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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天，星期一早上，德勒斯登步兵學校的士官生熬了兩小時晨練歸來，又熱又渴，筋疲力盡，只想找到隱蔽的座位稍稍打個盹，早餐對這種欲望不消說只有促進作用。教官們最討厭被安排在星期一上午授課，跟一群周末玩得太野、清晨又起得太早、永遠昏昏欲睡的半大小夥子對峙，雙方都難免感到絕望。
腓特烈大帝和格勞森瑙元帥從牆壁上憂鬱地俯視著百無聊賴的課堂，操場上只有木頭步槍和紙盒戰車。
1926年開始，魏瑪德國陸軍部要求每個軍官候選人無論兵種，都要在步兵學校受訓至少一年，步兵軍官則最多可能長達四年。反正一支總規模被限制在十萬人的常備軍也沒有多少學校可以選擇。
20年代的校舍
即使步兵學校嚴格遵守普魯士做派，教師也很難找到激勵人心的方法。教官大多是上次大戰的資深中級軍官，幸運地躲過了《凡爾賽條約》的無情強制裁軍，但也沒有什麼升遷的前景可言。如同雨季繁殖下的青蛙被困在逐漸乾涸的水窪裡，心情煩躁地一邊照料旱季裡的新生蝌蚪，一邊卻只想早點把它們趕出去。
不過，今天的授課講師卻是自告奮勇接過燙手的山芋。「他們在我的課上不會睡覺」，埃爾溫·隆美爾上尉如是說。以軍階而言他算是仕途蹭蹬，但毋庸置疑是一位出色戰士，只要在德國軍隊呆過一天，就不會對他脖子上的功績勳章無動於衷。隆美爾對榮譽在乎得有點過了頭，同僚們嘲笑他每天戴著「藍馬克斯」（藍馬克斯勳章，又名功勳勳章，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軍隊最高勳章）睡覺，可對依然有夢的年輕人，隆美爾的影響卻是難以言喻的，一個活的傳奇——身材矮小，氣質文靜，沒有任何頭銜和世家出身，只有不容違抗的鎮定、決斷，和最高榮譽勳章。
左上角第一張的教官拜爾萊因後來成為隆美爾在非洲的參謀長
「別扯克勞塞維茨（德國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歷史學家），我問的不是他怎麼想，是你怎麼想！」這是他對喜歡引證名言的學生的回答。 一個務實得可怕的人，他後來的參謀長斯派達爾曾經懷疑隆美爾除了軍事領域以外可能沒看過其他任何一本書。
顯然這是不對的，不過隆美爾的現實主義和行動主義性格一目了然。他製造滑翔機，擅長微積分，修理摩託車與重機槍，熱愛滑雪和攝影，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兩個月身負重傷躺在病床上時，他依然熱衷與他唯一在海軍的朋友盧格中將，熱烈討論和想像著戰後改造地中海的宏大水利工程。符騰堡州並沒有盛產偉大戰士的聲譽， 但從黑森林古老的鐘表製造業到現代汽車機械與工業設計，卻絕不缺乏令人肅然起敬的工程師。
隆美爾把手工業者的即興才華帶上了講臺。他用自己編的戰術教材，撰寫親身戰例，手繪地圖，製作教具模型。一個上過隆美爾的課的學生，垂暮之年還記得他的一堂課，隆美爾問他們：山坡高地上有房屋和敵人據點，火力充分，但是炮兵堅持一定要不惜代價拿下這個觀察點，你該怎麼辦？
未來的軍官們開始討論如何布置掩護火力，分組進攻，劣勢如此明顯必然會產生慘烈的犧牲。隆美爾背著手微笑著看著一籌莫展的學生們，沒有試圖掩蓋他的得意。終於有人反應過來，「您是怎麼做的？」
這是隆美爾一戰早期在法國親身參加的戰鬥，他帶著小股部隊繞到陣地後面，在秋日乾燥晶瑩的空氣中，發射燃燒彈把駐守法軍的房子燒了，火勢蔓延，法軍沒找到進攻的敵人也沒有救火的水源，很快撤退了。
1917年的隆美爾中尉
這種離經叛道的快速機變，定義了隆美爾一生的戰術風格，他一生都不斷被迫要對重大選擇作快速決定，包括他自己的最終結局。「最勇敢的決策，往往損失最小」。
隆美爾的世界在1930年還是一方三尺講臺。他的上司是一位意興闌珊、即將退休的老少將；他的同僚們毫無銳氣、熱衷城中的社交活動和職場鬥爭；至於學生，以青年人的純真和膚淺痛恨著《凡爾賽和約》。
《凡爾賽和約》對德國領土的剝奪
至於他自己，他馬上就要40歲了，在上尉軍銜裡困了12年，也許在退休前會補償性地升到少校，運氣好的話或者是中校。他考慮過參加總參謀部的參謀軍官考試，去信詢問得到了禮貌的建議：考慮到上尉先生的功績勳章，留在部隊對他的職業生涯更有利。
還有一個沒說出來的原因：畢竟他的名字中間沒有那個至關重要的「馮」。
隆美爾的生活像封在一隻凝固的、窒息的玻璃球裡。
上尉在深夜哄好兩歲的兒子，看著書架上幾本厚厚的早年戰地筆記，和摘下來的「藍馬克斯」（他並不真的戴勳章睡覺），突然有點恍惚，有一種衝動突然覺得自己應該寫點東西，一本書之類的，哪怕是更新一下陳舊的教材也好啊！
否則還能做什麼呢？
關於這本著名的書，和它遇到的最著名的讀者（隆美爾的著作《步兵進攻》，被希特勒所欣賞），世界上的資料與話題已經非常多了。但是，在權杖、榮耀和史詩般的機遇之前，隆美爾還需要在中年危機中掙扎四年。
與此同時，魏瑪德國也在撕裂的漩渦裡掙扎。經濟大蕭條在深化，通縮在惡化，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都在失去工作，而希特勒經歷了發跡最迅速的四年。
德勒斯登步兵軍官學校的確是這個國家的小小微縮玻璃球，只是，絕非像1929-1933年的隆美爾所認為的那樣的無聊和安全。命運已經為他埋好了深沉交錯的線索，有的通往榮光，有的通往結局，有的充滿戲劇性。
1933年的法肯豪森將軍
快要退休的校長，很快真的退休了。這位第二帝國的老男爵名叫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本打算安享晚年，但卻出人意料地被他的老上級，魏瑪陸軍的締造者塞克特將軍召喚到了萬裡之外的中國，接替賽克特成為蔣介石的軍事顧問。他在中國工作四年，二戰前夕被召回國重新投入現役，晉升為步兵上將，1940年佔領比利時之後擔任軍政府首領。
法肯豪森將軍對納粹和希特勒並無好感，很早就與貝克上將、維茨勒本元帥一道，成為軍隊反希特勒720密謀的活躍參與者。法肯豪森將軍和巴黎軍政府首腦施圖爾普納格將軍一起，私下積極爭取舊日下屬、時任西線B集團軍總司令的隆美爾的支持。刺殺事件之後，法肯豪森被捕，幸得被盟軍解救，1951年獲得特赦。（法肯豪森在比利時曾經與化學家錢秀玲一道幫助了猶太抵抗組織的被捕隊員，此事被曾拍成電視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
青年斯陶芬伯格
與隆美爾擦肩而過的一位學生和符騰堡同鄉，虔誠的天主教徒和騎兵軍官，1928年在這裡完成了一年受訓，那時候他雙目炯炯、四肢俱全、熱愛體育和文學，迷戀於老詩人格奧爾基的民族文學。1943年春天，他已經成為上校，來到北非突尼西亞，在這裡失去了一隻眼睛與一條手臂，並且又一次和被召回的隆美爾擦肩而過。這位來自斯圖加特城郊的上校，克勞斯·馮·斯陶芬伯格，是1944年謀刺希特勒的主謀與執行者，他將徹底改變隆美爾的命運。
費迪南德·舍爾納元帥（1892-1973）隆美爾早年的競爭對手，藍馬克功績勳章獲得者
隆美爾當年的「藍馬克斯競爭對手」，費迪南德·舍爾納不久也來到了軍校，他和隆美爾之間的競爭關係還能通過小小的玩笑撩起，比方偷偷塞進隆美爾口袋裡的餐廳刀叉。戰爭後期，舍爾納成為了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元帥與軍隊總司令。
最後，一個平庸無奇、熱衷仕途的中年軍官將於5年後來到軍官學校，接替隆美爾教授戰術學。此後此人進入陸軍人事部，最後成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1944年10月14日，帶著一顆氰化物膠囊，首席副官布格道夫中將（Wilhelm Emanuel Burgdorf）的奔馳車駛進了隆美爾元帥家的花園大門。
隆美爾的葬禮
因被捲入密謀刺殺希特勒的計劃中，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道夫1944年10月14日帶著毒藥來到隆美爾家，當日，隆美爾被迫服毒死亡，時年5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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