條我不反對，但是我的理解、英國方面的理解是應該如何如何，還包括建議如何。我們一聽他的理解，有時候包括他的建議，完全是挑戰我們的主權。
在中方代表團的「十二條」基本方案中，有一條提出「凡是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可以在香港設立領事館，或者總領事館」。英方卻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
周南：他說英國跟香港的關係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設總領館，設立高級專員公署；外交代表不叫總領事，叫高級專員。我一聽馬上說不行，因為我在英國前殖民地也就是大英國協成員國待過，這個情況我很清楚，英國只有派往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外交使節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級專員，設立的機構不叫大使館而叫高級專員公署。我說：「你們提這個意見是什麼意思？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個獨立國家，即使是大英國協國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設立高級專員；第二，只有大英國協國家你們才設專員，你們是不是想把香港作為大英國協成員國來對待？你能講得出你們英國在任何非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國家，設立高級專員公署這樣的外交機構嗎？」
他當時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陣說：「有啊，比如有些國家都派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就胡扯了，我們也清楚這個商務專員同文化專員一樣，都是大使館下屬的外交官，由商務部派的，有的叫商務參贊，有的叫商務專員，是一回事，跟你說的高級專員是兩碼事，你不能來糊弄我們。」這下他沒辦法了，最後放棄了(這個意見)。
隨著談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團在香港隸屬問題、高度自治問題等方面都製造了一些矛盾，使談判不能順利進行。直到在整個談判結束之後，周南邀請伊文斯吃飯時，伊文斯才一語道出當時英方步步刁難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請他吃涮羊肉，當時就半開玩笑地跟他說：「大使閣下，你應該很清楚，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不會讓步，可你們在談判過程當中總是不斷地提出挑戰我們主權的意見。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說句老實話，我們要是不提一下，怎麼就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接受？」他是步步為營的，所以哪一個問題上你稍微鬆動了，他就往前進攻了；你給他封住了，他就沒辦法了。這也是我們的一條談判策略：我們的底牌不能馬上亮出來，而要爭取比底牌更高一點的成果，維護國家的權益。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英方雖然步步緊逼，但中方在香港回歸的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於是，英國人方向一轉，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1984年4月，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鄧小平立刻反駁：香港回歸後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轄、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雙方開始就「駐軍問題」進行談判。英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表示反對；而周南則牢記鄧小平的指示，在駐軍問題上寸步不讓。
周南：既然國防由我們來管，當然我們要有駐軍的權力，我們需要在香港駐軍。而且我們很大方，英國在香港駐軍，軍費是香港納稅人付的；我們不佔這個便宜，駐軍費用由中央直接撥付。
魯平：我們主要是負責國防，香港內部的治安事務我們一律不管，只管國防。但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堅持。我們人數不在多，但駐軍是一定要駐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周南：談到這個他就反對，反對的理由也莫名其妙、無理找理。我說我們必須駐軍，因為回歸了，這是我們主權的象徵。他說：「你們不需要駐軍。」我說：「為什麼？你們需要，我們就不需要？你們可以，我們就不可以？」他說：「我們不一樣，我們離香港十萬八千裡，(從)海上、空中(走)都很遠，萬一發生什麼事需要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不駐軍來不及；你們有廣州軍區，部隊離香港不遠，真正需要的時候可以過來一下子。但是過來也必須要有特首的邀請，還要立法會通過，而且任務執行完了以後就要離開，不能駐在這兒。」我說：「那不行，必須常駐。」
當時的香港民眾對於駐軍問題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講，有人當場用英語發問：港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謂有些牴觸，如果將來中國在港駐軍的話，部隊能否換個名字？
周南：我說不行，沒有必要，換個名字好像中國有兩支不同的國家軍隊似的，而且實質的問題不在於名字。當時我還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兩句詩，《羅密歐與朱麗葉》裡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麼，一枝玫瑰換成另外一個名字，聞起來照樣香甜」。報上也登了，有的還說，既然莎翁也講名字不要緊，就不要糾纏這個問題了。
就在中英雙方在駐軍問題上僵持不下的時候，中國方面卻出了一個嚴重的紕漏：某位中國領導人對於當時的談判內容並不了解，卻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的時候，對於「是否要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回答得模稜兩可。第二天香港各大報刊頭版頭條都對此加以報導：中央某領導人認為香港不必駐軍。一時之間形成了「中國已經讓步」的輿論。
周南：小平聽到以後非常生氣。那天他正好接見一個香港代表團，按照慣例是代表團坐下來以後，在賓主寒暄之際拍兩張照片，然後請媒體退場，大家開始進行會談。那天記者們正在往外撤的時候，小平突然把他們叫住，說「先不要走，回來」。那些人都回來了，他說：「你們出去發條消息，說『香港不需要駐軍』這是胡說八道。為什麼香港不能駐軍？為什麼英國人可以駐軍，主權回歸以後反而不能駐軍？」
魯平：他當著香港記者的面就說，駐軍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駐軍。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體現主權。
周南：這個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來電話說要緊急會見。他說：「聽說昨天在人民大會堂，鄧主任講了中國要在香港駐軍，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動，倫敦方面十分關切，希望中國方面還要慎重考慮。」我說：「你不要再講了，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久，現在鄧小平已經發了脾氣，還講什麼？你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我們就是要駐軍，駐定了。」我把他打發走了，此後就不提了。
鄧小平的這次發火，被周南形容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從此英國不再堅持反對中國「九七」之後對香港行使駐軍權。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時浮出水面：如何保證「九七」前的平穩過渡。鄧小平提出要設立一個中英聯合機構常駐香港，來貫徹實施中英協議的有關條款，但這個想法卻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對。
周南：柯利達的回憶錄裡講，一看這個議程的內容他嚇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沒想到中國人有這麼一手，然後就極力地抗拒、不贊成、反對，提出的理由各種各樣。
首先，英方認為在1997年辦理政權交接之前，沒有什麼「過渡時期」可言；其次，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都有大使館和外交部，可以通過彼此溝通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英方甚至提出，聯合機構常駐香港可能會成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權力中心，影響英方對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談判一時陷入停滯。不得已，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再次訪問中國，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
周南：我們當然表示歡迎，同時也得考慮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們團裡提了一下，說是不是可以在堅持原則性的同時，採取一些靈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員會，改叫小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聽起來不那麼嚇人。
不僅更換了名稱，周南還提議聯絡機構進駐香港的時間也可以商量，在原則問題之外，中國願意做出讓步，以此顯示談判的誠意。在取得鄧小平的同意之後，周南邀請傑弗裡·豪和柯利達共進午餐。
周南：對這段經歷，這兩個人的回憶錄裡都有一段比較長的記載。柯利達說是本來剛下飛機不久，還在倒時差，一聽說要吃飯、喝茅臺，當時興趣不大，但是一聽我講到這個提議，突然覺得猛醒。我說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最大讓步，如果你們還不肯接受，那我們就撤回原案。他聽得進去了，所以很緊張，立刻就清醒過來，馬上吃飽飯跑到傑弗裡·豪的房間裡向他匯報。傑弗裡·豪的回憶錄裡說，他(柯利達)一張口，傑弗裡·豪就制止他，說這個賓館可能有竊聽器，咱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當時是7月中旬，熱得很，釣魚臺的院子裡也沒有多少高樹，他們找到一棵樹，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談到底怎麼辦、如何應付。
據柯利達在回憶錄中記載，當時他們中的多數人認為這是中國的底線，傾向於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個人反對。他們決定立即發報給柴契爾夫人，請她做出指示。柴契爾夫人第二天在回電中說：「我們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將這一消息告知鄧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連夜坐專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頭匯報，說聽聽我們到底是怎麼談、怎麼解決的。我這麼一說，他老人家很高興，說這下好了，大問題都解決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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