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的社會形勢非常複雜，一方面面臨著西北少數民族的不斷侵擾，另一方面與遼、金的戰爭不斷，一次次的戰敗或屈辱求和致使北宋政權頻頻面臨危機，直至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被擄，最終宋室南渡，成立南宋政權，偏安一隅。
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情況下，宋代社會湧現了一大批精忠報國、奮起勤王的仁人志士，例如南宋時期嶽飛精忠報國、文天祥寧死不屈，他們誓死忠君衛主，與國家共存亡。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忠君效主」成為廣大文人武將積極追求的人生目標，「忠」成為道德倫理中的最高要求。於是，統治階級運用忠先於孝的理論維護政權、鞏固政權，以此鞏固君臣關係，促使社會穩定。故而傳統忠孝觀在宋代時發展至巔峰。
統治者為推進忠孝理論，使「孝」服務於「忠」，採取了一系列行動，最重要的措施是將孝納入人才選用制度中。宋仁宗嘉佑二年對科舉內容重新規定，要求「間歲貢舉……兼以《論語》、《孝經》」。《孝經》成為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內容，童子科亦復如此。
用孝道經典武裝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通過科舉做官，這就使得忠孝走向一體，並且孝逐漸從屬於忠。除此之外，還有以孝任官、以孝升官、以不孝免官的例子，可見孝德品行成為宋代選拔人才和考核人才的重要標準。
宋代法律將孝道納入其中，對於違背孝道倫理的行為予以法律懲處。《宋刑統名例律》羅列了幾種不孝行為，如詛咒辱罵祖父母、父母，或當祖父母、父母健在卻別籍異財等都是不孝的表現，都要予以懲處。父母無論是在生前還是在死後，法律都對不孝行為作出明確規定，並且還詳細地予以輕重量刑，相關的法律散見於《宋刑統》的《戶婚律》、《鬥訟律》、《職制律》、《詐偽律》中。
在社會教育中，「孝」也成為人們一大重要學習內容。首先《孝經》被列為學校教育的教材，以便教習更多孝德高尚之才，這與科舉以孝選官之間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其次在家庭教育中，「孝」貫穿於家訓、家書的始末，成為「齊家」的根本。另外，統治者還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如丁憂致仕制度來保障老人的基本利益，還有通過民間教化的方式引導民間價值倫理方向，如以勸孝詩、勸孝故事或旌表孝子、為孝子立牌坊等形式加強民間孝德教化。
宋代忠孝倫理觀念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宋代特殊的政治環境是促成它的必不可少的因素，統治者為推行忠孝倫理觀念所做的努力是其形成的關鍵。在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孝成了宋代官員盡忠、百姓臣服的標準，這也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
需要注意的是，統治者為推行忠孝倫理採取的措施本身是有著積極作用的，它有利於塑造良好的社會道德氛圍，然而不能否認它作為統治者政治工具的事實，應認識到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