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疫情衝擊並沒有改變我國中長期經濟生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結構問題的現實判斷，因此釋放內需潛力，最重要的是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著眼提振消費和擴大投資的有效結合、相互促進，改善供給結構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益，創造適應和引領新需求的有效供給。立足於中國經濟成長性和國內市場巨大的潛力，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釋放相關產業發展機制創新的「投資乘數」效應，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變不是空話，是實實在在的基本面。
作為2020年開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範圍內的迅速蔓延在威脅全球公共健康的同時，也嚴重衝擊著世界經濟運行秩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當前國際疫情蔓延的態勢以及當前全球經濟的表現，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進行了大幅度下調，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下降3%，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大幅度萎縮。IMF預計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1.2%左右，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裡少數預計為正增長的國家之一。
IMF對2020年中國經濟正增長的預測既源於中國經濟自身的強大韌性，也源於中國在控制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現。在如此背景下，5月21日、22日全國政協、人大會議先後開幕，全國兩會在世界關注的目光中走上時代前臺。中國經濟將如何謀篇布局？又如何助推世界經濟恢復發展？所有人都期望從兩會中找到「中國答案」。
如何理解兩會應對疫情的一攬子政策方案？未來中國經濟改革該怎麼走？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
一、「擴大有效投資」和「擴大內需戰略」實際上處理的是抗疫與繼續追求高質量發展中投資和消費的關係
投資、消費、出口過去被稱為「三駕馬車」，被認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也是判斷宏觀經濟態勢的「晴雨表」，但賈康等學者所致力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指出了這個認識框架的局限性，並已把這一「三駕馬車」的認識框架延伸和展開到供給側，強調了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動力體系的全面認知與正確把握。
新冠肺炎疫情在經濟方面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就是全球經濟的蔓延性停頓，中國本土在有效控制疫情後，面臨嚴重的外部需求不足，許多廠家的訂單大幅度減少。賈康認為，疫情之下，中國發展外部不確定性巨大，擴大內需挖掘內部潛力是現實之迫、必然之選，也符合供給側改革大方向。在賈康看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擴大有效投資」和「擴大內需戰略」，實際上處理的問題就是中國在抗疫和繼續追求高質量發展中投資和消費的關係。
「在現實生活中，滿足人們需要、能夠支撐可持續消費的，一定是在供給側源源不斷地提供可以滿足消費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實際生活中如果想要可持續地擴大消費，就一定要使人民群眾有不斷的收入，形成支付能力、購買能力，以此來滿足他們消費活動的要求，而有收入的前提是什麼？必須要有投資帶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以消費實際上是要以投資的有效性來支撐的，如果沒有有效投資，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處理短期問題與中長期目標的銜接，就一定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消費與投資的關係。」賈康說。
二、擴大有效投資，正是應該把「兩新一重」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重點投資
今年全國兩會上，「兩新一重」首度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賈康認為「兩新一重」整體上是以基礎設施為主的，政府必須牽頭把握「規劃先行、多規合一」，積極介入這些建設事項，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之下，擴大有效投資恰恰應該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重點投資，這些工程對於經濟增長來說是帶有前提、基礎意義的，是長遠發展「後勁」的來源。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總體資源配置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下的「兩新一重」，恰好就是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體現，擴大內需中政府沒有必要大量介入製造業等一般競爭性的建設項目，但是它必須建立在高水平的國土規劃基礎之上，做好基礎設施、公共工程的建設。當然，財力運用上不是政府大包大攬，政府要花一部分錢吸引非政府主體的資金進入這些建設領域。
除了擴大有效投資，賈康認為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同樣重要。將有效投資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結合在一起，使老百姓有收入，並且在減少「後顧之憂」和「預防性儲蓄」情況下，收入敢花出去，便有望形成需求和供給之間的良性互動。當下我們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一定要尊重經濟學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相關規律。
三、疫情衝擊並沒有改變我國中長期經濟生活中矛盾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結構問題的現實判斷
賈康認為，疫情衝擊並沒有改變中長期經濟生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結構問題的現實判斷，因此釋放內需潛力，最重要的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供給結構，放鬆供給約束，調動一切供給創新的潛力活力，著眼提振消費和擴大投資的有效結合、相互促進。實質性的問題，是以制度供給創新打開我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以改善供給結構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創造適應和引領新需求的有效供給。
賈康認為，擴大內需就是立足於我國的經濟成長性和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立足於我們的迴旋餘地與韌性，「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擴大內需一定要掌握好結構優化的問題，在避免結構失衡的同時，還要著力於經濟轉型升級，釋放相關產業發展中機制創新的「投資乘數」效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作為龍頭，可順理成章地提高整個中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得到提高的「高質量發展」中，我們「新的兩步走」中長期現代化戰略目標，才能如願地實現。
四、擴大內需同時也需要「走出去」的戰略取向
當然，更多地依靠擴大內需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略外需，但外需具有巨大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更多地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時，也要繼續努力發掘外貿的潛力。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產業鏈受到衝擊，有些地方出現了「斷鏈」。但總體來說，疫情衝擊是短中期現象，長期趨勢仍然是全球共享一個產業鏈，「外部形勢變化之下，我們也得做很多的調整，可能是很痛苦的調整，但是中國仍然要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現在擴大內需，絕不否定我們放棄外需和走出去的戰略取向。」賈康說。
目前，我國擁有聯合國編制的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全部行業成分，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這一產業分類當中全部門類的國家。
賈康分析道，我國現在大量的「世界工廠」產能，主要是居於中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定要抓住現在的時間窗口，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間往上走。如果不能往上走，就會被夾在「技術上拼不過更高端，低廉勞動成本拼不過最低端」的尷尬中，甚至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抓住5-10年的時間窗口期，成功地使中國的產業鏈比較明顯地走向上遊，我們就會越來越主動。
五、疫情之下，非常之時要有非常之策
疫情衝擊後，我國的經濟運行呈現出「前低後高」的發展趨勢，今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運行主要指標增速大幅回落，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總體來看可控。由於我國在疫情防控中的出色表現，疫情對我國本土經濟最嚴重的衝擊其實主要在1-2月，經濟下滑在3月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賈康認為，在對衝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中，政府出臺的政策支持與幫扶起到了明顯的作用。正所謂「非常之時要有非常之策」，首先是財政政策上的減稅、配套改革中的降負，以及結合機制創新提高赤字率、用好地方專項債並發行特別國債，擴大政府投資與社會「有效投融資」規模；其次是增加貨幣流動性的降息、降維等；第三是維護股市和債市穩定；第四是推進深化改革攻堅的措施；第五是對中小微企業特定的、「普惠式」的政府支持。全國兩會剛結束，在相關部門的部署下，直達實體經濟的兩個創新貨幣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已新鮮出爐。
我國政府通過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來培植髮展內生動力的導向清晰，有別於過去應對金融危機的傳統路子，也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極限寬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些固本培元之措，經兩會的討論、解釋，越來越具體可感，向民眾傳遞希望的同時，也被海外寄予了「穩全球」的期待。
六、目前來看還沒有通貨膨脹具體的威脅，但對潛在風險因素的積累也不可掉以輕心
和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貨幣政策時去掉了「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的表述，對穩健貨幣政策的要求由「鬆緊適度」改為「更加靈活適度」。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再加上財政政策的需求刺激作用和赤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不會產生新一輪通貨膨脹的風險？
賈康分析道，目前來看還沒有通貨膨脹具體的威脅，貨幣供應量是增加的，但是貨幣流通速度在降低。之前豬肉價格持續走高，現在市場已經轉過來了，國家在鼓勵養豬，存欄數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快越來越多的豬肉供應將在市場上出現。
「所以從目前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生產價格指數（PPI）來看，雖然貨幣政策寬鬆了，年內不應該存在通脹的實際風險。當然我們對潛在的風險因素的積累也不可掉以輕心，要密切觀察。」賈康說。
七、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
當前，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如何把握機遇，促進智能化技術創新、產業數位化進程，加快實現經濟新舊動能轉換？
賈康認為，新舊動能轉換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和管理問題，而是首先要強調製度創新方面改革的攻堅克難。為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政府要更好地深化改革，啃硬骨頭，給企業提供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讓新經濟的市場主體真正能夠在市場中「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對企業的創新活動，政府更多的是管規則，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無禁止即可為」，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發揮創造力，經濟才能高質量發展。而政府自己則正好相反，要建立正面清單，即「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建立問責制。換言之，在市場能夠起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政府只是保護產權和維護公平競爭，不作過細的幹預和要求，這有利於激發我國市場經濟的潛能。在我們當下進一步抗擊疫情和支持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就要把這些事情處理好，才能實現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使市場主體的潛力活力真正充分煥發出來。
八、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變
談到中國經濟的韌性，賈康分析道，工業化在全中國來說還處於從中期到中後期階段上的轉變。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所以這也決定了從另外一個視角上來說，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我們的發展空間還相當可觀。我們的工業化還有可觀的成長性，而工業化一定伴隨著城鎮化，未來幾十年還會有幾億人從中國的農村進入城鎮，要成為市民。城鎮化就意味著升級的有效供給要跟得上，具體來說，要有一輪一輪建成區的擴大，城鄉結合部和相關區域裡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換代，一輪一輪的產業互動和產業升級，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需求會釋放出來，這些需求要得到中國本土和全球有效供給的回應，這就是我們的「引擎和動力源」。
「我們之所以判定，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變，客觀的基礎就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信息化的成長性，在實際生活中間展現的是未來相當可觀的發展空間，相當深廣的韌性和迴旋餘地，所以說這不是空話，是實實在在的基本面。」賈康說。
九、深圳應當繼續成為中國經濟「超常規發展」的標杆
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賈康特別提到要在全面小康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們面臨經濟下行方面的不確定性的困擾，戰勝疫情後我們要繼續往前，努力實現現代化戰略更長遠目標，必須迎接挑戰、經受考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種種不確定性面前，中國怎麼樣把握自己的確定性，怎麼樣進一步按照現代化戰略，通過和平與發展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願景，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處理好的核心問題。
賈康認為，深圳應當繼續成為中國經濟「超常規發展」的標杆。深圳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在貫徹黨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中追求超常規發展，守正出奇。在賈康看來，常規發展不能解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只有在繼續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繼續保持超常規發展特徵，才能進一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距離，最終實現追趕-趕超戰略目標，達到偉大民族復興。必須在避免可能出現的偏差中，走通一條可持續的、超常規發展的道路。而深圳作為中央明確部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對此歷史使命當仁不讓，要對全國的現代化偉業乃至全球經濟的增長，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記者 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