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觀星】
諾獎女詩人的譯名與詩
大眾日報·新銳大眾記者 逄春階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美國女詩人Louise Glück獲得。我注意到,新華社報導這一消息時,詩人的譯名是路易絲·格呂克。大部分媒體採用了新華社的譯名,但也有的媒體用的是路易絲·格麗克,或露易絲·格麗克、露易斯·格麗克、路易絲·格魯克、露易絲·格裡克等。
我最早知道美國女詩人Louise Glück的名字是在2014年第4期的《世界文學》雜誌上。有趣的是,這期雜誌同一個詩人用了兩個譯名。一是露易斯·格麗克,二是露易絲·格麗克,譯者和評論者都是柳向陽。雜誌共刊發了Louise Glück的12首短詩,目錄是:「露易斯·格麗克詩選」,正文卻成了《露易絲·格麗克詩選》,柳向陽的評論是《露易絲·格麗克的疼痛之詩》。按說,在同一期雜誌上不該出現同一詩人的不同譯名。
我現在看到的Louise Glück的譯名用的比較多的有四個:露易絲·格麗克、露易斯·格麗克、路易斯·格麗克、路易絲·格呂克。如果考慮到女詩人身份,我覺得露易絲·格麗克可能更好些。「露」比「路」好,比如,瑪麗蓮·夢露,如果翻譯成「瑪麗蓮·夢路」就不那麼委婉了;「絲」比「斯」好,比如,英國作家哈代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如果苔絲姑娘的芳名翻譯成「臺斯」,也就沒有了味道;同樣的,「麗」比「呂」好,「呂」字用作女性的名字顯得生硬。。
近代翻譯家曾經倡導,翻譯要做到「信達雅」。「信」,即忠實於原文;「達」,即筆譯流暢、譯文通順;「雅」,即文字優美典雅。我以為,翻譯外國人的名字尤其要「信達雅」。名字是一個獨特符號,可不是小事。好的譯名,既方便記憶,又能讓人有親切感。比如美國詩人Ezra Pound,翻譯成埃茲拉·龐德,我以為,這個名字就特別好,「德」字用的好,為啥呢?這個詩人醉心東方文化,他曾經說過:「上世紀(指19世紀)我們重新發現了中世紀,而這個世紀我們在中國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的魅力……毋庸置疑,只要我們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就會發現中國詩歌中有純淨的顏色;誠然,這一美景已經通過翻譯得以呈現。」他從中國古典詩歌、日本俳句中生發出「詩歌意象」的理論,為東西方詩歌的互相借鑑作了貢獻。龐德的「德」字就有東方文化色彩,且詩人龐德與漢末三國時期曹魏名將同名,更添一點意趣。
我不是翻譯家,在詩人名字上吹毛求疵。貽笑大方。其實,名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詩人的作品。露易絲·格麗克的詩我挺喜歡,柳向陽是露易絲·格麗克在國內的主要譯者,他翻譯的格麗克詩集《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月光的合金》出版於四年之前,此後也翻譯過這位作家的詩論與散文。
除了譯者的身份,柳向陽自己也寫詩,他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一看她的詩歌,我覺得很好,所以在2006年到2016年期間一有時間就在譯露易斯·格麗克。」 (「絲」「斯」混用了)他在《露易絲·格麗克的疼痛之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最初讀到格麗克,是震驚!僅僅兩行,已經讓人震撼——震驚於她的疼痛:『我要告訴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個開頭。』這樣的詩像錐子扎人,扎在心上。實際上,她的詩作大多是關於死、生、愛、性,而死亡居於核心。經常像是宣言或論斷,不容置疑。」
好詩引人遐思。我讀她的《冬天結束》,開頭兩句:「寂靜世界之上,一隻鳥的鳴叫/喚醒了黑枝條間的荒涼。」讓我想到詩人孔孚的詩《帕米爾》:「天地間側臥/等一個消息//寂寞扇動翅膀/一匹馬咀嚼荒涼。」兩個詩人,一個是鳥喚醒,一個是馬咀嚼。荒涼在「黑枝條間」,在「天地間」。
在網上瀏覽,突然發現,詩人陳育虹翻譯了Louise Glück的詩集《野鳶尾》,Louise Glück翻譯成「露伊絲·葛綠珂」,充分考慮到性別,我覺得挺好。看這溫婉的翻譯,我判斷陳育虹是女性,一查,果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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