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一隻電話，夜裡。說姨父走了。
陽曆2018年年末，寫東西略疲倦，正靠在椅子上，隨便聽些音樂。心裡，微瀾蕩漾，一個圓圈，又一個圓圈。
「小感冒，沒事，沒事。」
「那也要看醫生。」上海人管看病叫看醫生。兒子將其送醫院，未及醫生七弄八弄，姨父笑嘎嘎，悄然逝去。
好也，101歲，無疾而終。人死後有無靈魂，祥林嫂問魯迅，魯迅支吾含糊。聖人尚且不知，姨父的靈魂終歸何處？笠翁更不知道。
70年代，姨媽從上海來信，說結婚了，姨父是船上做的，大副。
我剛二十來歲，二龍山種田。丘陵地帶，視野還開闊。剛割了一堆青草，累，仰臥草叢。看信時，陡來幻想，從草叢躍起，跑到山崗，遠眺，朦朦朧朧，遠處霧靄中的五大連池火山群，影綽綽仿若一片上世紀的海船，看過歐美小說，知道大副僅次船長，船上的大拿。駕駛倉裡，大副高大，略飄逸。雪白手套，捏伸縮的望遠鏡，轉，看，摘望遠鏡，垂胸前，手揮，手指，手頓。忘了什麼小說裡，大副戴一頂海盜帽，就是像拿破崙戴的那種兩頭翹。還有一種是紅布纏頭，像元末起義軍紅巾軍的樣子。總之，面孔兇兇的。
86年第一次看到姨父，時69歲。之前，已經知道，姨父並非幻想中的大副，但總覺著還會有些洋範兒。
劈面一見，卻失望。矮個，頭髮稀疏，花白，牙掉了幾個。舊藍制服，風紀扣全扣上。話不多，笑嘎嘎。命硬，姨媽之前，前後娶過兩個女人，皆先他而去。福相，最大的特點像武俠小說裡的白眉大俠，長眉突出，灰白。
吃飯時，喜歡說：「這隻竹筍嫩，好吃。」「這隻青菜吃。」……翻來覆去就是這幾句話。抽菸，劃洋火動作很大，（後來我發現，他掃地、生爐子，劈劈柴，搓衣服等動作都很大，甚至有些誇張。我想，是不是船上風大，劃火柴，必須快和狠，以此類推，做別的事情也如此。）他煙抽得投入，忘情。午飯、晚飯，酒少不了的，上海人管喝酒叫老酒。老酒一吃，面赤紅。入境，喝爽了，有時候，眼裡汪起隱隱的淚水，卻表達不出來。
江蘇常熟人，家貧，13歲跑出來，便在船上做，大江大海，風裡浪裡，海船江船，民國、抗戰、解放，船上一做就是一輩子。大副也是駕駛員，技術嫻熟，經驗豐富。就算早年輪船，科技含量低，船上的各種儀表，氣象、水文資料，機電知識，也須爛熟於心。姨父文盲，不可能做到大副。管輪，分三等，專司機艙的大小輪機的維護。大船上還有焊工銅匠等技術工種，和姨父接觸二三十年，從未聞有關船上的機械、電路、焊接方面的話題。船上有水手，我覺得正適合姨父馳騁。他總說，在甲板上做，我想像如系纜、升帆、裝卸、油漆、起重、清掃甲板，無須高深技術的。也要不怕吃苦，眼明手快。姨媽說，姨父做活不會作假，「苦做」。姨媽強調「這個人一點也不會作假。」
和姨父熟了，吃飯時有時套他話，想聽他說說船上和各地見聞，怎麼問，也是無話，頂多來一句「長江大小碼頭，再熟不過了。」偶爾，順暢時，連呷幾口燒酒，紅臉關公，會多說一點「海碼頭也走，煙臺、天津、大連、營口……」「最多的還是走長江，一出船，一兩個月、三四個月。」有一回，他一口氣說起皖南的長江碼頭，「銅陵、安慶、蕪湖。都去過的。」頗有些得意，眉毛翹起來，一動一動，有一回，微醉，話長：「船上做，苦啊，太陽曬，落雨，颳風，搖搖晃晃，還要做。」我逗他：「你不是大副，領導嗎？也要做？」他不應，兀自說，一邊動作，「唰唰唰，嚓嚓嚓，收旋梯、纜繩、安全網。爬上去」他抬頭，手比劃「帆攪一起，展不開，不好慢吞吞的，上，一氣上去。」
(宜昌大撤退）
「三峽常去的吧。」
「最苦，宜昌往上開，浪頭大，船搖來搖去。」那天，閒聊，我忽然想起抗戰初，武漢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盧作孚動用長江船隊，短短四十天，冒著日寇飛機狂轟濫炸，冒死運送一船船公職人員、知識分子、難民和在宜昌堆積如山的南遷工業物資。無數船工犧牲，血灑長江。我的眼前仿佛出現21歲的姨父，瘦小，敏捷，短褲、赤膊，在船上奔來奔去或晃來晃去，在滾滾濃煙的長江，奮力搬運抗戰物資。時而隱蔽甲板下面，時而越出甲板，譁譁譁潑水，撲滅甲板上的殘火，爬上船杆檢查船帆，系牢遮罩物質的韁繩，呼叫著，一刻不停地幹著……
再深問，姨父不說，只說，炸彈會叫。姨父竟毫髮無損，命也。
解放後，出身赤貧的姨父船上入了黨，當上組長。年年先進。問他哪年入的，不講，姨媽說是五幾年。
「怎麼沒當官？」
「當官要有好嘴巴。我就是做。帶頭做。」
我開玩笑「你應該到長航局局長辦公室坐坐，反映你的困難。」姨父工資小，抽低價煙，喝低價酒。住房陰面，白天屋裡黑黑的，還漏雨。牆上掛著長航局光榮退休的獎狀。我多次一本正經說要到長航局找局長，都被他攔下。
「沒辦法。」姨父像撥浪鼓搖頭，話裡透著悽涼。他不知道，有一年，外灘迎新活動，黃埔局區幾位大官裝模作樣視察一下，馬上豪宴，一頓飯是姨父的好幾倍工資。
姨父一世勤勞，自己就是洗衣機。被單、床單，大小衣服，門口一塊寬木板，常聽見他用刷子響亮地刷呀、洗呀。或用搓板，吭哧吭哧。一直洗到90多歲，才請了個小時工，小件衣服還是自己洗。
舅舅送給他冰箱，不用，省電。也好，不吃隔夜飯菜。健康。
菸酒是姨父的親爹娘，80歲後，量少了許多。老酒一喝，表情生動，舒展、放鬆。話題沒別的，船上的事情，江碼頭，海碼頭，我問他，美國人船上做過嗎？他說，做過。我說，美國佬沒用大皮鞋踢你？他說，美國人就是哈羅、哈羅叫你，聲音大。
有時，也罵山門。（上海話，罵街。）家裡一隻舊電視，老有雪花，不看。抱一隻半導體，專聽評彈、滬劇裡面的嶽飛啦、楊家將啦，口中有稱讚，聽到秦檜、潘仁美做壞事，姨父爆粗口，罵山門。「奸臣、壞人！」之後，嘟嘟囔囔，替古人擔憂。
（嶽飛）
睡覺早，多早？晚飯吃好，六點多，至多七點，洗洗睡覺。
起得特早，四、五點鐘，曙色未現，出弄堂，兜圈子，大步流星。
姨媽94歲走的。姨父獨自生活，又過了7年。自理，寡慾，健康，老酒一點點，見人笑嘎嘎。走路不似從前，仍然不慢。
前年，一則消息，說常熟殷氏祠堂擴建，殷氏當地古姓，望族，不知新建的祠堂，有無姨父殷森林的名字？長航局沒有派人憑弔姨父，好在還有笠翁。深夜，敲擊鍵盤的聲音，不敢稍有穿鑿，如實記下長江輪船上苦做一生，老酒眯咪，並且在國家危難的烽火歲月，一位普通船工的抗日壯舉。
祭奠姨父，也為姨父畫像。
姨父殷森林是姨媽第二個丈夫。去年，公眾號發了我懷念第一個姨父鄭星耀——一位溫和、儒雅的小學校長的文章。一併附上。
絢爛煙花
記憶有三份，自己的，別人的，和歷史的，犄角旮蘭藏著，散發著，交集和游離著。有過濾功能，否則，大大小小，事無巨細豈能統統記住？但有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倒是例外。
五歲。
57年。夏天，某夜，被什麼響動弄醒。
醒來，姨媽正哭泣，沒有一點聲響，有抽泣的動作，淚水流淌。收拾東西。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也許是兩個）白制服警察，立著，挺著，靠牆。不動也不響，面上無表情。帽子寬大威嚴。旁邊，立著一卷涼蓆。高且瘦的姨父也立在一旁，無語。「姨父要走了。」「走」字有些挑高。姨媽對我說，面朝我。知不知道姨父上哪兒，我說什麼沒有說什麼，現在想像不出。
姨父臥室出來，進客堂間，再出弄堂，被警察押走了。捆成卷的涼蓆肯定姨父扛，裝被子的包裹，拎著還是拖著、提著，好像還有一網兜臉盆、脫鞋雜物什麼的。這些東西，一個從未肩扛手提的書生怎生拿得，想像不出來。
姨父是知識分子。解放前，受上海市餘姚籍同鄉會之託，辦了一所餘姚子弟學校，任校長。前年到上海，舅舅一家請我在原來的南市區，一家老上海飯店吃飯。舅舅指指對面一個門面很大的小學校，這就是你姨父的學校。記憶被瞬間照亮，放大。這是一所有操場、有草坪的很大的學校。在上海，有操場的學校並不多。解放了，子弟學校也招收附近學生。
1957年陽曆的迎新之夜，此起彼伏的煙火，操場上不斷升騰、絢爛，把建築啦、草坪啦、一堆堆、一片片、三五個臉上綻著春花般笑容的學生全部映亮。我被卓賢哥哥領著，蹦跳著、歡愉著，滑進學校光潔的水磨石門廳，像進入安徒生筆下的童話世界。卓賢哥哥是姨父的學生，也是鄰居。很早就戴眼鏡，高大、英俊，有儒雅氣息。那時，上學晚，八、九歲上學是常事。我又小，看到男男女女學生長長大大，舉止文明，氤氳著、蕩漾著我不熟悉卻又隱隱想知道的美好的校園氣息。好像有一個女孩老擁著卓賢哥哥，又似乎若即若離。
樓前，姨父站著，挺拔，和藹。駝色的呢大衣衣角，在黃浦江風的吹拂下，微動不已。好像還圍著圍脖，花格的，隨便圍著。戴一副闊邊眼鏡，鏡片後閃爍著溫柔的光。看見和走近我，從桌賢哥哥手裡接過來，他的手心溫熱，軟，大。領著走了幾步。我拘謹，但心裡高興、敞亮。說什麼，或者沒有說，沒有一絲印象。又被桌賢哥哥接過來，「校長好！」許多學生和姨父打招呼，也有人和我打招呼，有女生。此時，「砰砰砰」、「咚咚咚」，無數煙花一束束、一團團、一盞盞，一片片，奼紫嫣紅，花團錦簇，綻開和聯歡於藍幽幽的溫馨星空。
那是童年最絢爛的記憶。不知道黃泉下的姨父可否記得？卓賢哥哥是記得的。「那天的煙花老漂亮的」，說起那天情景，他記憶猶新。
姨父成了右派，發配安徽勞改農場。什麼原因，大人不說，害怕也不敢問。只是隱約聽說，姨父是叛徒，帶著國民黨抓走了幾個遊擊隊員。但我不信。為何？小孩也有小孩的邏輯。如果真有命案，肯定一槍崩了，還用勞改？
幾年後，也是夢中，我被姨媽推醒。「爬起來，姨父來哉。」閃電之電流！驚醒後，懵懂裡看見姨父坐在沙發上和幾個年齡相仿的大人談笑風生。他主說，旁人聽著。我張望，沒有看見白制服。姨父端坐著，依舊挺拔，還是那件駝色大衣，大衣沒有敞著，而是抿著，覆蓋膝蓋。依舊戴眼鏡。見我醒了，站起來，近前，彎下腰，掏出一小包水果糖放在我的被窩上。手摸摸我頭，依舊大，只是不軟了，一道道裂口，有粗糙的感覺。姨父不是體力勞動者，也不是白人，從前也黑，但膚色好，光亮，現在就像電影《歸來》在車站過街橋下躲藏的右派陸焉識的臉，黑漆漆無光澤。
姨父是回來探親還是路過，記不清了。還在安徽勞改，當是確切無疑的。姨媽、外婆說姨父的事情是在下面說的，我還是知道一點。姨父是校長，解放後，上面派了不懂教育的書記，姨父性格耿直，不知彎曲，提了些意見。書記是黨的人，豈容多言？反右，右派帽子姨父正好戴上。
父母在北京上班，身邊有兩個哥哥和妹妹，無暇照料我起居。姨媽無子嗣，父母和姨媽說好，我就在上海陪伴姨媽和姨父，過寄給姨媽。原想上學就在姨父學校，倒也兩便。
姨父被流放，姨媽被迫離婚。無奈，三年級的時候，我戀戀不捨回到北京。從此，我的檔案結結實實記了很重的一筆，姨父，右派，被下放改造。
八十年代，姨父平反，找過姨媽，姨媽已有新的家庭。卓賢哥哥的父母是銀行會計，解放前夕去了臺灣。文革中卓賢哥哥被抓起來，吞過燈泡，差點死了。後來，鑽研技術，當上單位頭頭。還被選上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席。練書法，迷佛道，看開，看空。說起姨父，卓賢哥哥一個勁說，「好人，有才，有學問。」
一個人在家看靜之編劇的電影《歸來》，心驚肉跳。整個電影光線說黃不黃，說白不白，不動聲色的慘澹。還有陸焉識黑漆漆的臉和媳婦戰戰兢兢的奴相和時不時閃現出來的人性光芒，刺傷了我的心。右派這個詞，在我心底是一塊碩大的石頭。原以為這塊石頭早已搬走，卻不料，還在心裡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