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90後夫妻生9個孩子」的視頻在網絡傳播，將深居大山的韋國則一家的日常生活推向外面的世界。在城市化仍未觸及的最后角落，這種祖祖輩輩延續的生育選擇，正面臨城市文明的衝撞。
一條彎曲的小路，延伸向大山的更深處。離線導航顯示我們的車已經進入「上鎮村弄鄧組」，但向四周望去，除了一幢兩層小樓，沒有其他人居的影子。手機信號也隨著車子向前位移越來越弱，直到完全消失。現在，在這個看起來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我們要尋找廣西河池都安縣上鎮村村民韋國則。
因為一則「90後夫妻生9個孩子」的視頻，韋國則一家深居大山的生活被外部世界知曉。
沿著蜿蜒的盤山公路一路向上，地勢逐漸抬高。公路兩邊石山連綿，峰叢林立，巖溶地貌景觀奇特而險峻。路的一側緊貼山壁，另一側就是百米高的懸崖，沒有防護欄杆，每走一段就是一個大拐彎。一項關於都安縣域的各類地形統計顯示，500到800米以上的山地佔到全縣70%以上，尤以石灰巖為主，素有「石山王國」之稱。從小在廣西農村長大、有近20年駕齡的司機師傅一路小心翼翼往前挪，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蜿蜒的盤山公路將我們帶向大山的深處。公路剛開通不久，一側緊貼巖壁，另一側就是險峻的山崖。
戰戰兢兢四個小時車程後，我們終於到了保安鄉上鎮村弄鄧組的扶貧安置點，在一個被大山包圍的窪地裡，統一塗有白色石灰外牆的一層房子並排而立，共計幾十戶人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句紅色宣傳標語：「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孕前檢查人人參與，優生優育家家受益」「計生服務創千秋基業，人口統籌築萬家和諧」。房子外的水泥空地上，三個沒穿褲子的小朋友赤著腳在地上走，一個四五歲大，兩個只有一兩歲，走路還不穩，最小的那個孩子像剛從水泥坑裡爬出來，臉上泥巴快要將五官模糊。看到突然闖入的車輛，三個孩子齊刷刷看過來。從車上拿了兩個蘋果和一個梨子遞給他們，最大的孩子怯生生地接下，轉頭分給其他兩個小朋友。幾秒鐘的工夫，車子周圍已經聚集起三五個看熱鬧的村民，一個年輕的男子赤裸著上身，懷裡抱著一個更小的孩子。「那不少的。」或許是想到韋國則的「出名」事件，男子突然停住，不願再細說。人群裡的村民告訴我們，韋國則並不住這裡的房子，他住在山的更深處。我們終於將車子開到了通往韋國則家的路口。接下來的路段，需要步行前往。腳下與其說是道路，不如說是多年來人為壓出的一條腳印殘跡。灌木叢橫七豎八地歪著，阻隔了向前的視線和腳下的路況，我們一邊用手撥開，一邊提防腳下突現的大石階與窪地，偶爾手腳並用地向前爬兩步。一個小時後，終於在一片低匐的玉米地裡，看到了正在割草的韋國則。聽說是北京來的記者，韋國則並不多問，帶我們穿過一片玉米地和南瓜地，向家裡走去。
這個木頭房子的內部空間並不大，30多平方米，人字形房頂，南北通。沒有剷平的黃土地面坑坑窪窪，散落著剝落的玉米葉、涼鞋和塑料包裝袋。一臺落地電風扇、一臺十幾寸的小電視、一臺老式冰櫃和一臺單筒洗衣機是這個家裡的全部家電產品。這臺僅有的電視在第二天被貓踹下桌子後變得四分五裂，韋國則用紅色膠帶纏了一圈繼續用，遠看像給電視安了個畫框。放電視的桌子是韋國則自己做的，桌子頂部的梁柱上掛著母親的遺照。對面，一扇一米左右的雙開門承擔了這個房子的窗戶功能，從門內往外望出去，可見大片的玉米地與正開花的南瓜苗，視線再往遠處延伸，能看到兩座大山形成的V字形谷口，那是我們來的方向。從谷口過來的風吹過臉頰，帶來植物的清香。韋國則一家生活的廣西河池市都安縣是全國深度貧困縣，全縣70%以上為山地，素有「石山王國」之稱。
靠門的位置擺放著三張1.5米的大床，佔據家裡幾乎一半的空間。周末時，三張床將被十一口人佔據。這天是周四，韋國則家的老大、老二、三妹、小妹四個在幾公裡外的弄往村小學讀書，還有兩個在上幼兒園。因為回家的路途太遠，放學後直接借宿在韋國則的表哥家，只在周末回來。三歲多的韋英、兩歲多的韋峰、一歲多的韋傑留在家裡。或許因為年紀小，韋峰、韋傑看起來仍然懵懂的狀態，不理人，只是光著腳、露著屁股，在屋子裡亂跑，身上、臉上沾滿了泥巴與鼻涕。韋英則活潑得多，小小的圓臉不時仰著對著我們笑，也不說話，看起來可愛又天真。險峻漫長的山路，將我們帶入一個與城市裡的現代文明不同的環境裡。我們很快發現，理解這些孩子，「可愛」是最不重要的特質。在這個十一口之家，孩子需要做的是快速學會自己照顧自己，並儘快成長為家裡的勞動力。最小的韋傑已經斷奶，隨大人一起開夥吃飯。吃的是地裡種的南瓜苗、南瓜花、豬油、掛麵或米飯。也不用人喂，自己站在桌子前，以手送食。飽了，就自己放下碗去玩耍。和哥哥們爭搶玩具哭鬧時，也不會引來大人的注目。四個已經上小學的大孩子則承擔起家長的功能。第二天周五下午，最大的哥哥、12歲的韋偉帶著弟弟妹妹，一行四人步行一個多小時到家。他先是去刷鍋做飯，給弟弟妹妹們下麵條吃。吃過飯，老大、老二要去地裡幫母親種豆子，三妹韋小妹刷碗、四妹韋柳梅照顧其他三個弟弟。分工明確而迅速。貧苦的生活促使孩子們過早承擔起家裡的勞動，周末回到家，洗碗、做飯、下地幹活是他們的日常。
天黑了，媽媽種豆子還沒有回來，老二回來換上老三韋小妹去幫忙，韋小妹背起鋤頭，一米高的小身板像一陣風一樣衝了出去。外面下起了小雨，老二跑出去將晾曬在柴火堆上的衣服收了回來。三個小弟弟在玩，暫時沒什麼事了，兩個大孩子掏出課本趴在床上就著灰暗的燈光寫作業。韋國則的老婆蒙小妹出生於1990年，或許是常年在大山裡活動，再加上多年的生育，看起來比城市裡的同齡女性老很多。瘦長的臉上已有皺紋，大大的眼睛下有一圈深色的眼袋，看起來略顯疲勞。儘管已經有了7個月的身孕，蒙小妹依然身形利落地做飯、抱小孩、掃地、下地種豆子，完全不像待產的孕婦。她向我們回憶9個孩子的出生過程：韋國則的媽媽在世時，因為會接生，前四個孩子都在家裡出生，以此省掉去醫院生孩子的1000多塊錢。生老大韋偉時，家裡沒有剪刀，是用鐮刀割斷了孩子的臍帶。老三當時難產，蒙小妹坐在椅子上，由韋國則從後面扶著她的腰，生了整整一個小時，孩子才出來。蒙小妹幾乎不會說普通話，講述這些驚心動魄的經歷時，大多用幾個簡單的詞概括，當我追問更多的細節，回一句「忘了」，一副雲淡風輕的口氣。「村醫有叫他們定期去做產檢，但韋國則左耳朵進，右耳朵出，並不重視。」石金水聽村醫講。後來，在家裡生的孩子醫院不再開出生證明，韋國則才開始帶著蒙小妹去醫院生。「6個孩子花了6000多塊。」蒙小妹記憶猶新。多年的連續生育和照顧小孩也拖垮了蒙小妹的身體，現在，一乾重活胸口和頸椎就痛。「生完這個我們就不生了，夠了。」但在這個家裡，沒有人知道9個孩子確切的出生日期。蒙小妹告訴我，要查看戶口本才可以。孩子們告訴我他們從來不過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因為我們家很窮」，老三韋小妹向我解釋。貧窮充斥在這個家裡的各個角落。四個學齡孩子身上的衣服是村子裡的第一書記送的。韋英腳上的粉紅色拖鞋是撿來的，鞋底已經裂開，三分之一的後腳跟露在外面。蔬菜從來不買，吃的是地裡種的，前半年吃南瓜苗，等南瓜採摘完畢，種上大白菜，再吃大半年。每月買上點大米、掛麵、兩三斤豬肉是家裡最重頭的開銷。水果是不常見到的，只在過年過節時才有。孩子們在學校吃飯，不需要花什麼錢，韋國則每星期會給每個孩子10元的零用錢，孩子們不捨得花，除了買根冰糕，周末回家給弟弟們帶點小零食，能剩下七八元，再上交給媽媽。「如果花得太快，錢花完了，會被哥哥們嘲笑，說你花錢太多了。」韋小妹向我解釋。韋國則的兩個女兒周末會從學校回來，三個小兒子還沒有上學。
事實上，不止韋國則一家，整個都安縣都是全國扶貧開發重點縣、全國深度貧困縣、廣西極度貧困縣。都安縣的政府官網介紹，該縣「十三五」時期需要脫貧13.84萬人、需要摘帽147個貧困村，其中深度貧困村106個（含48個貧困發生率在30%以上的深度貧困村），需要易地扶貧搬遷4.67萬人，是廣西貧困人口和易地扶貧搬遷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脫貧任務最重的縣，被列為廣西4個極度貧困縣之一。2016年，都安縣出臺《都安瑤族自治縣農村低保兜底脫貧實施方案》。2017年，韋國則一家被納入低保，全家九口人，每人每月領取270元的補助金。2020年變成十一口之家後，幫扶標準上升到最高等級，每人每月350元的補助金。惡劣的自然地理條件是造成該地普遍貧困的主要原因。資料顯示，都安是全國縣域面積最大的瑤族自治縣，也是石山面積最多的瑤族自治縣，石山面積佔總面積的89%，人均耕地不足0.7畝，素有「九分石頭一分土」之稱。
因為地質條件貧瘠，這裡的農民只能在山石間相對平坦的地帶種些玉米、南瓜、大白菜等作物，每年的收成僅夠維持家用。因為父母身體不好，韋國則是這個村子裡少有的獨生子。父親在韋國則11歲那年過世後，母親一人維持家用，因為拿不出一學年幾十塊的學費，韋國則上到小學四年級就輟學外出打工。去過東莞、深圳、安徽等地。最早在東莞的一家電子廠，廠裡包吃包住，每月工資600元。「那時是1999年，一斤豬肉才三四塊。」韋國則回憶，每天需要工作12小時，一周工作6天。大城市的生活陌生而辛苦，但也伴隨著新奇和探索的樂趣，休息的日子，他就和廠裡的其他廣西老鄉一起去城裡遊逛，體驗與大山裡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同一個鄉的蒙小妹就是在打工途中認識的。一天學也沒上過的蒙小妹不會說普通話，在廠裡只能與老鄉交流。兩人看對方都「老實」，一來二去，就走到了一起。村裡的習俗是娶妻彩禮在5萬元以上，韋國則只拿得出5000元，把蒙小妹娶回了家。婚後不久，蒙小妹懷上了第一個孩子，很快退居到家庭生活裡，和婆婆一起照顧小孩與田地。韋國則繼續在外面打工，幾年時間，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突飛猛進，韋國則的工資水平一路上漲到五六千元，自己花幾百塊，剩下的寄回家裡，供妻子和母親貼補家用。2017年，母親身體不好，臥病在床，此時家裡已經有了7個孩子。為了照顧母親和孩子，韋國則沒再出門打過遠工。開始在鎮裡做一些泥瓦匠之類的臨時工作，一天200元，每個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也是從那年開始，韋國則一家開始接受低保補助，每月幾千元的補助金幾乎相當於其出門打工半個多月的工資。「光靠這個補助金，也能夠維持家裡的開銷。」韋國則稱。過去，一家人就生活在山谷間的老宅裡，除了韋國則一家，這裡還住著其他三戶村民。韋藝飛也是住在這裡的其中一戶，和韋國則從小一起長大。他告訴我，很多年前，老一輩人看到這附近的土地相對平坦，適合種莊稼，於是搬了進來，從此在這裡定居。早些時候，村裡沒通公路，村民們的居住條件相似，他們這裡還不算最偏遠的深山地帶。老房子外就是韋國則家的一畝多玉米地，離開老房子，也就意味著遠離了家裡世代依賴的農田，這也是韋國則一家不願意走出深山的主要原因。經濟條件的落後與地理空間的相對閉塞，在一定程度上讓這個古老的瑤族村落保持著傳統村居生活。在這裡，「90後」選擇早早結婚，秉持著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每家三五個孩子屬於正常現象。韋藝飛今年29歲，20歲那年結婚，家裡已經有6個孩子，最大的10歲，最小的不到一個月。當我們到他家做客時，他的妻子還沒結束月子期。「我們這裡很多人在14歲就輟學，結婚生子，到30歲之前，已經有一堆孩子了。」村落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們的選擇。韋國則告訴我，在村裡，家裡孩子少，可能會成為被欺辱的對象。韋國則就因為父母身體狀況差，只生了他一個，作為家裡的獨子，小時候沒少受過同齡人的欺負。這也成為他日後的一塊心病，「孩子多點好，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幫扶」。社會學者李銀河曾將這種生育心理解讀為中國人獨有的「恥感文化」，在其所著的《生育與村落文化》一書中，她解釋：「世界上有不少學者用罪感和恥感來概括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認為西方社會是『罪感社會』，東方社會（尤其中國社會）是『恥感社會』；前者產生『罪感取向人格』，後者則造就『恥感取向人格』。我認為，村落文化就可以說是一種恥感文化。正因為人生活在這樣一個沒有陌生人的地方，每個人都熟悉他，注視他，評說他，他才會在做『錯事』時產生羞恥的感覺。因此可以說，村落文化既是恥感文化所產生的源頭，又是它的載體。在生育這件事上，罪感文化不會促進生育，因為不生或少生並非犯罪；而恥感文化卻可以促進生育，因為它對於非罪的行為也作出了規範——人人都要生育，不僅如此，還要多多生育，生育男孩。不願這樣做或做不到的人就會蒙受恥辱。」除了生育觀念，多年來，韋國則和周圍的鄰居遵循著一套自然的生活作息。吃的是地裡種的，喝的是天上的雨水。韋國則帶我去看修在半山腰的蓄水池，深1.8米，寬6米左右，水池裡插一根管子，直通院子裡的大水缸。瑤族人喜喝酒，家家戶戶自釀玉米酒。晚上鄰居來串門，塑料缸子舀上一杯，烤兩根玉米，一直聊到深夜1點才散去。有天晚上，正圍爐夜話間，我的腳邊突然出現一隻大青蛙，嚇得我跳起來，一桌子人卻淡定地哈哈大笑。青蛙蹦到床底下去了，沒有人在意。常年的深山村居生活，早已令他們適應了與貧困相處。山裡的信號不好，通信全靠老年機打電話，2G網絡時有時無，刷不出視頻，僅夠看看微信朋友圈。韋國則少與外面的人聯繫，直到前幾天為了方便與鄉政府機構聯繫，才請人幫著開通微信。在這個家裡，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仍然是電視機。大山裡網絡信號時有時無，家裡唯一的一臺智慧型手機連接著外部世界。
直至前兩年，村裡開始扶貧搬遷，一邊實施「四建一通」工程，即鄉鄉通二級或三級公路建設工程、農村公路安全生命防護建設工程、農村公路「暢返不暢」整治建設工程、建制村窄路拓寬改造建設工程和建制村通客車工程，一邊引導居民們前往新房安置點居住。新房子按照人口分，每家每人平均分到15平方米左右。有些人搬到村子的新位置，有些人乾脆移居到了縣城。維持多年的村莊聚落被打破重組。一些人足夠幸運，分到位於新修的馬路邊的房子，打開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韋國則一家所住的深山因為只有四戶人家，通向新房子的路遲遲沒有被修繕，步行過去要40分鐘到一個小時。家裡的田在這裡，需要人照顧，在住新房和留守老房之間面臨兩難境地。一畝多的田地每年的收成僅夠自己吃，實際並不能產生多少經濟收益，但對韋國則而言，那是身為農民的一份實實在在的保障，不可能輕易放棄。「等老了以後打不了工了，沒有田吃什麼呢？」韋國則擔憂。去年，政府通知他們，木頭房子屬於危房，需要拆遷搬離。韋藝飛將老木頭房子拆了，花3萬多元重新蓋了水泥房，希望能在這裡繼續住下去。韋國則也在今年5月扒掉了老宅，在旁邊的地基上建了新的木頭房子。為了省錢，木頭是自己去山裡砍的，全程沒有請工人，僅買了房頂的鐵板，花了3000多元。雖然簡陋，好在可以讓老宅繼續留存下去了。隨著相對地理區間的改變，現在韋國則一家變成了大山最深處的人家。他們曾向政府申請，修繕那條通往新房子和上鎮村的小道，被回絕。韋藝飛告訴我，那條路的修繕難度不小，整個下來要40萬元左右，掏不起。四戶人家退而求其次，一起湊錢，修了另一個方向的相對更短的一條路，請挖掘機過來推了一個多月，終於整出一條可以通摩託車的石子小路。儘管這條路的方向仍然無法直通新房子，至少去隔壁鄉鎮方便了不少。臨走時，韋藝飛和韋國則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幫忙呼籲一下，他們希冀著修通那條通往新家的路，走出大山。今年5月，韋國則的母親走了，他下一步計劃先把地裡的玉米收好，待妻子產下第十個孩子後，前往南寧繼續找一份工作。「打工得現錢，還是比待家裡好。」他想。新刊出爐！點擊下圖，一鍵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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