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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列傳》是《史記》中最讓人驚心動魄的篇章。殺戮的機器一直在裡面縱橫馳騁，人性的惡魔在肆意施虐。到處瀰漫著血雨腥風，到處充溢著陰謀詭計。各色人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讒陷與離間、仇恨與背叛、暴虐與兇殘……人性之惡張揚到了極致。
費無忌
費無忌的行事原則便是無忌，他太名副其實了。
楚平王派他為太子建到秦國娶妻，無忌看這女子生得美貌，竟作出了如下驚人之舉：慫恿平王自娶，為太子另娶。而平王，竟也照做了。
無忌以此為進身之階，「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去太子而事平王」。
他的目的達到了。
但是，像一切做了虧心事的人一樣，他不安。太子如果仍是太子，以後便是國君。到那時，會找他算帳的。所以，得讓太子不再是太子。於是，他開始在平王面前說太子的壞話，平王其實也心虛，便疏遠太子，並將他派駐邊地。無忌仍不安：太子不死，總是後患。於是他又到平王面前進讒言：「太子因您娶了他的老婆，對您充滿了怨恨。現在他手中有兵，正暗地裡勾通外國，準備入內為亂，殺您自立呢！」無中生有的話要讓人信以為真，就必須以真實為鋪墊，無忌顯然深諳此道：第一句百分之百真實，第二句按常理來說應該真實，後面的，順水推舟，很有可能。平王便抓了太子的老師伍奢（伍子胥之父）拷問，伍奢怒斥無忌，無忌趁機煽風點火，平王終下決心，命人捕殺太子及伍奢二子。太子倉皇外逃至宋。伍奢一子伍尚束手就擒，另一子伍子胥亦外逃至宋。
費無忌，用人性的卑劣挾持人性的無恥與軟弱，大展身手，將楚國拖入戰亂與仇殺的險惡之境。
楚平王見美色而動心、奪兒妻為已有、佔有而又心虛、聽讒言而誅子，他好色、無恥、內荏、殘忍。費無忌一一加以利用。他不動聲色地滿足平王的淫慾，挑撥他敏感的神經，讓他陷入危機感中，做出喪心病狂之舉。
他的目的是什麼——「自媚於平王」，獻媚爭寵而已。但當他踏著伍奢父子的屍骨、背負著太子建仇恨的眼光爬上那權力的高位時，不知道他是否感覺到屁股下那把椅子的搖晃。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幹過類似的事情，但從他這一次的嫻熟手段看，從他在楚國的民望看，以前沒幹過恐怕是不可能的，以後不幹恐怕也閒不住。歷史上獻媚爭寵的人很多，但能用如此手段者甚少，能與之媲美者，恐怕只有趙高。
但無忌的好日子沒過很久，十一年後，平王死了。平王一死，因「楚眾不說（悅）費無忌」、「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悅）眾，眾乃喜」。他不死，天理難容，他死了，天下卻並未太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無忌用卑鄙打通了他的陽關大道，也用卑鄙刻寫了他的墓志銘。
費無忌先前的官銜是太子少傅（伍奢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這官職的職責是：「掌以道德輔導太子，而謹護翼之。」通俗說就是：用道德教導太子，並小心謹慎保護他。不知這官銜是否刻上了他的墓碑，如果沒有，真該補上去。
太子建及其子勝
開始我覺得太子建很冤。
未見過面的漂亮老婆被父王奪去了，然後遭到疏遠，遭到追殺。無緣無故招來了殺身之禍。唯一的原因是他是太子，或者說他有個父王是楚平王。
到他逃亡至鄭之前，他在我的印象裡僅是一個符號，即太子。沒有面目。但到鄭國後，他的面目露出來了。
開始他與伍子胥都逃到宋國，因宋有內亂，便又逃到鄭國，鄭王待之甚好，之後太子建又去了晉。晉頃公慫恿他說：「鄭定公既然這麼信任你，你我如果裡應外合滅了鄭，那我就把鄭國的地盤給你。」太子建於是回到鄭國，還沒有動手，因一點私事要殺一個隨從，被隨從告發，「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這時我想起來了，太子建有個父親，就是平王，有個老師，就是無忌。他得二人之真傳，卻無二人之好運。
建的兒子勝，早年隨父逃亡，先至宋，後至鄭，父親被鄭王所殺人，跟隨伍子胥繼續逃亡，過昭關時，因追捕緊急，末路狂奔，幾被抓獲，後得一漁父之助，方得以脫險。一路顛沛流離，絕糧乞食，終至於吳，方始安頓。沒毛的鳳凰不如雞，被自家追殺而又對吳國沒有什麼價值的勝在到了吳國後，日子想必過得並不那麼舒心，估計沒人會把他當王公貴族侍奉。總之在《史記》中，對勝在吳國的十多年未著一字，應該是沒混出什麼名堂。後來楚王換了幾任，到楚惠王時，想召他回國，卻遭到一個叫沈諸梁的人的反對：勝這人好勇並暗地裡在組織敢死隊，應該是心懷鬼胎。至於這鬼胎是什麼，他沒點明，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也很難料。
勝「陰養死士」的目的到底為何？——殺鄭王以報父仇。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是當時以及後來很多人的一種樸素而堅定的信念。雖說勝之父建之被殺，實在是罪有應得，但勝執意要報父仇，只能說於理不合，其情可憫。可惜的是，他在復仇之路上，一再偏離既定目標，終於走上了不歸之路。
「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
一般而言，經歷過生死磨礪的人會心志堅韌，能忍辱負重，但遺憾的是，勝不是這樣的人。他的潛意識裡可能還是把自己當成太子建的兒子，是太子的太子。或者說，他根本就缺乏政治眼光。楚之與鄭結盟，是為大局，而太子建之被殺，可謂私仇，不顧大局而逞私慾，實為不智。何況此事亦非子西之過，他只不過奉命行事而已。要殺子西，要不就是仇恨之火燒壞了腦子，要不就是藉機生事，另有所圖。而他的磨刀霍霍，張揚喧囂，更顯出內心的淺薄與浮躁，以至「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
但陰差陽錯，他竟成功了。四年之後，「勝……襲殺子西於朝。」也許是時間過長，子西放鬆了警惕，也許是子西太輕視這小角色，根本就沒有警惕，總之讓勝得手了。許多江湖大佬往往死於小混混之手，原因大都如此。
對於有些人而言，成功意味著更大的成功，而對有些人而言，成功意味著毀滅。
殺了子西之後，勝沒有就此收手，而是將屠刀伸向了楚惠王。那個不聽沈諸梁勸阻而執意讓勝回國的惠王。他為什麼要召勝回國？我們無從考證。也許是念宗室之親，看他長期流亡在外，於心不忍吧，反正自已和他又沒有宿怨。就算他沒有這麼高尚，我們也找不出他有什麼利用勝或不利於勝的證據。但是，勝將屠刀對準了他。
那為什麼勝又要殺惠王呢？是因殺了重臣子西怕惠王降罪嗎？是想殺惠王而自立嗎？是殺戒一開便無法自控了嗎？不得而知，也都有可能。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他終於「敗，亡走山中，自殺」。
伍子胥
伍子胥背負父兄之深仇大恨，歷經九死一生，終至吳國安頓下來。
他開始實施他的復仇計劃。
他首先得找個好靠山。靠山找不好，別說復仇，搞不好性命都難保。他投靠了公子光，也就是後來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闔閭。事實證明，他眼光精準。他甚至看出了公子光「欲殺王而自立」。作為客卿，當時的伍子胥是不可能接近核心權力圈的，但他似乎具有天生的敏銳眼光和政治嗅覺，他知道，只有協助公子光登上王位，他才有所依恃。於是「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耕於野」。
專諸不負重託，以命相搏，終殺王僚，公子光如願登位，論功行賞，「以伍員（ 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在伍子胥與孫武的謀劃輔佐下，吳王闔閭終成霸主。其間大敗楚國，攻入楚都郢，因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不得親刃平王，「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以此洩憤。掘人祖墳，鞭之死屍，是神人共憤之事。但伍子胥很囂張：「吾日莫（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我就是要倒行逆施，你拿我怎麼著？
然而好景不長，闔閭死了，死於吳越之戰。其子夫差繼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夫差為王，伍子胥的命運開始轉折。
夫差為報父仇，大敗越軍，越王勾踐臣服，夫差轉而與他國爭霸。伍子胥看出了那個卑躬屈膝的越王勾踐是賊心不死的，極諫夫差痛打落水狗。但夫差不聽，且日益疏遠他，而太宰嚭因受勾踐之賂，常於夫差處讒言汙陷他。伍子胥終被賜死，自殺而亡。死後，屍體被裝入一個鳥形的皮袋裡，浮之江上。九年之後，夫差、太宰嚭均為越王勾踐所殺，吳國亡。
縱觀伍子胥一生，以慘遭橫禍始，慘遭橫禍終。其結局與其父伍奢驚人一致，都為讒臣所離間，為昏君所殘害。但伍子胥親眼目睹了父親悲劇的全程，為何還讓同樣的悲劇在自已身上重演呢？
性格的缺陷。
逃亡途中過昭關，無船渡河，一夜頭白，見其心浮氣躁。漁父渡其過江，他再三叮囑漁父切勿洩露，並解佩劍以賂之，見其猜忌多疑。破楚都郢，掘平王之墓並鞭屍。據其他史書記載，他「手持九節銅鞭，肉爛骨折」，更「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又割平王頭，將衣物棺木全部銷毀，連同屍骨棄之荒野，並縱吳兵拆毀楚宗室廟，妻宮室女，寑大夫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殘暴變態之舉，令人髮指。致使楚人同仇敵愾，一夜而三敗吳軍，將吳軍趕出國境。為洩私憤，不顧大局，肆意施暴，此見其狹隘與怨毒。進諫吳王而不被納，竟乘吳王派他出使齊囯下戰書之機，將兒子託付給齊國鮑氏，改姓王孫氏，還大放厥詞，言吳必亡，授政故太宰嚭以「通敵叛國」之口實，終使夫差大動殺機。此為不智。而臨死之前，還交代手下人，一定要把眼珠挖下來懸於吳都東門之上，以親眼見證吳國之亡。可謂刻薄剛愎，至死不悟。屢屢於吳王夫差之前進讒言，挑撥離間者太宰嚭，與伍子胥同為楚人，同遭費無忌之迫害，逃亡至吳，為伍子胥所薦，見重於吳王夫差，並後來居上。伍之薦嚭，為自已，也為他賴以依存的吳國找了個掘墓人。此見其知人之昩。
想當年，面對楚平王派來抓捕他兄弟二人的人，他二話不說，拉弓搭箭，逼退來者，何其勇猛果斷；想當年，薦專諸，刺王僚，何其周密謹飭；想當年，與吳王闔閭剖析天下大勢，權衡厲害輕重，何其睿智深遠！然而，性格的硬幣一翻過來，惡魔便得以放縱，終至身死名裂，萬劫不復，徒令後人扼腕長嘆！
漁父
窮途末路之際，漁父出現了。
《伍子胥列傳》裡這樣說：
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之劍邪！」不受。
《吳越春秋》裡說法有所不同：
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既渡，漁父視之有飢色，曰：「為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槳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槳，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漁者覆船自沉於江。
兩相比較，我更願相信《史記》之說。畢竟，因伍子胥之疑而自沉於江，未免太過於剛烈。但是，誦之再三之後，我發現自己犯了與伍子胥同樣的錯誤，即以自已的價值標準去評判他人，認為自已會怎麼做，別人就也會怎麼做。伍子胥解劍後，特地說明：此劍值百金。他覺得百金之饋，已為重贈，一介漁夫，該當滿足，殊不知漁父乃慕伍家忠義，慷慨急難。所以，在《吳越春秋》裡，漁父憤而自沉之舉，也未嘗沒有可能。令人深思的是，兩文都未對伍子胥的反應著一字。
另一位楚臣窮途末路之際，漁父再次出現：
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此漁父乃彼漁父乎？此漁父非彼漁父乎？此漁父非彼漁父，此漁父又是彼漁父。如果我們相信司馬遷寫《史記》時在一些細節上運用了小說的筆法，那我們就有理由懷疑，漁父是個虛構的人物。我甚至懷疑，司馬遷沒有讓他在《伍子胥列傳》中死去，是為了讓他能在《屈原列傳》中再次出現。他來無兆，去無所，不關名利，超越世俗，飄然於天地之間，專為拯救而來。他像一面鏡子，映出了伍胥的功利，映出了屈原的偏執。他是那個以殺戮為樂事、以謀略為能事、以功祿為目標的時代裡的一份異數。
他也許存在，也許不存在。只是，我們在讀到有關漁父的篇章時，緊張的神經能暫時得以鬆弛，急促的呼吸能暫時得以舒緩。那時候，硝煙散去，喧囂沉寂，一葉扁舟，一竿長篙，將那些落水的靈魂，一個個打撈。
但是，也許漁父會太失望，也許是歷史讓人太失望，一切的拯救都成為了徒勞。那些所謂的忠臣烈士，都義無反顧地朝著他們生命的既定軌道向前衝撞，完全不顧那江上的浩浩明月、習習清風。
司馬遷說：「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我們能怨誰呢？怨那些昏君佞臣嗎？哪朝哪代少過這些人？怨那個時代嗎？禮崩樂壞，仁義似乎也無能為力。除了費無忌，對其他人，我們似乎真不好太過於苛求。當我們站在歷史的一端回望另一端時，拔開那層層迷霧，驀然發現，那一張張悲愴的面容都在用哀怨的眼神在逼視著我們，期待著我們給他們刻上公正的碑文。在那個前所未有的亂世裡，幾乎所有的人，或為名、或為利、或奪權、或復仇、都無所不用其極。禮崩樂壞，上帝既已死去，惡魔便得放縱。善惡是非，再無界限，能為已用，便是高招。當群體縱惡之時，不作惡者甚至都不能自保。當群體縱惡之時，苛責個人便顯得底氣不足。這時候，便人人都成了「無忌」。東德西德統一之後，對那些槍殺偷越柏林圍牆的東德邊防軍警進行了審判。一軍警理直氣壯地為自已辯護：「我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不執行命令我會被處死！」法官說：「你不可以違抗命令，但你不能把槍口稍微抬高一點讓自已打不中嗎？」可惜的是，這場審判睌來了兩千年；更可惜的是，這樣的審判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未上演過。兩千年後，我們重讀那段歷史，仍被充溢其間的血腥與仇殺、陰謀與卑鄙憋得透不過來，只有那似有似無的漁父，給了我們一絲絲虛幻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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