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是為學界熟知且已有「定論」的話題，其中討論的問題多已「解決」，詮釋的取向趨於「穩定」，總體上來看似已挖掘甚深，剩義無多。
趙妍傑博士的最新力作《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以時人言說為重心，剖析處於大變革時期的中國家庭由舊轉新過程中湧現的種種問題，以相當全面的視角再論清末民初的這場家庭革命，揭示了其中長期為人所忽略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書中展現的研究視角、整體思路、學術關懷亦極富啟發性。這是一本正本清源、重審家庭革命的著作。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趙妍傑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
革命與憧憬：家庭革命對常態生活的衝擊
初見書名，似有疑問，「革命」與「憧憬」，何以同列？或者說家庭革命，為何只是「憧憬」呢？以往學界多從正面肯定家庭革命，無論是從革命性還是現代化視角詮釋家庭革命，都強調其之於社會進步的意義，而百年來中國社會現實的家庭變革趨向，無疑又強化了這種印象。
當以進步意義立論家庭革命，一方面，容易凸顯與之後社會運行規則相符合的主張，而排除當時更激進或更「進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會忽略與當時激蕩的革命思潮相左的聲音，甚至將之視為反面的、落後的、批判的對象。因此，所謂「憧憬」，指的是清末民初社會大變革的時代，讀書人圍繞家庭問題的思想傾向、論述旨趣和行為言說，這與「革命」並非思想與行動的對立，而是將眼光聚焦到當時讀書人的思考，以揭示家庭革命思潮之下「複雜而多歧」的歷史情境。當時，讀書人在救亡圖存之際大力倡導「為國破家」，又在重置個人、家庭與國家關係時提出「廢婚毀家」，試圖建構一個無家庭的未來社會。
時人設想的是一個超越中西的完美社會方案，其破壞是劇烈的，其建設也是強力的，掙脫傳統的破壞性和面向未來的建設性之間，即呈現出家庭革命的複雜性。故書中各章，將「五四」前後讀書人家庭觀念轉變過程中探討的重要議題，進行細緻展開和探討，並予以深入地總結和反思。「除舊」層面的早婚、納妾等問題，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有通過法律而予以禁止，也有因過於理想化而無法實現。
以廢除納妾制度為例，從革命者的角度來看，經過大聲疾呼，舊有陋俗為法律禁止，無疑是極大的成功。然而，在當時劇烈動蕩的社會，恐難「律行禁止」，名義上已廢除納妾制，但在現實生活中仍然變相地存續。那麼，廢止納妾究竟是保護了納妾之人，還是妾本身？作為被革命對象的「納妾制度」之下失語的群體，已納之妾的人生需要進一步重建，從而全面地呈現家庭革命之於社會變革的意義。
在「布新」層面的自由戀愛、先戀愛後結婚、離婚自由、兒童公育等話題，在社會風潮的感染下，出現了一味求新的爭議和混亂。離婚後再婚的陸小曼，多年後對王暎霞說：「我以最大的勇氣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兒呢？是一串泡影，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再以兒童歸公教養為例，即使家庭教養有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兒童脫離家庭而在公育機構成長，是否符合兒童的心理需求？專業育嬰專家是否能勝任教養兒童的責任？父母是否願意以拋棄家庭為常態？這些都在作者筆下被問題化了，從而促進我們進一步反思家庭革命對常態生活的衝擊。
陸小曼。
家庭革命何以產生、如何演進，當時希望構建怎樣的家庭，「除舊布新」時會產生怎樣的爭論，「進步」觀點間又如何交鋒，革命言說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這些在書中都通過當時讀書人的言說一一鋪陳開來，從而堅實有力地支撐起本書的核心任務，即「重審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國的走向」。
反常：理想家庭究竟是何模樣？
理想的家庭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標準，卻也難以給出準確的定義。「五四」前後的讀書人，正經受著新舊思想的激烈衝突，他們設想的理想家庭是在打破舊有傳統和仿效西方文明之中進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明來「規範」中國傳統，但也出現歐化與俄化兩個重要傾向。
如此一來，時人關注的重心有兩個方面：一是整體性的西方家庭模式，以及與之適應的制度建設；二是趨新性的現代婚戀潮流，並引入當時最為流行的理論觀念。正如書中指出，前者由於當時救亡圖存的時代思潮，力圖將「國民」認同取代家人認同。朱經農曾對胡適說：「中國人的頭腦，只知有家，不知有國。沒有國魂的國家，在二十世紀站得住麼？」也有讀書人提出「無家庭的理想社會」，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相聯結，從西化轉而趨進到俄化，冀圖以「主義而非血緣和親情」來凝聚社會。
嚮往歐化的新青年則極力地高張個人之自由，由此產生了對於「自由戀愛」的爭議、戀愛中為情所困青年的煩悶，以及「如何面對舊式的妻子」這樣的時代問題。在趨西從新的潮流中，「自由戀愛」、「戀愛至上」、「離婚自由」等口號背後有去道德化的一面，甚至出現將自由作為擺脫個人責任的藉口。留學歸來的胡適接受了母親安排的妻子，但受其影響的新青年卻表現得更為激進，有的向妻子提出離婚，有的則不顧居鄉的妻子，在城裡談起了戀愛，甚至有的採取極端的行動殺死舊式的妻子。
挪威戲劇家易卜生（1828-1906）在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反思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問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此改編的戲劇《娜拉》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多次公演，魯迅據此提出了一個世紀命題，即「娜拉走後怎樣？」成為近代中國家庭革命和女性解放運動的代表性聲音。圖為1922年電影版《玩偶之家》劇照。
李大釗和陳大悲就曾指導一部話劇《葉啟瑞》，講的正是一位男子在外面和一個女學生談戀愛，設法把家裡的妻子害死了，與之戀愛的女學生知道後便和他決裂的故事。在新舊過渡時代，煩悶和痛苦的人不僅是在報刊雜誌投稿的新青年，還有那些被革命的舊式妻子和承載著舊文化的家長。
失語者：革命洪流中的舊式妻子
回歸常態，即是一種糾偏，作者的學術關懷亦蘊藏其中。書中對於家庭革命的反思凸顯出兩類「失語」的群體：一是喧囂革命未及之處的群體，二是家庭革命的對立面。以往研究對於前者關注得較少，所知無多；對於後者批評有餘，理解不足。
書中強調家庭革命的提倡者、擁護者和追隨者，「多半是新式學堂成長起來的青年，以及可以閱讀報紙雜誌的人」，也即本書標題所指的讀書人。這批讀書人掌握社會話語權，所發出的是當時的時代「最強音」，也是撫今追昔最容易被捕捉到的聲音，而在聲波之外廣大鄉土社會中的一般平民究竟受到多大影響，如何受到影響？清末民初，讀書人呼籲家庭革命所引發的思想變動，由言說進一步轉為行動，又如何在中國社會中更為深入地貫徹和推行？這都需要加重對於喧囂革命未及之處的群體的關注。
而家庭革命的對立面實際上有兩層含義，即從身份上是被革命的對象，從言說上是沉默或反對的聲音，具體到個體而言二者有重合的，也有分離的。書中在呈現家庭革命的複雜性時，往往會將對立面的聲音納入討論，並每每在章節末尾從「失語者」視角予以反思。以離婚自由為例，它固然能解放為不幸婚姻所束縛的女子，但是考慮到接受新教育的機會差異，（男性多於女性）這樣一個以男女平等為號召的言說，很可能演變為變相的棄妻，進一步催生性別的不平等。而那些被拋棄的舊式妻子的聲音，卻淹沒在家庭革命的洪流中。
電影《我這一輩子》（1950）劇照。
因此，作者對於「失語」群體的關懷，實質上是挖掘出家庭革命在「五四」之後如何在中國社會繼續深入，以及喧囂革命中被革命者或被忽略的聲音，從行動和言說兩個層面補全家庭革命的歷史圖景，這兩點在本書中雖時有顯現，但尚未「盡言」，也期待作者後續更為深入地討論，以此完全實現重審家庭革命的目標。
儘管，當時讀書人根據中國社會現實和西方趨新理論，在制度、思想上擇取了最有利於通過家庭革命實現社會動員、建立理想社會的主張，但是在「主義」和「自由」的夾纏下，家庭結構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因素，恰恰被徹底地忽視了。周作人就曾對參加工讀互助團的團員說：「我們要宣傳我們最好的理想主義，與人的關係，只怕他不多；怎麼把關係最親切的家庭，反而脫離呢？」
家庭革命既不符合西方重親情的家庭氛圍，也有違中國重孝道的文化傳統，即是將反常作為正常。家庭之內的情感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家庭與社會、國家的最大區別」。因此，作者在書中懷著平允的眼光和「了解之同情」來反思家庭革命，在重建近代中國家庭形象負面化，以及其成為革命對象的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重新思考「家庭革命是否應該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即回歸正常的家庭維度來考察家庭革命的意義，兼容正反雙方的聲音，肯定情感要素在家庭中的作用，使家庭革命的研究返本開新。
作者 | 蔣金珅
編輯 | 徐偉 羅東
校對 |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