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拜登
除了「民主黨建制派大佬」、「多邊主義旗手」、「歐巴馬的好夥伴」這些標籤外，《紐約書評》關於拜登的這篇長文展現了其鮮少為人關注的另外兩個關鍵詞：哥德式人物 and 愛爾蘭白人。
作為一種發端於中世紀的藝術風格，哥德式往往與死亡、陰鬱、悲傷等主題相關。之所以說拜登是美國政壇最具哥特色彩的人物，因為他的個人經歷中充滿了各種與死亡相關的苦難——1972年，一場車禍奪走了他妻女的生命；2015年，他又白髮人送黑髮人，送走了他因腦癌復發而去世的兒子博·拜登。
與死亡相關的痛苦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他對痛苦的感知，以至於更能與他人共情，並通過在絕望與痛苦中的「感同身受」成為與他人拉進距離的方式。
拜登的另一個身份「愛爾蘭白人」，其中的白人屬性讓他更容易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而愛爾蘭裔背景又讓他更容易與黑人等邊緣群體打好交道（因為愛爾蘭人在歷史上也飽受苦難）。
概言之，「哥德式人物」在共情上的長處，以及「愛爾蘭白人」在種族與歷史身份上的討巧，讓拜登與其他政治人物相比更具備某種意義上的「統戰優勢」。這也正是拜登為人處世乃至執政風格的核心特點——儘可能避免激烈對抗，而是希望通過用協商的方式和稀泥般地建立統一戰線，一點點實現目的。
但是，這恰恰又是最可悲之處。拜登之所以常常被人嘲笑為「政治老古董」，因為「協商式政治」、「統戰式政治」這種政府運作的理想做法在一個日益極化的時代變得越來越艱難。
當政治運作從協商變成站隊，當兩黨之爭從為了讓國家變得更好變成單純給對方使絆子，拜登這樣活在上個世紀的「傳統政治人物」即便可以憑藉各路人馬對川普共同的恨而上臺，恐怕也無法在臺上走得更遠，更難以彌合因極化而產生的裂痕。
正如文章末尾所 言，「但是主時鐘已經走得太遠了。甘迺迪家族已經去世太久了。曾經承諾要讓時光倒流的拜登，越來越深刻地體現了時代的無情。」
以下為原文內容，部分有刪改：
悲情與喬·拜登化為一體。
「這些年來，我發現」，喬·拜登在他最近出版的暢銷回憶錄《答應我，爸爸》中寫道，「雖然我的存在讓那些悲傷時刻歷歷在目，但它幾乎總能給那些遭受突然和意外損失的人帶來一些安慰……當我和哀悼的人們交談時，他們知道我所言來自於我的經歷。
書中最感人的部分不是拜登如何用克制和令人心碎的文字描述他的愛子博·拜登慢慢走向生命終結，而是僅僅出現了兩次的有關劉偉唐（音譯）的部分。2014年聖誕節前那個周六，紐約市有兩名警察被謀殺，劉偉唐的兒子劉文健（音譯）是其中一名。拜登曾拜訪劉偉唐在布魯克林的家，以示慰問。
這位剛剛失去兒子的父親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不怎麼會說英語，但拜登察覺到他需要一些與他人身體的接觸，需要撫摸來獲得安慰：「他偶爾會靠向我，肩膀會碰到我的胳膊……我沒有抽開，而是靠了過去，好讓他能感覺到我在那兒。」
劉偉唐與拜登，2014
當拜登最終離開時，劉偉唐陪他走出家門，在一排站崗的警察面前擁抱了他。「他（劉偉唐）緊緊地抱著我，好長時間，好像捨不得讓我走。」五個月後，博·拜登去世，拜登在家鄉德拉瓦州威爾明頓的聖安東尼教堂守靈。他看到，長長的送葬者隊伍裡，出現了劉偉唐的身影。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他只是走過來擁抱我。能擁抱一個理解我的人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抱著我不放。」
喬·拜登是美國政治史上最具哥德式風格的人物。他似乎一直在被死亡困擾，不僅被他的家庭所承受的私人悲劇困擾，還被一種更廣泛的、更廣為人知的的失落感困擾。理察·本·克萊默在對1988年總統初選的經典記述《代價是什麼》一書中寫到，媒體總用那場嚴重車禍來不斷鞏固拜登的悲情人設。
當時拜登29歲，剛當選參議員不久，他的第一任妻子妮莉亞和女兒在那場車禍中喪生（他的兩個兒子，博和亨特也在這場車禍裡受了傷）。克萊默說，「每當他們提到拜登的名字時，後面的詞兒就像他的標準頭銜一樣——『喬·拜登，一個經歷了人生悲痛的人』。」
即使是現在，當亨特·拜登的名字出現在唐納·川普的彈劾聽證會上時，它的背後都仿佛有亡魂在注視：亨特是拜登的已故妻子妮莉亞的娘家姓。
川普抓住亨特在烏克蘭能源公司Burisma董事會任職一事不放，而這源於一個無疑值得審查的事實：喬·拜登,在他的回憶錄《答應我,爸爸》裡詳細敘述了他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深入參與了烏克蘭關係事務。
這讓人很難相信，亨特和Burisma的關係僅僅是巧合。但這個故事被瘋狂地關注，就像許多有關拜登一家的故事一樣，充滿了恐懼和悲痛。
這種恐懼是川普對拜登成為他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競爭對手的恐懼，焦慮的情緒變成瘋狂的偏執。這種悲痛促使拜登迫切想要保護他還活著的兒子，不僅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亨特死去的母親和弟弟。
然而，即使這些可怕的損失沒有降臨到他的家人身上，拜登也會和逝去的人保持非常公開的關係。
被謀殺的甘迺迪家族一直圍繞著他。在他的競選演講中，拜登提到了自己和妹妹瓦萊麗(Valerie)在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的葬禮火車經過時曾公開哭泣的情景。在他政治生涯的頭幾十年裡，他的主要目標是讓這些逝者（的思想）能夠通過他東山再起。
1983年，在大西洋城的新澤西州民主黨大會,那場人們第一次把拜登作為一個潛在總統候選人來討論的演講中，他向逝去之人所許的願，傾覆了殿堂:「我們的政治英雄被殺害，並不意味著深埋在我們破碎的心中的夢想已逝。」
拜登在他2007年出版的回憶錄《信守諾言》中寫道:「我記得當我說出這句話時房間裡的氛圍，它對人們的影響像一種身體上的感覺又回流到我身上。我能看到觀眾在哭。」
拜登還意識到，在通靈死者時，他允許每個聽眾「用自己的理解填充我的話……畢竟，每個人在他破碎的心裡都埋藏著一些不同的東西。」
在這裡，拜登既是一個安慰者，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因為他真正所言的是，甘迺迪家族在他身上延續了下去。
拜登的傳記作者朱爾斯·威特蓋夫（Jules Witcover）在1987年這樣寫過拜登，那時後者正處於民主黨初選早期，「他把自己塑造成下一個年輕的、正在崛起的約翰·F·甘迺迪，信奉愛爾蘭天主教的拜登對愛荷華州歡呼的民主黨信徒說……『我覺得1988年大概會變成1960年』。」
拜登首次參與總統競選，1988
當然，那是甘迺迪總統的當選之年。拜登甚至重複了甘迺迪的口號:「讓美國再次行動起來。」另一位逝去的甘迺迪家族成員的鬼魂也盤旋在拜登周圍。對於1988年那些試圖為拜登塑造出一個宏大故事的競選經理們，克萊默（《代價是什麼》的作者）寫道:
「並不是他們想讓喬成為羅伯特·甘迺迪，只是碰巧對那個時代，對整整一代人來說，羅伯特·甘迺迪很重要。
要傳遞的真正信息是:整整一代人在奮爭一個更好的世界中迷失，被淹沒，被驅離。20年前，在68年，血腥的68年，蝗蟲年，春季攻勢，芝加哥公約和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馬丁·路德·金的被謀殺…鮑比·甘迺迪！這才是重點！現在，整整一代人必須回來，他們必須醒悟！」
不過這種想法有一些怪異之處。
拜登不僅是已故甘迺迪家族的化身，還是一種政治上的亡靈巫師，召喚著一整代人，他們徘徊在在公民地獄、迷失在民主參與世界中。
拜登也成為了一個可以想像地逆轉時間的人，他可以把我們帶回到1960年，回到故事的開頭，這樣故事可以再講一遍，而沒有血淋淋的書頁記錄。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是什麼賦予了拜登權利來做出如此宏大的聲明?
這不是經驗的權威——我當時就站在我們被謀殺的英雄身邊。在20世紀6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中，即反對越南戰爭和爭取民權運動中，喬·拜登顯然不在那裡。威爾明頓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戰抗議活動，但他似乎沒有參加任何抗議活動。大學的延期使他免於被徵召去越南的危險。
1968年和1969年，在馬丁·路德·金遇刺而引發的騷亂後，威爾明頓被德拉瓦國民警衛隊軍事佔領了整整9個月。在《信守諾言》中，拜登回憶說，他每天在去律師事務所上班的路上，都會經過那些「六英尺高、身穿制服、手持步槍的白人士兵」。
他坦言，在東威爾明頓的黑人社區，這些白人士兵在街道上「徘徊」，而「母親們害怕她們的孩子會犯一個嚴重的錯誤，最終死去。」
但隨後，他把她們的恐懼融入進一段軼事中，這個故事講述了六年前他在一個黑人區當救生員時，如何第一次結識了黑人。這個非同尋常的政治事件——一個被軍事佔領的美國城市——變成了一個喚醒同情的親密故事。
雖然沒有親自參與鬥爭，但這並沒有阻止拜登在競選總統時為自己編造民權（運動）歷史。
克萊默在書中記錄了拜登在1988年初選時的言辭:「喬開始了他的生活……他是如何開始民權運動的……還記得嗎?遊行?還記得當時的感受嗎?他們在人群中點頭致意，他得到了他們的認可，當然是這樣。」
即使當拜登的助手警告他不要再說這些，因為那不是真的，他還是忍不住繼續道:「夥計們，當我開始公共生活時，參加民權運動中，我們遊行以改變人們的態度。」
正如威特蓋夫指出的那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他避免了街頭抗議或任何帶有非暴力反抗意味的活動。」他是20世紀60年代偉大運動的一個關注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
1960年代的拜登
那麼，拜登怎麼能把自己想像成甘迺迪家族的轉世呢?一個詞:愛爾蘭天主教徒。
他對這一遺產的主張不是經驗性的，也不是意識形態化的。它是種族和宗教的。甘迺迪家族定義了愛爾蘭裔美國天主教徒的政治身份——白人(即使這個家族明顯享有特權)，但由於愛爾蘭歷史的殘酷和天主教徒的局外人地位，他們理應不會犯下嚴重的種族壓迫罪行。
這個政治身份的承諾是充當跨越美國社會大鴻溝的橋梁，它的主流程度足以與佔多數的白人建立聯繫，但它對過去苦難的記憶也足以與佔少數的黑人建立聯繫。它潛在的吸引力正是拜登所體現的——「對他們痛苦的深刻感受」植根於「對悲傷時代的生動記憶」。
這是拜登在給自己下定義時所選擇的，正如他在整個公共事業生涯中所做的那樣:「我認為自己是一名愛爾蘭天主教徒。」
這確實是一個選擇。
拜登並不是一個愛爾蘭人的名字——在《信守承諾》中，拜登的愛爾蘭裔美國姑媽格蒂·布威特(Gertie Blewitt)告訴他:「你父親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一個英格蘭人。」
拜登的中間名羅畢內特也不是愛爾蘭人的名字。羅畢內特家族是拜登祖母的親戚，他們在美國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賓夕法尼亞州米迪亞附近的一塊土地，這片土地最初是由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授予的。
所以，如果拜登願意的話，他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純粹的美國男孩。相反，他認同母親的種族血統，正如他在《答應我，爸爸》中所說的那樣，他將自己看作「梅奧郡的布裡維茨人……和勞斯郡的芬尼根人的後裔，這些人住在愛爾蘭海一個不穩定的小海灣上」。
毫無疑問，拜登的部分吸引力來自他虔誠的天主教信仰，這也是他最大的安慰。但另一部分是對美國歷史及其罪責的巨大逃避。拜登回憶說，那位美國姑媽還曾告訴他，1920年臭名昭著的英國非正規軍被派去鎮壓愛爾蘭民族主義叛亂:
「我上樓躺在床上，她就過來撓著我的背說:『現在你還記得喬伊關於黑皮膚和棕皮膚人種的事吧?』她從來沒有見過黑皮膚和棕褐色皮膚，她對他們一無所知，但她卻能一五一十地背出來。
很明顯，有一些移民來到這，他們可以談論這個問題，他們有親戚在那裡。她出生於1887年。她講完故事後，我就坐在那兒或躺在床上，只要有一點響聲，我就想:『他們上樓來了』。」
這是對間接壓迫的一個很好的描述。拜登在美國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長大，後來上的是威爾明頓的阿克米爾中學，這是一所享有特權的自費天主教高中。即使作為一名全國性的政治家，他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反天主教的攻擊。
但是，作為一個愛爾蘭裔美國天主教徒的好處之一是，你可以把自己與愛爾蘭的壓迫歷史聯繫在一起，從美國白人的罪惡感中解脫出來。你們的祖宗雖犯罪，但現在並沒有犯罪。
就像在1974年，拜登為自己反對在威爾明頓用巴士（載黑人小孩）而辯護時所說的，「我覺得我應該為今天的情況負責，為我自己這一代人的罪惡負責。如果我對三百年前發生的事負有責任，那我就死定了。」
拜登，1977
很明顯，他所說的「發生了什麼」指的是奴隸制。愛爾蘭人怎麼能對此負責呢?
不過，最重要的是，身為愛爾蘭天主教徒，這創造了甘迺迪家族轉世的可能性。
拜登的願望從他成年時就許下了。他告訴第一任妻子妮莉亞，他將在30歲時成為參議員，然後成為美國總統。他達成第一個願望完全是通過厚臉皮，與現任共和黨人凱爾·博格斯(Cale Boggs)展開較量。
博格斯連續7次贏得選舉，在州和聯邦政府任職長達26年。拜登獲得提名是因為沒有嚴肅的民主黨人想要與博格斯競選。
但甘迺迪的魔法奏效了。很明顯，拜登認為這可能會一直奏效。克萊默曾在上世紀80年代報導過拜登的一個幻想項目，他打算買一塊17英畝的土地而讓他的大家庭在一起，只是住在不同的房子裡:
「喬、吉爾和孩子們會住大的那個，然後是招待所……那是一個大院，是……海恩尼斯波特!他可以在《生活》雜誌上看到那該死的東西，他現在就可以把照片擺出來…拜登一家，第一家庭。」
和甘迺迪家族一樣，這個第一家庭也是王朝式的。拜登在《答應我，爸爸》中寫道:「我非常確信博總有一天會競選總統，在他哥哥的幫助下，他一定會贏。」
讀者可以想像，通過喚起兄弟情誼，亨特可能會接替博。上世紀60年代，因甘迺迪家族被謀殺而被奪走的美國愛爾蘭天主教朝(Irish Catholic dynasty)，將在80年代捲土重來，而且可能會持續幾十年。
在政治層面上，拜登願望的第二部分——成為總統——使他成為了一名荒野獵人。
克拉默在記錄1988年總統初選的書中寫道，吉爾·拜登（拜登的現任妻子）當時很想知道，「如果喬突然爆發，跑到終點，然後突然跑了進來……然後他們又跑了一遍又一遍。那是她的噩夢:他跑了，靠近了，然後就永遠停不下來。」
她的噩夢變成了現實。拜登填寫了1984年新罕布夏州初選的參選文件，1988年競選總統提名，2008年再次競選，2020年又再次參選。
這裡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愛爾蘭的天主教信仰、年輕和英俊都不足以讓拜登成為RFK（羅伯特·甘迺迪）的繼承人。
讓我們回到1983年拜登在大西洋城的演講上，在那次演講中，拜登提到了被謀殺的英雄。與甘迺迪試圖在黑人和白人工人階級之間建立真正的團結相比，那次演講對團結的呼籲要蒼白得多。
與RFK一樣，拜登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能夠超越階級、種族、性別和黨派的人物，但這一次不是以徹底變革的名義，而僅僅是修辭上的虛構。
他敦促民主黨人競選時「不要以黑人或白人的身份；不要以工人或專家；不要以富人或窮人；不要以男人或女人，甚至不要以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而是作為上帝的子民，為美國夢服務」。 最後一句的完全空洞並不意味著超越分裂，而只是逃避權力、特權和系統壓迫的所有問題。
拜登最有希望的總統競選，也是他的第一次競選，卻被羅伯特·甘迺迪給攪亂了。
拜登遇到了麻煩，因為他被揭露抄襲了當時英國工黨領袖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的演講。但他可能挺過了這場風暴，因為他好幾次在使用相同材料之前就已歸功於基諾克。
真正摧毀他的是，在早些時候的一篇演講中，他逐字逐句地重複了一段RFK攻擊「底線」的長篇大論:「底線可以告訴我們關於生活的一切……除了那些讓生活有價值的東西。」原創演講稿的作者亞當·瓦林斯基(Adam Walinsky)指責拜登「假裝情緒」。
然而，沒有人能指責拜登假裝甘迺迪的特質是悲劇。在這場悲劇中，愛爾蘭天主教的夢想還有另一面。為成功而奮鬥的這對神秘的孿生兄弟，幾乎是希臘人對命運反覆無常的理解。甘迺迪家族的輝煌成就伴隨著可怕的死亡人數。拜登殘酷地忍受了痛苦，但卻從未與崛起的魅力相匹配。
他的手腕上戴著死去兒子的念珠，在黑暗的時刻誦經禱告。它的高潮是對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母親發出的絕望呼喊:「可憐的被放逐的夏娃的孩子們，我們向你呼喊。在這淚谷中，我們向你發出嘆息、悲哀和哭泣。」
拜登大多數時間都活在淚谷中，在這段漫長的逗留期間，他的愛爾蘭身份不僅是一種替代壓迫。這是一種構造悲傷的方式。
在《答應我，爸爸》一書中，拜登引用了愛爾蘭裔美國政治家丹尼爾·派屈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話:「如果不理解生活將把你擊倒，就等於不理解生活的愛爾蘭性。」
因此，在博的追悼會上，一個非裔美國人合唱組被選中演奏「歡樂的音樂」時，拜登指出，還有「風笛手加入了愛爾蘭人的悲傷哀鳴」。
在葬禮致辭中，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引用了愛爾蘭詩人派屈克·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話，在這首歌中，哀悼就像季節的流逝一樣不可避免:「我說過，讓悲傷成為黎明時分的一片落葉。」
愛爾蘭人與悲傷有著一種特別熟悉的關係，這一說法是否真實，在這裡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愛爾蘭人的悲痛哀嚎」是甘迺迪和拜登故事的配樂，在這些故事中，勝利總是被災難籠罩著。在這種結構中，沒有傲慢和復仇的輕鬆對立。
就像歐巴馬在博臨終時對拜登說的那樣，「生活是如此難以辨別」的意識是公正的——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沒有簡單地以美好和可怕的形式呈現出來，而是將兩者作為孿生兄弟混為一談。
拜登之子博·拜登（中間）
這種意識的政治表現不是美國夢的樂觀辭藻；這是一種同理心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中，領導人分擔公民的痛苦。
雖然拜登在運用前者時顯得空洞，但他一直是後者的有力踐行者。「我們必須為那些感到被遺忘的人說話，」他在《答應我，爸爸》中寫道。「他們必須知道我們知曉他們的絕望。」
拜登總是更善於讓人感到絕望，而不是用具體的、有計劃的形式來表達希望。
和拜登在一起，同胞之情是切實可感——他感受到了你。令人驚訝的是，他絕對親力親為。他把老愛爾蘭警察的拍手動作擴展到了肢體接觸的全新領域——擁抱。
麥可·埃裡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在為史蒂文·萊文斯頓(Steven Levingston)撰寫的前言中寫道，副總統「通過偶爾給老闆（歐巴馬）按摩肩膀，強化了他崇高的下屬地位」。
但克萊默注意到，拜登在1987年的一次競選活動中也對一位匿名女性做過同樣的事:「他溫柔而果斷地把手放在了她身上。在愛荷華州的康瑟爾布拉夫斯!他在她頭頂上對著人群講話時，把雙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就像他和她同甘共苦一樣。」
也許這並不是一種屈服或統治的姿態，而是一種對聯繫、觸摸和被觸摸、安慰和被安慰的渴望。「安慰的行為，」拜登寫道，「總是讓我感覺好一點，我很渴望感覺好一點。」
這種搭手的行為有某種宗教的意味。這是一種交流的行為。但它也同時存在著深刻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即在 Me Too時代，觸摸太容易引發有關性別、權力和同意的問題，而這顯然不是拜登在議會虛情假意或其他場合中能想到的。
要了解這在實踐中會如何發揮作用，可以看看拜登在1991年10月給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打的電話。
克拉倫斯·託馬斯（Clarence Thomas）曾被老布希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作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拜登負責這一過程。希爾私下寫了一份託馬斯對她性騷擾的報告。拜登給希爾打電話，正式邀請她在一個倉促安排的公開聽證會上作證。
希爾擔心她會否受到保護而不被言語攻擊，以及同樣站出來指證託馬斯的目擊者是否也會被要求聽證。以下是希爾的描述:
「『在我看來，我犯的唯一錯誤就是沒有意識到你承受了多大的壓力。我應該早點意識到這一點。』參議員拜登在電話中承認道。『哦，孩子，我同情你。我希望我不是主席，我是來做你的律師的。』
當我告訴他我還沒有找到法律顧問時，他補充道。我拼命克制著回答的衝動，一邊瘋狂地記下我們的談話，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沒有什麼具體的信息。當他結束談話時，我幾乎能看到他瞬間閃現的微笑，讓我們相信這次經歷將是愉快的。」
「哦，孩子，我同情你」是拜登的原話。如果他能通過電話，他肯定會按摩希爾的肩膀。沒有理由認為他不老實。問題是他也同情克拉倫斯·託馬斯。正如威特蓋夫所說，「喬似乎在試圖說服法官和他的女對手，他是他們的朋友。」
在收到希爾的書面指控後，但在她作證之前，拜登在參議院說，「對這位參議員來說，這位提名人的人格毫無疑問……我相信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問題。」
隨後，他又沒有傳喚能夠證實希爾證詞的兩名女性——羅斯·喬丹(Rose Jourdain)和安吉拉·賴特(Angela Wright)——出席他的委員會。
光有感覺是不夠的:在託馬斯聽證會上，有關於性別、權力和公眾審議性質的重大問題，而「哦，孩子」一詞對於難以回答上述任何一個問題。
因為與女性動作太親密而備受爭議的拜登
這並不是否認拜登的同情心的力量或誠意。它是真實的、根深蒂固的、從根本上說是正派的。它的核心是一種令人困惑的謙卑，人類在面對死亡時的無助，讓生命「如此難以辨別」。
作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那荒誕誇張的「偉大」的解毒劑，它具有真實的力量。這是一種不同的、更好的方式來談論悲傷，讓痛苦成為一種共有的東西，而不是怨恨的動力。
但是，一種悲傷的政治是否足以抗衡一種不滿的政治呢?它能解決結構性不平等帶來的真正的不滿嗎？或者能夠解決川普助長和體現出來的有害的自憐情緒嗎?
作為2020年總統候選人，拜登最重要的吸引力在於，他(尤其是年長的、男性的、白人的)是唯一能夠治癒心碎和分裂的美國的人。但他不能一一擁抱選民。美國不可能再變得完整，因為它從來就沒有完整過。
拜登的核心信念是，不公正是仁慈和努力的失敗:「這個制度沒有本質上的錯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來使之運轉。」
但分裂是真實的、深刻的、結構性的——這不僅僅是一個感情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讓每個人都適應權力的平衡，而是改變這種平衡。安慰不是社會變革。僅僅安慰是不夠的。
當拜登還是副總統時，他就一直盯著自己官邸外的海軍天文臺的數字時鐘。他在《答應我，爸爸》一書中回憶道:「紅色的數字閃爍著，完美地嘀嗒嘀嗒著……這是美國精確的時間，由美國海軍天文臺的主時鐘在不到100碼遠的地方記錄著。」
年輕的拜登以為他可以將時鐘撥回1960年，但主時鐘只朝著一個方向走，幾十年過去了，這引發了一種意識——拜登總統將沒有確切的時間。當他的豪華轎車駛上麻薩諸塞大道時，他在腦海中看到:「時鐘在我們身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它仍在記錄著時間。」
隨著歲月的流逝，拜登在一種宿命感的驅使下，繼續朝著總統的夢想努力，歲月流逝間，他的命運變得越來越暗淡，越來越悲慘。開始時滿懷希望的事情現在卻帶著絕望——除了當總統，還有什麼能讓他的所有痛苦變得有意義呢?
但是主時鐘已經走得太遠了。甘迺迪家族已經去世太久了。「愛爾蘭天主教徒」不再承載著反抗壓迫的老弱者的力量。
愛爾蘭裔美國政治的重心現在聚集在川普周圍:米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凱莉安妮·康韋(Kellyanne Conway)和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白人的不滿情緒淹沒了共同悲傷的哀鳴。淚水谷已被吞併，成為享有特權的受苦的白人男性的堡壘。
曾經承諾要讓時光倒流的拜登，越來越深刻地體現了時代的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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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紐約書評》是一本在美國紐約市發行的半月刊,首發於1963年，內容涉及文學、文化以及時事。
Fintan O』Toole 是《愛爾蘭時報》的一名專欄作家，同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愛爾蘭文字講師。最近出版有《傷痛的政治：戰後的英格蘭和國家主義的崛起》一書。
來源：The Designated Mourner, The New York Review, 2020.1.16.
作者：Fintan O'To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