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正式上升為國家級戰略，區域一體化建設已成為我國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因此，研究和借鑑其他國家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脈絡意義深遠。
如何建設「區域一體化」，放眼全球，成功先例不在少數。其中東京灣區的發展建設中有相當多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現實與目標，可以更高質量地推動長三角、粵港澳等地的一體化發展進程，讓城市群成為當地經濟增長引擎。
相比東京灣區，我國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面積更大，城市之間界限更多，如何將資源配置用足用好，如何使分工服務能力越提越高，如何讓單獨創新形成共同創新合力，這是我國建設區域一體化經濟進程中需要面臨的挑戰。本文通過分析東京灣區的發展路徑，為我國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一體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鑑。
一、東京灣區的形成和演化東京灣區位於日本本州島關東平原南端，為房總、三浦兩半島所環抱，南北長80千米，東西寬20-30千米，灣口寬僅6千米，是一個縱深80餘千米的優良港灣。東京灣區包括「一都三縣」，即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和埼玉縣，陸地面積1.36萬平方公裡，佔日本陸地面積的3.62%，經濟總量佔據全國的1/3，匯聚了日本的鋼鐵、有色冶金、煉油、石化、機械、電子、汽車、造船等主要工業部門。東京灣沿岸由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6個港口首尾相連，形成馬蹄形港口群，年吞吐量超過5億噸，並構成了鮮明的職業分工體系。
在港口群的帶動下，東京灣區逐步形成京濱、京葉兩大以製造業、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帶。1986年起，灣區內建成第一條高速公路，由西端川崎市橫越該灣至東端木更津市，大部分公路由長的海底隧道組成，又加建了一座橋及人工島。灣區內現代物流、裝備製造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十分發達，三菱、豐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就位於此地。東京灣區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貿中心和消費中心，也是日本重要的能源基地、國際貿易和物流中心，還是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產業中心。2015年東京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為19876億美元，佔日本GDP（國內 生產總值）總量的40%。
回顧東京灣區的經濟發展歷史，可概括為以下三大階段。
1.東京灣區形成，成為日本經濟核心與物流中心（江戶時代）17世紀初，因日本的政治中心由關西地區向關東地區轉移，江戶（東京舊稱）逐漸成為日本新的經濟中心。至德川時代中期，江戶已是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商船到江戶港（東京港）停泊，17世紀末時江戶人口數已達100多萬。但是，直至19世紀中葉，東京灣區還只是一個物流中心。
2.東京灣區現代產業開始形成，工業帶發展（明治時代至二戰後）自明治時代，由於優良港灣條件以及19世紀下半期後的不斷填海造陸，工業沿著東京灣西岸東京和橫濱之間發展，形成京濱工業地帶。二戰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使得環繞東京灣的海濱90%都被開發為人工海岸線，人工島嶼相繼產生，工業更沿岸向東、向北擴展，成為京葉工業地域，是日本發展加工貿易的心臟地帶。
東京灣區集中了包括鋼鐵、有色冶金、煉油、石化、機械、電子、汽車、造船、現代物流等產業，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產業地帶，還建設了金融、研發、文化和大型娛樂設施、大型商業設施等，成為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研發中心、娛樂中心和消費中心。
3.日本把港口發展項目提高到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高度加以規劃和實施（1951年之後）東京灣區沿岸有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等港口，日本高度重視各港口的協調發展，把港口發展項目提高到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高度加以規劃和實施。1951年《港灣法》以及1967年《東京灣港灣計劃的基本構想》的制定，將東京灣區各港口的競爭轉換成了整體合力。經過多年發展，東京灣港口群已形成了鮮明的職能分工體系：橫濱港專攻對外貿易，東京港主營內貿，千葉港為原料輸入港，川崎港為企業輸送原材料和製成品，各港口雖然保持各自獨立經營，但在對外競爭中則成為一個整體，提升了東京灣港口群的整體競爭力，各種生產要素在城市群中自由流動，促使人口和經濟活動更大規模地集聚，形成了城市群巨大的整體效應。
以下為東京灣區的發展演進路徑（見
表1-1）。
表1-1 東京灣區的發展演進路徑
二、對建立「區域一體化」的啟示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是作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是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從東京灣區經濟歷史的演進來看，
東京灣區自形成以來，不斷依靠科技創新、文化政策推動，助力產業優化升級。因此，我國要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也不妨從這些方面入手：1.大力推動區域內文化合作通過考察東京灣區的文化合作歷程，我們發現其文化合作經驗主要有文化政策推動、第三部門協調、文化資源共享等。政府以強有力的政策槓桿，為灣區文化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鞏固文化合作成果；公共運輸和文化設施的合作建設，有效地減少了區域內公共運輸和文化基建成本，使灣區文化交流活動更為便捷和頻繁，不斷滿足灣區居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文化素養，同時打造了灣區的文化標識，強化了灣區內居民共同的文化記憶和認同感；文化資源共享，擴大了灣區內優秀文化資源的傳播廣度和開發力度，豐富了灣區居民的文化生活，為灣區文化建設提供了內在能量。
東京灣區以東京文化影響力為基點，以強輻射態勢驅動千葉縣發展，打造文化資本標杆，強化文化競爭力，成為東京灣區文化合作的重要戰略。日本的國土交通省針對東京文化制定文化發展戰略，從文化合作與創新角度結合東京灣區實際，以東京為基軸放眼國際舞臺，助推文化發展，使東京的文化藝術力量發揮出灣區核心引領作用。
技術創新是東京灣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引擎。與一般的城市群相比，東京灣區內匯集了高度發達且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從而有利於技術的突破與創新，而這正是東京灣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東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代表產業是金融業和高端製造業，其中造船、鋼鐵、汽車、精密儀器等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東京灣區內的東京市就聚集了全日本20%的大學和30%以上的教員，集聚了全日本25%以上的民間研究機構和全日本50%的頂級技術型公司。201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有7家金融企業、4家汽車與零部件企業、10家TMT企業的總部位於東京。而即便是美國傳統的經濟中心紐約，在2018年也就只有世界500強企業中的4家TMT企業總部。
東京灣區正是抓住了科技創新的歷史機遇，引導各種要素資源加快向灣區集聚，實現了產業的升級和跨海交通的通達，從而形成了以中心城市為核心，以周邊腹地為支撐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3.制定合理有效的創新制度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東京灣區經濟形成的重要保障。城市群涵蓋了多個行政區，當區域經濟一體化時，人力、資金、科技、信息等要素是全方位流動的，要使城市群的「多核、多圈」聚合為新的「核心區」，以開闊的「疊合、共生」視野對外輻射擴散來謀取更大的整體利益，這就需要通過制度安排給予區域內的融合發展模式進行統籌規劃。
回顧東京灣區經濟的發展，無不是市場主導與政府調控相結合而形成的。東京灣區內由於日本土地資源稀缺、區位經濟發展不平衡，促使日本政府較早意識到國土資源開發利用和規劃整治的重要性。1950年，日本政府就制定頒布了《國土綜合開發法》，1956年頒布《首都圈整備法》並制定開發計劃，1956至1999年，又先後5次對東京灣區的規劃和開發方針進行修改，從而助力東京灣區經濟形成。
4.構建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新格局從產業結構上來看，東京灣區的港口城市群是一個協同發展的格局。東京依靠本身的首都優勢，聚集強大的人口、資本、生產、信息要素，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金融、工業、商業、文化、政治中心，圍繞核心城市大力發展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格局，是促進灣區內城市群共同繁榮的必經之路。東京灣區將包括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橫濱港、橫須賀港、木更津港和船橋港在內的7個港口整合為「廣域港灣」：東京主營內貿，千葉負責原料輸入，川崎是原材料和製成品所在地，橫濱專攻對外貿易，各港口對內各自獨立經營、分工明確，對外則形成統一整體，實現城市群港口群巨大的規模經濟。
我國區域一體化的建設，也應構建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格局，優化提升區域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注重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
結語東京灣區以龐大的經濟體量、高效的資源配置、包容的文化成為全球的經濟中心，其強大的輻射能力帶動了周邊的經濟發展。從它的發展經驗來看，東京灣區的發展得益於灣區內的文化合作、技術創新的產業體系、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協同發展的港口城市群等。
透視東京灣區的發展歷程，總結其發展經驗教訓，將為我國的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建設提供借鑑：當今世界，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城市群以其綜合優勢，往往成為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地區和重要引擎，充分發揮長三角區域、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地緣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聯合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保護，合作舉辦各類文化遺產展覽、展演活動，打造江南文化、嶺南文化等區域特色文化品牌，增強城市群文化軟實力，進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養與社會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豐富人文精神內涵，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文化產業價值鏈、文化資源供應鏈、文化品牌服務鏈中的地位。
第二，共建科技創新的城市群。科技創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創新，就抓住了牽動我國發展全局的牛鼻子。通過科技創新，突破一批重大科學難題和前沿科技瓶頸，進而引發顛覆性技術的突破和帶動新興產業成長，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產生區域和城市創新要素集聚的「連鎖效應」，將真正推動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和競爭力提升。發揮國家級新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高新區等高端要素集聚平臺作用，聯合打造一批產業鏈條完善、輻射帶動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以科學研究和原創思想為基點、以技術研發和技術應用研發為轉介、以產業化和市場化生產應用為出口，構建一條全鏈條式創新—產業體系。從研發到生產的全鏈條式分工，奠定城市群內科技和產業分工的一體化格局，增強區域經濟發展新動能。
第三，打造低摩擦成本的創新制度。從長三角城市群來看，無論是上海的城區與郊區、江蘇的蘇南與蘇北、浙江的浙東與浙西、安徽的皖南與皖北，區域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大，行政壁壘與市場分割共存，制約了長三角區域的一體化發展；從粵港澳大灣區來看，粵港澳三地屬於不同關稅區域，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存在差異，各類要素還難以完全自由流動，內部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因此，區域一體化的建設，需要協調與平衡區域內經濟發展、基本建設、社會發展和環保教育的要求，需要突破現行的管理制度與法律法規，消除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降低規則和制度的摩擦成本，實現經濟資源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動。
第四，打造協同發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內中心城市與郊區、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需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例如對土地不敏感的產業與功能即便基於一時政策導向外遷，也往往會基於集聚效應回流。因此在產業分工上，需要平衡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虹吸效應」與「分流效應」。同時，周邊城市發展需要充分發展「個性」，只有差異化錯位發展，才能形成和核心城市的對流，避免此消彼長的無效競爭。堅持極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推動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進一步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構建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的城市群發展格局，提升整體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作者林勇為華南師範大學經濟學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珠三角規劃專家；沈玲娣為經濟學碩士，國際投資機構投資經理、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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