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3日，劉梓賢出生在饒村鄉青水村樟樹組。現在已經90歲高齡的他，心態平和，思維清晰，對抗戰之事還記憶猶新，只是牙齒掉了幾顆，一隻耳朵聽力不好。劉梓賢說，他在國民政府辦的保校讀了三冊書，因家裡有5兄弟，3個姐姐，家庭條件差，父母沒錢送他們，就輟學在家務農。
1944年秋，為響應國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劉梓賢和二哥義無反顧加入青年遠徵軍，奔赴抗戰前線。
入伍時，劉梓賢才20出頭，鄉政府擔心他跑掉，是夜間來人把他帶走的，在鄉政府住了一晚。當時鄉長下鄉了，劉梓賢說他就在鄉長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到嶽陽坐火車南下廣東，被分到青年軍205師401團機槍營1連。師長劉安祺，連長劉子趙，是長沙人。部隊駐在樂昌，隨後開始接受軍事訓練。
劉梓賢在連部是號兵，學吹軍號。那時軍部、師部、團部、營部都有號兵，每一連還有一個。號兵一天要吹20多個曲子，早晨吹預備號，接著是起床號、出操號、收操號、吃飯號、上課號、下課號……每次吹的曲子都不同。
經過幾個月的培訓，1945年7月，劉梓賢跟隨部隊進入臺灣高雄參加抗戰並接受日軍投降。他記得很清楚，他是從福建廈門坐軍艦到達高雄市的，一連坐了三天三夜。部隊到達臺灣後，分散開赴高雄、臺南、臺北、臺中、平東縣等地。劉梓賢趕到時，日軍都被打跑了，高雄市區到處一遍狼藉，老百姓嚇得早已躲到高山裡的防空洞去了。
劉梓賢所在的一連搜索前進時，發現了三、四個沒來得及逃跑的日本兵。日本兵看到中國軍隊來了，嚇得直打哆嗦，完全沒有了昔日的囂張氣焰，還主動遞煙給戰士們抽。
劉梓賢很勇敢，不知他從哪學來幾句日本語，就跟鬼子搭上了話。他說「蜜西，蜜西」（招呼的意思），然後指著日本兵的軍靴和軍裝說「宣秋，宣秋」（給我的意思），日本兵就老老實實把軍靴和軍裝脫下交給了他。就這樣，劉梓賢輕輕鬆鬆繳獲了一雙日本軍靴和一身日軍軍裝。說到這，老人開心地笑了起來。
後來他到嶽陽縣時，把軍靴帶回來了。靴子質量很好，他在家裡穿了好幾年，爛掉後才扔到。現在回想起來，他後悔莫及。他說：「要是當初收藏好，這就是日軍侵華的最好罪證啊！」由於供給緊張，部隊原地解散。解散時每人發一張起義證，1.5元路費，一點粟米。就這樣，劉梓賢離開部隊回嶽陽家鄉。回來的道路也十分艱辛，忍飢挨餓吃盡苦頭。
因為抗戰需要，道路被破壞，橋梁被炸毀，沒有交通工具，只能徒步回家。到了路通的地方，運氣好還能搭乘一段便車。有一次，劉梓賢就搭了120公裡的便車。到達嶽陽，他找熟人買了一身便裝，把軍裝換下後，才回到老家饒村公社建新大隊劉沙坡。
1952年，劉梓賢結婚成家，一生養育了6子1女，還在生產隊擔任過兩年隊長。文化大革命時，因他在國民黨的部隊當過兵，村幹部就說他是蔣介石的走狗，把他捆起來，還用紙卷了一個筒子，做成高帽子，戴在他頭上遊行。
劉梓賢回憶，戰爭結束後，由於物資極度匱乏，部隊在北平、天津吃到沒糧食了，飛機運輸都搞不贏。沒東西吃，只好用麥子、黃豆、苞谷充飢。
雖然飽受折磨，但並沒有壓垮劉梓賢瘦小單薄的身軀。劉梓賢60多歲時，一場突如其來的中風使他落下殘疾，因幾年前又患上輕度精神疾病。在如此情況下，老人不願給子女增添麻煩，仍然與患有綜合性老年疾病的老伴住在自己的平房裡。
從2011年開始，民政部門每年給老人發600元的起投臨救補助，年前嶽陽市關愛抗戰老兵協會送來了5000元慰問金。現在老人每頓喝一二兩谷酒，飯吃得很少。在老伴的照料下，身體比以前健康，也算能夠在家安度晚年。
我們需要給我們的抗戰老兵給予最崇高的敬意，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