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獨立的時刻，當務之急是制定《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設計象徵國家權力的大印章，即國徽和國璽。在此期間，那些建國之父所重點關注的，是教會和國家的權力分離。 在《獨立宣言》籤署期間，沒有「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即獨神論）或「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這種說法。
沒有形成普遍性的教會，這是後來在19世紀初期主要是由新移民形成的，共濟會從來沒有佔據過主導地位。即使個別（絕非何新所說的幾乎全部）美國開國之父有共濟會會員的身份，但他們都沒有脫離基督教的信仰。正如我們在另一章裡所分析的那樣，即使如富蘭克林這樣著名的共濟會成員，也只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主體下整合著共濟會的成分，這在他參與設計美國國璽大印章時充分地凸顯。
毋庸諱言，正如傑夫·海德所說：「任何有兩個腦細胞以上的人都很容易地看到，所有的創始文件（指美國《獨立宣言》與《憲法》）都與上帝有關，所有的開國元勳都是虔誠的教徒，合理、公正和道德的人。」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說：「就我自己而言，我真誠地尊重它的體制，如果沒有上帝的手指，絕不可能有人建議並同意這樣一個利益的多元化。」 查爾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說：「當這偉大的工作完成並公布，我感到極大的震驚。無非是天意之手，使我們奇蹟般地經歷了戰爭，使它如此完美和完整。」
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說：「對於任何一個虔誠的人來說，都不得不感覺到，在我們革命的危機階段，上帝一直向我們伸出他的手。」 詹姆斯·麥迪遜世稱「憲法之父」。1809年至1817年之間，他曾擔任過兩屆美國總統。他對第一修正案的責任和貢獻超過了任何人，他對聯邦制的理解，對政教分離的觀點，是建立在《憲法》的理論基礎上。
這也是美國在建國初期就確立的理念，一切都是公開的、透明的，這裡沒有任何共濟會的陰謀，也沒有這個準宗教性組織的幹預和秘密。 麥迪遜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總結裡說：「國會不應該建立一個宗教，並依法強制地執行它，也不以任何方式強迫人們崇拜神來違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或使任何一個教派可能取得優勢的地位，或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並強迫人們去遵守。」 麥迪遜最出名的關於宗教自由的聲明，在他的《紀念和反對對宗教的評估》，以及他致約瑟夫·亞當斯的信中，都曾明確地申辯說「一個宗教的生存依靠它的優點和美德」，並在1792年的文章中表明，「美國政府沒有對特定的宗教制裁或鼓勵」。
在美國國會的《分離備忘錄》（Detached Memoranda）中，麥迪遜大量地闡述了宗教自由問題：「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文件，因為它表達了有時會發生的有爭議的事件的觀點……一個公民社會的政府雖然沒有等級制度（hierarchy），但它卻擁有必不可少的穩定性，並使它的執行功能得到完全的成功。」
它為美國的政教分離政策奠定了至今有效的基礎。 《獨立宣言》的籤署者都是18世紀美國的精英代表和領導者。在當時或此前，《獨立宣言》的籤署者有4名全職傳教士，還有許多人是牧師的兒子。籤署者的其他職業包括律師、商人、醫生、教育家。這些人中大部分對教會有積極的貢獻。籤名者為宗教教派成員的比例，顯著地高於18世紀後期美國殖民地居民的平均水平。儘管如此，共濟會的傳統上關於平等和人權的意識，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到《獨立宣言》的原則精神中去。
這不僅不是陰謀，反而顯明共濟會對於美國獨立戰爭革命的貢獻，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進步的因素，毫無陰謀可言。 正由於《獨立宣言》與美國的憲法精神的政教分離，才使得任何一個宗教和它們的組織都無法幹預國家的政策，無論它是公開的或是秘密的，無論它是龐大的還是弱小的。因此，即使在建國以來很長的歷史階段內，以新教為主的基督教雖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但它們都無法凌駕於法律之上，更談不上共濟會這一準宗教的組織能肆無忌憚地控制美國政府。
我們在這裡可以得出一個簡潔的結論：儘管陰謀論者在散布自己的謊言時，往往有選擇性地將某些片面的資料作為自己的依據，可是，綜上所述，那些 「籤署美國《獨立宣言》的56位開國元勳中，居然有53名共濟會成員！」以及「美國歷任總統中，除了林肯和甘迺迪外，其餘都是共濟會成員」這兩大謊言，連起碼的歷史依據都不存在。歷史能這樣被陰謀論所改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