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家衛以《春光乍洩》一舉獲得坎城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成為華人電影導演獲此殊榮的第一人。《春光乍洩》也因為其特殊的題材——同性戀和特別的時代背景——97回歸在即，成為研究者們研究的一個重點。
有人說，到了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同志電影有了兩大突破：一是用如此直白的表達方式展現同志之間生理上的欲望，二是用『戀人』這種異性間慣用的名稱對同志之間關係進行重新的定位，並不吝嗇的表現出他們給予彼此的真摯感情。」
也有人認為97前後香港電影中的同志電影熱潮，是電影業對當時的社會情緒的一種曲折反應，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生動地表現權力交接的社會心態和深入思考其中的矛盾和焦慮。」
電影發行之初，王家衛本人就做出了無數有趣而又矛盾的申明。
首先，他很勉強地承認「《春光乍洩》是關於香港權力交接的」。
其次，他又說「觀眾們不應當從『同志電影』這個角度來看待這部電影」，因為「它不過是兩個人之間的一個愛情故事，（而）愛不過是一個表達，而非性別之間的差異。」
再次，他又說他拍這部電影是因為他「不能確定香港『九七』以後，政府能否允許他拍攝這樣一部同志電影。」
為什麼王家衛要不斷地重複這三種相悖的表述呢？《春光乍洩》到底是一個單純的沒有真正開始和結束的愛情故事？還是一個反映同性戀情的「同志電影」？抑或是一個借用性的焦慮來傳達「關於權力交接」的社會焦慮的電影？
影片一開頭，便是一場突兀的床戲，且據攝影師杜可風手記曾說，《春光乍洩》的第一天便是拍的這一場戲。換言之，這正是王家衛構思《春光乍洩》的起點。這一組鏡頭界定了黎耀輝與何寶榮的性別關係，但是，深入到影片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性別卻並非明朗如前。
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黎耀輝理性而又專情、在責任與規範中渴求溫情與愛欲。他替受傷的何寶榮擦背、洗身、鋪床、滅蝨子、做飯、蓋棉被、買煙，陪他晨練、打電話、帶夜宵、看賽馬，表現出了女性般的細緻。然而，晨練受寒一場，更是將黎耀輝的柔弱表現得淋漓盡致。藏起何寶榮護照的舉動，卻又表現出極強的男性一般的佔有欲。
相對而言，何寶榮卻顯得任性而情緒化。在感情的把握上，像男性一樣把握著主動權。他接阿輝下班、教他跳探戈，又承擔了現實生活中男性的性別職能，但是經濟上的依附卻又表現出傳統女性的角色定位。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兩者的性別關係卻又是難以界定的範疇。
電影中的三個男主角，張國榮的本色出演（straight-acting）本身就為電影的性別問題提供了足夠的曖昧性，但是相對於小張（張震）與黎耀輝（梁朝偉）之間的情意的刻畫，則成為電影中更為含混之處——同性之戀與同性之誼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顯然，不管是因為「想不通有的事」而流浪的小張，還是背棄了男權的黎耀輝，還是失去性別、身份權力的何寶榮，三個流浪者的漂泊都是為了自我的找尋，含混性別的「遊戲」不過是自我危機的一種表達。不管是小張的「燈塔」還是黎、何二人的「瀑布」，目標的本質都在於自我認知的實現。
《春光乍洩》中真正的流浪者應該是何寶榮。他既不像小張一樣有一個時刻可以回去的家，也不像黎耀輝一樣在到達瀑布這個夢想與自我的象徵後，找到了最終的方向與目標。失去所愛獨自流浪在異域他鄉的何寶榮，失掉護照（政治身份）、失掉性別在男與女之間無所皈依。
沒有生存能力的何寶榮在黎耀輝走後回到黎耀輝租住的房子，開始整理、打掃房間。這裡究竟是等待的開始還是找尋的開始？
恐怕「從頭來過」的悖論中就已然將矛盾揭示了出來——「從頭來過」既是對新開始的企盼，又是對逝去過去的呼喚。
懂愛的人總在愛的邊緣徘徊，不懂愛的人，莽莽撞撞，終成正果。所以有時候很奇怪，兩個人因為不愛在一起，卻因為愛而分開。黎耀輝愛不愛何寶榮？也許是愛過吧！但何寶榮愛不愛黎耀輝呢？
那個流浪的人，才是最終找不到歸屬的人。所以，對於愛，到底是不敢涉足還是懶得理會？到底抵不過孤獨。
不由想起《重慶森林》裡的名場面——金城武不斷地撥打電話的情景，實實在在，那種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很忙，只有自己獨處其外的感覺。車水馬龍、燈紅酒綠之中，感嘆的是誰的愁腸。
所以，從頭再來還有可能嚒？也許對於王家衛而言，什麼同志、什麼關於回歸、什麼權利與性別，都不過是影評人強加的框架，自始至終，他還是在講那個傷害和被傷害，愛與被愛、回歸與流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