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不通衣裳。」在禮法上嚴格規定了男女服制的界限。儘管歷史上女效男裝的行為不乏其例，但除唐代作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外，其他時期則更多屬於特例：女扮男裝，大多出於隱藏女性身份的目的，是一種被動的選擇，且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此也很不寬容。唯獨唐代，女著男裝不但是一種上行下效的通例，女子甚至可以自由搭配，將男裝變成其展示女性魅力的華服。
學界對唐代女效男裝進行過相關論述，從分析女著男裝現象入手，探討其形成的原因。沈從文先生指出身著翻領長襖、條紋褲及靿靴的胡服女子，即女扮男裝，屬於宮中身份較低的侍女。孫機先生則注意到男裝女子仍保留髮髻、花袴、線鞋等女性特徵。凍國棟先生認為唐人女著男裝多見史籍，尤其在玄宗朝十分普遍。榮新江先生總結唐代女扮男裝之因，認為在尚武開放的時代背景下，唐代前期社會並不像其他時代那樣排斥女性。
考古資料顯示，唐初女子即有著男裝之例，貞觀十七年（643年）長樂公主墓出土的幾件胡服男裝女騎俑可以為證。當時，宮廷及貴族家中都有應景的男裝侍女，其職責所在與正常裝扮的侍女無異，而她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滿足皇室及貴族獵奇的趣味。
這些男裝的侍女在裝扮方式上也各有區別，或頭扎幞頭、身著長袍、腳穿長靴，完全模仿男性打扮；或頭纏抹額、身著袍服、足踏鞋靴，作不拘隨意狀；或頭梳女髻、身著男袍、足穿繡鞋，嬌媚中不乏英氣；或頭戴胡帽、身著胡服、腳踏胡靴，通身模仿胡人。
幞頭袍服裝扮的宮女或許就是「裹頭內人」，《資治通鑑》唐德宗興元元年條胡三省注曰：「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然而實際上，早在高宗、武后時代，唐代宮廷中就已經出現專門著男裝裹幞頭的宮女，例如永徽二年（651年）段簡壁墓（圖一：1）、龍朔三年(663年)新城長公主墓（圖一：2）、總章元年(668年)李爽墓（圖一：3）、麟德二年(665年)李震墓、鹹亨四年(673年)房陵大長公主墓、上元二年(675年)李鳳墓等一批葬於高、武時期的皇族貴戚，其墓葬壁畫中均有幞頭、袍服、長靴裝扮的侍女。
圖一 唐墓壁畫中幞頭袍服男裝侍女
1.段簡璧墓壁畫男裝侍女 2.新城長公主墓壁畫男裝侍女 3.李爽墓壁畫男裝侍女 4.燕妃墓壁畫男裝侍女 5.阿史那忠墓壁畫男裝侍女
初唐，男子袍服在既有基礎上增加裝飾，其上加褾、襈，袍下加襴。《新唐書·車服志》卷二四載：「（太宗時）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之服。……詔從之。」同卷又載太尉長孫無忌之議：「服袍者下加襴。」袍服加褾、襈是指在男子袍服的領、袖及衣襟邊緣處加錦邊，袍下加襴則是在袍服下擺處加橫襴，西安南裡村韋泂墓壁畫男子像，其領、褾、襈皆以錦製作。據考證，這種以錦飾邊的風格源自中亞，今烏茲別克斯坦薩撒馬爾罕北部的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古城址，考古發現的7世紀中後期粟特壁畫，其中有類似的胡服。因此，袍服加錦邊，乃是唐人對粟特服飾的借鑑。裳用橫幅謂之襴，乃效法古制「上衣下裳」之意，袍下加襴也並非唐人首創，《舊唐書·輿服志》載：「晉公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宋代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飲食衣服今皆變古」條曰：「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襴而綴於下，謂之襴。」可見，北周始創襴袍，隋後因襲之，潼關稅村隋墓東西墓道所繪出行儀仗圖的儀衛武勇皆身著加襴之袍，因此唐初的襴袍乃是繼承舊有服制而已。
男服服制的這種變化，也反映在男裝女子的服飾上，僅在唐代壁畫中，就有數量眾多身著褾襈袍及襴袍的男裝侍女。例如乾封二年（667年）韋貴妃墓前甬道西壁南間壁畫男裝侍女，著橘黃窄袖袍、袍下擺處加襴（圖二：1）。開元二十五（737年）貞順皇后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著領闊袖袍、袍下亦加襴（圖二：5）。薛儆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圖二：2、3）袍服領、袖處加飾錦邊，裝飾效果鮮明，乾封至開元年間男裝侍女所著皆與此相類。相對而言，著襴袍的侍女卻屈指可數，目前僅見韋貴妃墓壁畫侍女及貞順皇后石槨線刻侍女身著襴袍。而與此相象相反，唐代男性則多著襴袍，唐墓壁畫有數量眾多的儀衛或宦者身著襴袍，著褾襈袍者反而數量不多。這種現象或可說明男裝侍女並非一味模仿男性穿著，而是有選擇地穿著符合女性審美眼光的男式服裝。
圖二 幞頭袍服男裝侍女
1.韋貴妃墓壁畫男裝侍女 2、3.薛儆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 4、5.貞順皇后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 6、7、8.李憲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
男裝女子也會模仿男子更加隨意的穿著，科頭露紒，僅束陌額。如永徽二年（651年）段簡璧墓第五天井東壁小龕南壁畫侍女束紅帶花陌額，著淡綠色袍，腰掛袋囊，紅綠相間條紋褲，足穿繡鞋（圖三：1）。龍朔三年（663年）新城長公主墓第四過洞西壁壁畫侍女，著淡黃長袍、條紋褲，額際纏花陌額（圖三：2）。乾封二年（667年）韋貴妃墓墓室南壁後甬道口西側壁畫侍女，束白色陌額，著紫袍黑靴（圖三：3）。光宅元年（684年）安元壽墓壁畫侍女，長袍黑靴，頭束紅色陌額（圖三：4）。陌額本是唐代軍中及儀衛裝束，主要為標識身份，故色彩醒目鮮明。《新唐書·婁師德傳》載：上元初婁師德奉命招募勇士討伐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章懷、懿德太子墓壁畫中的儀衛所系抹額，顏色各有差別，陌額纏束在黑色幞頭之外，以較寬幅的布帛向後將額頭裹住，又從腦後繞上額頂紮成結（圖三：6）。眾侍女皆科頭露紒，無有幞頭，直接將陌額纏於額間，與章懷、懿德墓壁畫儀衛陌額完全不同，卻與在洛陽東北郊初唐墓發現的男侍從俑之陌額一致（圖三：5）。或許因為軍士及儀衛色彩鮮明的陌額主要為標識之用，所以才會纏束在幞頭外邊，而對於職責主要為聽候主人調遣的侍從而言，纏陌額則主要為防止鬢髮鬆散，因此兩者才會有所不同。纏陌額的男裝侍女雖然髮型簡單，但是也會在方寸之間加以裝飾，新城長公主墓侍女頭纏紅底白花抹額，便是點睛之筆。
圖三 唐代束陌額人物
1.段簡璧墓壁畫侍女 2.新城長公主墓壁畫侍女 3.韋貴妃墓壁畫侍女 4.安元壽墓壁畫侍女 5.初唐洛陽東北郊墓出土男俑 6.章懷太子墓壁畫儀衛
唐代的男裝女子，往往會保留部分原先的女性裝扮，不但在妝容和髮型方面凸現女性特徵，即使身著男式袍服，也會混搭部分女裝。唐墓壁畫中常見男式袍服下穿條紋褲及女式便鞋（線鞋或錦鞋）的男裝侍女，如新城長公主墓壁畫侍女，黃色袍服下露出條紋褲角，足穿淺色線鞋（圖三：2）。總章元年(668年)李爽墓墓室東壁吹簫侍女，紫袍下著條紋褲及線鞋（圖一：3）。燕妃墓（圖一：4）、阿史那忠墓壁畫男裝侍女（圖一：5）、薛儆墓石槨線刻男裝侍女（圖二：3）皆身著男式窄袖袍服，袍下著條紋褲及線鞋或錦鞋。這類裝扮也是男裝侍女最常見的形象，在業已發現的考古資料中佔絕大多數。
條紋褲是唐代宮廷女子慣常穿著的下裳，長樂公主墓出土的裙裝女騎俑，裙角下即露出一截條紋褲，傳世唐閻立本《帝王步輦圖》，抬起御輦的眾宮女，為了行步之便，特意在腰腹之間束帶以提高裙擺，露出一截紅白條紋褲角（圖四）。以上裙裝宮女，皆於裙內著條紋褲，顯系女裝無疑。
圖四 （傳）唐閻立本《步輦圖》肩負步輦的宮女
線鞋也是唐代女子慣常穿著的輕便鞋履，《舊唐書·輿服志》載：「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靴。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於事。」1969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M128曾出土唐代麻線鞋，鞋長28.5釐米、寬8釐米，以粗麻線織成厚底，細麻線編織鞋面，上面縫綴鞋帶（圖五）。這種鞋樣與唐墓壁畫中侍女所著如出一轍。男裝侍女穿著條紋褲和線鞋，其實正是採用了「混搭」的穿衣法，在穿著男裝的同時仍保留部分女裝。
圖五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M128出土麻線鞋
除服裝外，男裝女子在化妝及裝飾等其他方面也頗費思量。唐初，身著男裝的侍女所表現出的女性特點尚不甚顯著，基本妝容清淡、衣飾樸素，而早期的研究者甚至會因其服飾而誤判人物性別。但經過高宗、武后時期的演變，女性特點越來越明顯，盛唐時期，這一趨勢達到鼎盛，男裝侍女不但濃妝豔抹，髮型衣飾也繁花似錦，將女子的豔麗表現得淋漓盡致，亦是表現盛唐風貌的奇景。
在髮型上，男裝女子仍保留女式髮髻，如鹹亨三年（672年）燕妃墓甬道東壁紅袍侍女，腦後梳角狀髮髻（圖六：1）；鹹亨四年（673年）房陵公主墓紫袍侍女，發頂梳丫髻（圖六：2）；光宅元年（684年）安元壽墓出土三彩男裝女俑，發頂梳圓髻（圖六：3）；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唐代絹畫兩侍女，其一梳雙髻，垂於雙頰，其二梳高髻，髻插花飾（圖六4、5）；開元九年（721）薛儆石槨線刻侍女頭盤高髻，髻束髮帶（圖六：6）；開元二十五年（737年）貞順皇后墓石槨線刻侍女，頭梳雙角狀髮髻（圖六：7）。以上男裝侍女髮髻各異，既有少女之丫髻、雙髻，也有翠鈿珠飾之高髻，都是唐代流行的女子髮式，儘管身著男服，倒也不失其美。
圖六 梳髻男裝侍女
1.燕妃墓壁畫侍女 2.房陵公主墓壁畫侍女 3.安元壽墓出土三彩侍女俑 4、5.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絹畫侍女 6.薛儆墓石槨線刻侍女 7.貞順皇后墓石槨線刻侍女
男裝梳髻侍女，最常見的一種髮型是被稱為「反綰髻」的髮式(也有研究者稱其為「雙心髻」)，正常女裝侍女也常梳這種髮型。這種髮式是將頭髮歸攏至頂，再分為兩股，相互糾結盤繞成交叉狀的雙髻，形成所謂「反綰頭髻盤旋風」的樣式。契苾明墓（圖七：1、2）、章懷太子墓（圖七：3）、永泰公主墓石槨線刻侍女（圖七：4、5）以及韋泂墓石槨線刻侍女（圖七：6、7、8），均作著男服、梳反綰髻裝扮。
圖七 梳反綰髻的胡服男裝侍女
1、2.契苾明墓石槨線刻侍女 3.章懷太子墓石槨線刻侍女 4、5.永泰公主墓石槨線刻侍女 6、7、8.韋泂墓出土石槨線刻侍女
在妝容上，盛唐時期的男裝侍女多濃妝豔抹，描眉點黛、敷粉施朱的形象在唐墓壁畫中表現得最為直觀。除此以外，在妝飾的細節方面也體現出女性的細密心思。前文所見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李憲墓石槨線刻幞頭袍服侍女，其中一持扇侍女，額間點綴一圓形花靨，另一叉手侍女，妝容與前者相似，惟額中點花狀妝靨，幞頭上還另插一枚花飾（圖二：6、7）；此外，開元二十五年（737年）貞順皇后石槨線刻幞頭襴袍持笛侍女，額間亦點一圓形花靨（圖二：5），相比於濃妝盛飾，細節處的點綴似乎更加清秀不俗。
在衣紋上，袍服靿靴的男裝侍女，袍服雖無紋飾但大多色彩鮮明，以朱、紫最為常見。此外，也有袍服上飾花紋者，如前文所見安元壽墓出土三彩女俑（圖六：3）、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絹畫高髻侍女，所著袍服皆遍飾團花（圖六：5）。貞順皇后石槨線刻侍女袍服則飾闊葉牡丹花，望之異常醒目（圖二：4）。持笛侍女其靿靴也帶牡丹花紋，一改以往所見男裝侍女多著皂靴之形象（圖二：5），這在目前的考古材料中也不多見，或許代表了盛唐時的大內「宮樣」。
唐人好胡風，男裝侍女也常以新潮的「胡樣」登場，身著胡服、頭戴各式胡帽。胡帽一般使用錦緞製作，帽身高聳、帽頂略呈尖狀，其上裝飾或繁花錦飾、或嵌寶鑲珠、或附加毛皮滾邊，樣式大都能從考古資料中找到實例。例如麟德元年（664年）柳凱墓出女俑，頭戴白色弧頂前後卷沿帽，前沿翻卷呈三角形，身著紅色圓領窄袖胡服（圖八：1）。長安三年（703年）張禮臣墓出土絹畫侍女，頭戴無沿護耳高頂錦帽（圖八：2）。神龍二年（706年）章懷太子石槨線刻侍女，胡服胡帽裝扮，錦帽飾聯珠紋（圖八：3）。景龍三年（709年）安菩墓出土彩繪女俑，身著翻領窄袖胡服，頭戴無沿圓頂胡帽，帽飾忍冬紋（圖八：4）。開元二年（714年）楊諫臣墓出土彩繪胡服女俑，頭戴卷沿高帽，沿作三瓣狀，上繪花紋（圖八：5）。開元六年（718年）韋頊墓石刻胡裝侍女，頭戴無沿尖頂胡帽，沈從文先生認為此乃「渾脫金錦帽」（圖八：6）。
圖八 胡服胡帽侍女
1.柳凱墓（664年）出土女俑 2.張禮臣墓（703年）出土絹畫侍女 3.章懷太子墓（706年）石槨線刻侍女 4.安菩墓（709年）出土彩繪女俑 5.楊諫臣（714年）墓出土彩繪女俑 6.韋頊墓（718年）石槨線刻侍女
需要說明的是，唐人所謂「胡人」，在廣義上指西北地區所有的外番人，而狹義的胡人則主要是操伊朗語的波斯人、粟特人以及西域人。更狹義的「胡人」則專指粟特人，因為粟特人在西域、中亞及北方遊牧民族政權中人數最多，與唐人密切往來的胡人也絕大多數為粟特人。因此，文獻中所謂「胡服」，實則為粟特人的服裝。
敦煌吐魯番出土4-7世紀的衣物疏中，常有稱作「尖」的名物條目。如《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缺名隨葬衣物疏》載：「紺綪尖一枚。」《北涼真興七年（425年）宋泮妻隗儀容隨葬衣物疏》載：「故鉗（紺）尖一枚，故白尖一枚。」《北涼緣禾六年（437年）翟萬隨葬衣物疏》載：「故帛尖一枚、故綪尖一枚。」《高昌義和四年（617年）六月缺名隨葬衣物疏》載：「紫羅尖一。」所謂「尖」，即一種尖頂的胡帽，其形或許與上文安菩墓出土女俑及韋頊墓線刻侍女所戴之胡帽類似。
胡裝女子身著的服飾其實也屬於男裝範疇。儘管唐代胡姬服飾形象因為缺乏直觀的考古材料，無從對比，但Finna J. Kidd 女士對撒馬爾罕粟特服飾進行的相關研究，認為粟特女子常身著圓領窄袖、長及腳踝的衣袍，外罩長披風。唐代胡裝女子的服飾與之大不相同，反而與唐代男性胡俑的裝扮大致相類。只不過，女子穿戴的胡服胡帽顯然經過改良，更趨向女性的審美特點，在顏色與裝飾方面較之男性更加鮮明絢麗、花團錦簇。
胡服的流行或許也與唐代宮廷盛行柘枝舞和胡旋舞不無關係。唐人詩歌中多有相關描述，白居易《柘枝姬》描寫跳柘枝舞的舞姬裝扮，曰：「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一作鈿）雪面回。」即頭戴裝飾金鈴的胡帽。另有《柘枝詞》曰：「繡帽珠稠綴，香衫袖窄裁。」此綴珠之繡帽，應該與前章懷太子石槨線刻侍女之胡帽相類。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胡騰舞》曰：「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氍胡衫雙袖小。」李端《胡騰兒》（一作歌）則曰：「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編。」描述胡旋舞者的裝扮，以華麗的「織成」錦製成的尖頂胡帽，同樣點綴珠飾。
以上諸文士之詩文均作於中晚唐，其時，歷經安史之亂的浩劫，人們對於胡服胡帽的熱忱已經大為收斂，《新唐書·車服志》載：「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戰亂的沉痛打擊，使得人們對「胡」產生牴觸情緒，這種心態在其對胡服的取捨方面，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安史之亂之前，宮廷中任尚司典掌之職的宮女在履行職責時均可穿著胡裝，唐代皇室貴族墓葬中出現大量手持包裹、如意、團扇、胡瓶等物件、穿戴胡服胡帽的女子即可為證。而在此之後，唐代宮廷中胡服侍女已屬罕見，只有在特殊場合才會穿著，譬如宮廷舞者只有在表演胡舞時方穿戴胡裝。
唐代女子穿著男裝的現象說明，女效男裝已不單是個人特例，更上升至社會現象。這一風潮源自宮廷，之後自上而下傳至民間，《舊唐書·輿服志》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新唐書·車服志》載：（中宗後）「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前文所述，唐初宮廷中的「裹頭內人」，已開唐代女著男裝之先例，時至盛唐，尤其是安史之亂前，這一現象臻於鼎盛。
總結唐代女著男裝風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唐代勇於進取的精神構成時代大背景。
唐代的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能事，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人進取精神無論是在對外來文化的態度還是對於女性的約束，在歷代王朝中都是積極且寬和的。在這種時代風貌下，各種域外事物大量輸入，致使唐人大有胡氣。同時，社會對於女性的束縛較為寬和，女子之所以能夠靚裝露面、騎馬出行，無疑是寬鬆的社會環境使然。
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為直接原因。
唐人熱衷胡服與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有直接關係，當時長安、洛陽、敦煌、吐魯番等地是胡人聚居地，同時也是重要的考古發現地。這些遠道而來的異域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統的粟特人）載歌載舞進入大唐社會，他們的衣冠配飾也迅速成為唐代男女效仿的對象。
其三，唐人特殊的審美眼光是最現實的原因。
唐代女效男裝，曾被視為是女子地位提高的表現，但這種觀點近年受到質疑。儘管唐代社會對女子較為寬容，而政壇上也出現過一段女子執政的紅妝時代，權傾朝野的太平公主本人就曾「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但若將女效男裝拔高到挑戰世俗男權的程度，則顯然與史實不符。唐代女效男裝，從考古資料上看，無論是壁畫中的男裝女子還是男裝女俑，均出自唐代高等級墓葬，她們大率面目柔順恭謹，或斂手袖中、或捧物執事，表明她們屬於侍女之類，身份上隸屬於達官顯貴。男裝侍女最初出現在唐初的宮廷中，作為皇親國戚的侍女僕役，其著裝應該是為了滿足主人的審美眼光，而非出自個人好惡。至於盛唐時期士庶之家的女效男裝，也是上行下效的結果。胡服女子的出現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唐代貴族好胡風，因此侍女也應主人的喜好身著異域胡裝。即使如太平公主般尊貴的女子身著男裝，也是不過是「上可兼下」的區區個例。所以，女效男裝不足以視為挑戰世俗男權現象。
安史之亂以後，華夷之別驟增，胡服被視為「服妖」，包括胡裝女子在內的男裝女子均難覓蹤影。《唐語林》載武宗王才人曾著男裝，這已是難得一見的稀罕事。後世王朝宮廷中雖也有男裝袍服的宮女，如金代服侍后妃、名為「假廝兒」的男裝侍女，以及明代宮中的「冠服宮女」，但無論是數量還是社會影響，顯然不能與唐代相提並論。
本文省略參考文獻，可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文章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01期
責任編輯：梅雅萱
審核：郝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