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刊發的南京「祥和」景象
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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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立即對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放下武器的戰俘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伴之以搶劫、強姦、焚燒。日軍的恐怖暴行持續了6周，南京城成了一座人間的「活地獄」。日軍為了掩蓋其慘無人道的屠戮，避免引起國際國內民眾的抗議，用大量的圖片精心「製造」南京「祥和」景象。
日本報刊自覺充當戰爭惡魔的吹鼓手與粉飾工
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時，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在南京城裡，只有日本隨軍記者、攝影師與作家在活動。而他們中大多數人因長期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灌輸，早就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具備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一切思想特徵與行為特徵，是日軍侵華與屠殺恐怖政策的熱烈擁護者與宣傳鼓動者。當日軍發動對南京的瘋狂進攻時，他們搶先報導甚至捏造日軍的武功與勝利捷報，自覺地充當了惡魔的吹鼓手；而當日軍佔領南京後實施血腥大屠殺時，他們又自覺地充當了惡魔的辯護士與粉飾工。他們對親見的日軍大屠殺暴行，或認為是徵服者應享有的「成果」，理所當然；或認為是戰爭中必然要出現的事情，在所難免。他們遵照日本當局的指使，精心製造與發布各種虛假的消息，連篇累牘地寫下與拍發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軍「恩德」、掩蓋與粉飾日軍大屠殺暴行的電訊、特稿與新聞照片。這些虛假報導因符合、迎合日本當局的政策與需要而備受青睞，在日本各大小報刊上大登特登，幾乎控制了報紙的全部版面，成為當時日本新聞傳媒的主流輿論。這是日本新聞傳媒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最重要的報導手法與宣傳內容。
眾所周知，圖片新聞有著直接訴之於讀者視覺、比文字新聞更具體、更形象、更真實、更有視覺衝擊力的特點與優點，能更快地為更廣大讀者所接受。因此，日本各新聞傳媒尤其重視圖片新聞，向南京戰場派來了為數眾多的攝影記者。為及時將攝影記者在南京拍攝的照片與電影新聞紀錄片以及重要稿件送回日本國內，日本各新聞傳媒還特地配備了許多「聯絡員」。「聯絡員」在南京接到記者拍攝的新聞照片與電影新聞紀錄片後，「通宵開著摩託車把那些東西送到上海」；日本各新聞傳媒的總社派飛機到上海，「飛行員駕駛著洛克希德運輸機，將膠捲送到福岡。從南京到福岡要花15小時40分鐘。這些照片將從福岡電傳至大阪、名古屋和東京。」
隨軍攝影記者精心「製造」南京「祥和」景象
南京大屠殺期間，連續多日以大量照片報導南京被日軍佔領後「祥和」景象的，當首推日本第一大報《東京朝日新聞》。據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秘書田中正明說，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後，該報「特地採用大量照片，逐日詳細報導了佔領以後南京迅速恢復和平的情況」；「《東京朝日新聞》極為忠實地報導了《歡迎皇軍全城沸騰，南京恢復和平》的情景，並多次刊登佔半個版面的『照片專輯』……總之，這類專題照片佔版面很大，共刊登七次之多。」
12月14日，即日軍佔領南京的第二天，《東京朝日新聞》以《婦女從公用防空洞裡爬出來》為題，刊登了該社特派記者角野拍攝的大幅照片。照片內容是，日軍官兵引導中國姑娘和抱著小孩的太太，陸續從公用防空洞裡爬出來，恢復正常生活，表現了南京婦女獲得日軍「解放」後欣喜與感激的心情。這是《東京朝日新聞》第一次刊登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的專題照片。
12月17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兩幅照片，照片的說明分別是《日軍保護下的難民群》、《忙於農活的郊區農民》。這是《東京朝日新聞》第二次刊登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的專題照片。
12月18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兩幅照片，照片的說明分別是《接受治療的中國傷兵》、《領取食物的俘虜》。這是《東京朝日新聞》第三次刊登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的專題照片。
日本隨軍記者精心「製造」的鏡頭下的謊言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當時的南京在日軍的屠刀下已是血海屍山。因故滯留南京三日的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司迪爾報導說：「『地獄般的四天』，是對南京城『圍城』與『陷落』的最合適的形容與寫照……我們撤離這座城市時所看到的最後一個景象，是在南京下關江邊，沿著城牆，有一群約300個中國人，正在被集體槍決，而江邊早已『積屍過膝』。這種瘋狂的場面，在南京陷落後的這幾天，已成為這個城市特有的景象。」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曾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中山門殘酷屠殺中國戰俘的恐怖情景：「在那裡，我第一次遇上毫無人性的大屠殺。在25米高的城牆上站著排成一列的俘虜。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許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吶喊一聲往城牆上的俘虜的胸膛和腰間刺去，鮮血濺向空中。這情景陰森可怕。看著這慘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裡。」
12月20日，《東京朝日新聞》晨報以半頁的篇幅，第四次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總題為《恢復和平的南京，熱烈歡迎皇軍》，內容是該社特派記者河村17日在南京拍攝的四幅照片：第一幅照片題為《士兵買東西》，反映南京市民圍觀在貨攤購物的日軍士兵的情景；第二幅照片題為《皇軍進城後，在城外安心耕種的農民》，反映三名中國男女農民在南京城外的田頭播種、施肥的情景；第三幅照片題為《得到皇軍保護的一群難民》，反映二三百名中國居民返回南京城內安居的情景；第四幅照片題為《和藹可親的理髮師》，反映一位胳膊上纏著「太陽旗」袖章的中國理髮師，正在南京街頭為日軍士兵理髮的情景。
12月22日，《東京朝日新聞》用了半個版面，第五次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標題為《對昨日之溫情——南京城內的親善情景》。照片共五幅，是該社特派記者河村於12月20日在南京拍攝的。第一幅照片題為《接受治療的中國傷兵》，內容是在一家醫院裡，日軍的軍醫和護士正在為中國傷兵診斷和治療。它不同於以前刊登的野外治療照片。第二幅照片題為《皇軍官兵之情——滿足食慾的投降兵》，內容是在一排排中國俘虜中間，有兩個日本兵拖著竹簍，向俘虜分發大米飯。第三幅照片題為《炮聲停止後南京城內的親善情景》，內容是正在和中國攤販打趣的日本兵。第四幅照片題為《正在和田山部隊長談話的敵教導總隊參謀沈博士少校》，內容是一位日軍軍官正在同一位被俘的中國軍官親切地談話。第五幅照片題為《南京城內的親善景況》，內容是在一個貨攤周圍，許多中國居民正在和幾個日本兵做遊戲，中國居民的胳膊上都帶有非常顯眼的「太陽旗」袖章。
12月25日，《東京朝日新聞》以《南京在微笑——城內特寫》為題，用了半個版面，第六次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照片共四幅，是該社特派記者林於12月23日在南京拍攝的。第一幅照片攝於南京中山路，內容是一群中國孩子嬉笑著，圍著兩個日本兵在玩玩具坦克。照片的說明是：「和孩子們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於南京中山路）」。第二幅照片攝於南京住宅區街道，內容是一群中國孩子在一輛炸壞的馬車上嬉笑。照片的說明是：「戰火一停，炸壞的馬車也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場（於南京住宅區街道）」。第三幅照片攝於南京難民區，內容是日軍衛生班的醫生正在為中國難民兒童看病。照片的說明是：「皇軍衛生班積極治療，加強日中親善（於南京難民區）」。第四幅照片攝於南京寧海路，內容是南京寧海路上一塊灑滿陽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美國約翰·馬吉牧師的帶領下，在風琴的伴奏下，正在唱基督教的讚美歌。照片的說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國教堂的讚美歌（於南京寧海路）」。林還在四張照片的最後附加了一篇簡短的文字報導，題為《士兵與孩子玩耍——南京街頭的日中友好之情》，寫道：「看到中國孩子在天真地玩耍，士兵們想起了在家鄉等待著自己的孩子。『記者，今晚給帶封信吧。』他們懇求給家鄉帶封信。」
12月30日，《東京朝日新聞》晨報第七次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這次專題照片的內容是在日軍統治下的南京迎接1938年新年的情景，總題為《共祝新年——南京與日俱增的日中親善》。照片共有四幅，仍然是該社特派記者林的攝影作品，仍然佔了報紙的半個版面。第一幅照片的內容是一位中國修鞋匠主動熱情地為日軍修鞋，照片的說明是：「當兵的，過年啦，給你修修鞋吧」；第二幅照片的內容是一位領配給牛奶的中國母親，滿臉堆笑，照片的說明是：「喂，奶不夠，給你牛奶——鬍子隊長的溫情」；第三幅照片的內容是帶著紅十字會袖章的日軍衛生班成員關心中國傷兵治療的情景，照片的說明是：「孩子，不治好沙眼，新年就不來啦——軍隊衛生班積極活動」；第四幅照片的內容是帶著紅十字會袖章的日軍衛生班成員在原外交部大樓的醫院裡為收容的中國傷兵、俘虜進行治療與看護的情景，照片的說明是：「換上新紗布，好好過個年——軍醫部的活動」。
在專題照片的下面，還附了幾行文字報導，其主要內容如下：
……難民區的早市開始，一片繁榮昌盛景象。
……孩子們一手舉著太陽旗，一手使勁攥著糖葫蘆，高興地在雪地上玩耍。元旦來臨，新的南京即將誕生。
似乎與這些照片相配合， 12月27日，上海日軍特務機關創辦的中文《新申報》刊登了一則「日軍在南京設立三家臨時醫院救護中國傷病軍人」的消息，還無中生有地造謠說，這些被日方救治的中國軍人為表達感激之情，竟願意為日本而戰：
在南京，（日軍）為受傷（中國）士兵設立了三所臨時醫院，即外交部、軍政部和國立中央大學各一個。當中國軍隊撤出該城時，醫院的醫生全跑了，沒有留下來繼續照顧可憐的受傷或瀕臨死亡的中國士兵……目前日本醫生在為這些中國士兵治療，他們因此而很感激日本軍隊。一個中國士兵腿部中彈受傷，為他治療的醫生壽谷大夫問及他身體情況和是否有興趣繼續當兵時，他回答說，不，但是如果我必須繼續當兵的話，我願意為日本而戰。云云。
這都是在說謊！日本的報導竟把屠城的日軍美化成南京軍民的救護天使，似乎日軍對中國傷兵無微不至、悉心盡力的救護不僅是中國政府不能比擬，甚至也是西方僑民所不能比擬的。但事實真相如何呢？眾所周知，日軍進入南京的大屠殺首先就是從對中國的戰俘與傷殘兵開始的，並一直以中國的戰俘與傷殘兵為屠殺重點。而設在原外交部與軍政部的紅十字醫院，本來是由西方僑民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南京淪陷前創辦與主持的，他們向這些醫院中的中國傷病軍人提供醫療護理與食品。但在日軍佔領南京後，日軍官兵侵入並控制了這些醫院，趕走「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人員，隨意地殺害中國傷殘兵，強姦婦女。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牧師看到《新申報》的這則虛假報導後在日記中寫道：「我認為（日方當局）優待這些傷員是為了宣傳而故意做出來的，這樣可以抵消當時盛行的難以啟齒的兇殘。日本人送來一些米，不過大多數都是用我們手中的錢購買的。」馬吉還以日軍對中國傷病士兵的兇殘事實揭穿了日軍的偽善與兇暴：「後來我得知，一名中國士兵被刺死，原因是他的碗被打翻而發脾氣。」只因為一名中國傷病士兵的碗被打翻，就發脾氣刺死了他。這難道就是「日軍在南京救護中國傷病軍人」嗎？
在《東京朝日新聞》連續多日集中以照片形式報導南京「祥和」景象時，其他各報也不約而同地刊登了大量照片，既有像《東京朝日新聞》那樣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集中圖片報導，更多的則是與文字報導配合，或作為文字報導的配圖。
至於專門刊登新聞照片的日本各家畫報社，如《世界畫報》、《朝日畫報》、《支那事變畫報》等，則連續出版了多期的「日支大事變專刊」、「支那戰線寫真」等專刊，報導日軍在華北、華中的戰爭場景，歌頌日軍的殺人「勇士」，捏造日軍對中國民眾的「親善」等，其中對日軍佔領南京則是報導重點中的重點。
《朝日畫報》1938年1月19日發行的《支那戰線寫真》第30期以《南京陷落一周後》為題，刊登多張照片，報導日軍佔領南京一周後，已迅速恢復社會秩序，南京街頭一片繁榮昌盛，日軍官兵幫助南京市民治病、與南京市民親密無間的景象。
2月1日出版的東京《支那事變畫報》，刊登了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的照片《南京街頭出現了賣東西給日本人的小商販》等。3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變畫報》刊登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的照片《在南京漢中路露天商店雲集的熱鬧景象》等。
4月1日，東京國際情報社發行的《世界畫報》刊登題為《南京春景》的彩色照片，內容是一個日軍士兵雙手牽著兩個中國小孩，行走在南京的一條春色爛漫的道路上，另有兩個中國小孩在旁註視著他們。
西方僑民揭露日本記者的卑劣伎倆
對日本各報刊上刊登的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進步評論家草森紳一一針見血地指出：「經過檢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開刊行，所以只是宣傳照片而已。」
草森紳一說得對。戰時日本當局對日本隨軍記者、攝影師、作家拍攝的「南京戰事」的新聞圖片與電影新聞紀錄片，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與控制。日本當局規定，對於日本隨軍記者在中國戰場實地拍攝的各種照片，都要事先進行嚴格的新聞審查。日本各新聞單位總社必須每天將隨軍記者以航空寄回的每張照片加洗四張，送陸軍省、海軍省與外務省情報局審批，其中三張分別由上述三個單位留底保存，還有一張退還各新聞單位總社，並在此張照片上蓋有不同的印記表示審查處理意見：蓋有「檢閱濟」印記的照片，可以在報刊上發表；蓋上「不許可」印記的照片，嚴禁在報刊上發表，甚至嚴禁洩露。每個新聞單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聞攝影圖片遭受「不許可」的厄運，難見天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等新聞單位將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許可」印記的大量照片與文字說明收藏起來，每年都能裝訂一大本。因此，能夠刊登到日本報刊上的照片，必然是符合日本侵華政策的，因而也必然是掩蓋與粉飾南京大屠殺現狀的刻意「製造」的「宣傳照片」，與南京大屠殺的殘酷現實相去甚遠。
例如當時日本報紙上刊登的一張南京照片，其文字說明是：「日本人給中國小孩吃奶糖」。但仔細辨認一下，那照片中被裝模作樣的日軍圍住的兩個中國小孩子緊張、恐懼的模樣，是接受糖果時應該有的表現嗎？可以說，這張照片中除了兩個小孩惶恐的眼神，其他都是假的！這是日本隨軍記者「製造」的許多「宣傳照片」中破綻較明顯的一張。
再如1938年1月11日東京出版的《支那事變畫報》刊登了多張日軍攻佔南京以及日軍給南京人民帶來「恩德」與「安詳」生活的照片，如《獲得我軍分發的點心、香菸而欣喜高呼日軍萬歲的南京難民》、《為南京難民區患者進行治療的日軍醫療班》等。
然而就在同一天，當時正在南京「安全區」救護中國難民的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美籍牧師喬治·費奇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曾經看到上海一家日文報紙的幾篇文章和《東京日日新聞》的兩篇文章，它們告訴我們，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開張，貿易恢復正常，日本人與我們合作，為可憐的難民提供食物，市區已經根除中國搶劫者，和平與秩序籠罩全城。」喬治·費奇接著指出：「如果在南京發生的這些事不是如此悲慘，我們會被這謊言逗得大笑。」
當時留駐南京的西方僑民以自己的親眼所見與親身經歷，記述與揭露了日本隨軍記者、作家製造假新聞、憑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倆。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記中記載了幾名日本記者到難民所拍制、製造假新聞的事情：「幾個日本記者來拍照，他們要求婦女們面帶笑容，顯出高興的樣子，她們盡力而為了。」
1月9日，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行政主管麥卡倫在日記中記載了日本記者在難民營「製造」電影的情況，並用事實進行的強烈的對比反差，揭露與批判了日本記者製造假新聞的卑劣無恥：「有些（日本）報界人士來到一個難民營入口處，（向中國難民）分發餅乾、蘋果，並且拿出少許銅板給難民。還為這種善行拍了電影。就在同一時間，一夥日本兵爬越大院後牆，強姦了約12個婦女。這卻沒有拍電影帶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當局在南京一面瘋狂燒殺淫掠濫施淫威、一面又進行欺騙宣傳的兩面派伎倆：「我們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聞宣傳！在他們濫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聞小組在城裡演出日本士兵給小孩發糖和一名日本軍醫給20名孩子檢查身體的鬧劇，但這些舉動在照相機不存在時怎麼沒有重複呢？」
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軍隊佔領南京以後的情形，日本報紙上很少記載，或者簡直可以說沒有什麼記載，翻閱在日本出版的英文報紙，關於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種種暴行，也看不出什麼痕跡。日本報紙卻想把南京粉飾為太平安靜的地方。」
良心未泯的日本記者和作家的懺悔
就是日本隨軍記者與作家中也有少數良心未泯的人，在親眼目睹了日軍駭人聽聞的暴行以後，感到震驚，甚至感到羞愧與自責，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流露出同情；還有少數人很想把他們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南京大屠殺情景與事件寫到他們的報導或通訊中。他們更不滿日本報刊的虛假報導與無恥捏造。但他們絕大多數人面對日本當局嚴厲的新聞管制與殘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卻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日本當局迅速制定、發出了《處理有關時局報告的文件》、「新聞紙法第27條」、「陸軍省令第24號」及《新聞揭載禁止事項之標準》、《報紙可否登載事項審訂綱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對日本新聞傳媒報導日中戰事等作了種種十分嚴厲而又具體的規定；日本內務省警察保安局創辦發行《出版警察報》，專門「指導」與監督日本的各新聞傳媒機構與報導內容。這些法令、文件與機構，就好像撒下了一個巨大而嚴密的文網，將日本的所有的隨軍採訪的記者、作家、攝影師、評論家等統統籠罩其中，使他們不敢、不能、不會寫出任何有違日本政策的報導與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報紙雜誌不敢、不能、不會刊出任何有違日本政策的報導與文章。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攝影師佐藤振壽親眼看到日軍在南京勵志社殘酷殺害大批中國戰俘，但他沒有拍攝下這些場面。他說：「事後，我向同伴說及此事，他反問我：『身為攝影師，你為什麼沒有將那些拍下來呢？』我只得回答說：『如果拍了照片，說不定我也會被殺。』」
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攝影師白井茂於1937年12月14日到達南京拍攝新聞，歷時約20餘天。他親眼看到日軍大屠殺的慘況，但他的電影新聞紀錄片《南京》卻沒有一點反映。他無奈地說：「我不可能將所看到的都拍攝下來，即使拍攝下來的也要進行剪輯。」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日本軍部命令各新聞單位，「可當作戰爭見證的資料，必須全部銷毀！」許多新聞單位都照做了，銷毀了許多印有「不許可」印記的照片本。但每日新聞社攝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絕這一命令，將歷年積累的「不許可」照片本藏在大阪總部的倉庫裡，得以保存下來，並在以後重見天日，成為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與新聞封鎖的重要證據。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洞富雄憤慨地說：「記者、作家、評論家、畫家、電影導演等多達110多個與新聞界有關的人們，或在攻打南京時隨軍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時候到達中國首都。當時，在這許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寫的從軍記中，沒有一篇觸及日本軍在南京市內所幹的大屠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