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三聲編輯部 三聲
《家鄉》成功背後，張苗和北京文化團隊是「穿針引線」的人。他們發掘出了關於主旋律影片的喜劇表達，也向電影市場注入了停擺8個月之後的信心。
作者 | 王亦璇
26億，影片票房逐日遞增。但這一數字在《我和我的家鄉》總製片人、總發行人張苗心裡，仍留有少許遺憾。
《我和我的家鄉》總製片人、總發行人張苗
此時的遺憾不關乎影片的具體盈利表現，而是「還有太多人沒看到《家鄉》」。 譬如，疫情還沒有消除，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大量的學校施行封閉式管理，一些地區的影院尚未復工。
張苗最希望的事情，是讓這部匯集了眾多電影創作者的熱情和付出、在疫情期間完成製作宣傳的電影，能被更多的觀眾看到。讓缺失了春節檔的觀眾們在中秋國慶佳節期間開心一次、共情一次，讓「嗷嗷待哺」的廣大電影院再次熱鬧起來。
採訪前一天，張苗和總導演寧浩一起，帶著《我和我的家鄉》，在中央黨校舉辦了一場研究生院露天特映活動。這部從立項到上映只用了一年時間的電影，因為內容主題的特點、創作時間的壓力，加之分段式的敘事方法，讓無論電影行業或大眾市場都為之矚目，或期待、或懷疑。
只是張苗從來沒有懷疑過，即便是項目遇到最大困難的時候。
在接到中宣部國家電影局關於脫貧攻堅主題電影的創作倡議之後，總導演寧浩和張苗在第一時間完成了突擊性的解題策劃。作為2020年中秋國慶雙節的重量級影片，「組局者」張苗清楚地知道這部影片需承載的重量。它的推出恰逢決勝全面小康、決勝脫貧攻堅收官之年，也是疫情期間中國電影行業一線創作者們齊心協力的救市之作。
但是，就像「時間」在《我和我的家鄉》這部影片中蘊含兩層寓意一般。在緊俏的「製作時間」內，張苗作為總製片人組建並保障了整個制宣發機制的正軌運行，而負責5部單元影片的每一位導演，也都在「時間篇幅」和出場順序上為大局所想，完成了緊密無我的融合。
《家鄉》成功背後，張苗和北京文化團隊是「穿針引線」的人。他們發掘出了關於主旋律影片的喜劇表達，也向電影市場注入了停擺8個月之後的信心。
01 | 解題《家鄉》
三聲：我們先從接到電影局的倡議之後說起，項目的啟動過程是怎樣的？
張苗：我知道倡議的時候是去年的年中，天還很熱。倡議首先給到了寧浩導演，然後緊接著就告訴了北京文化，說能不能和寧浩導演一起把這個項目往前推進一下。
當時，我馬上找到寧浩導演，問項目的進展怎麼樣了。寧浩表示還在構思和解題，但是總的來說要講一個農村脫貧攻堅的故事，創作上困難很大，對題材的不熟悉，對市場前景也不清楚，創作時間更是非常緊張。
我當即說那我也琢磨，想想應該怎麼去弄。到9月份，我們腦子裡開始逐漸形成了一個大方向。最重要的「一錘定音」的日子，是去年的10月8號。
10月8號，國慶（節假日之後）上班的第一天，中宣部召開了關於這個選題的創作策劃會。在會議上，中宣部國家電影局肯定了我們對項目的基本解題構想，把原來幾乎不能可能完成的任務，演變成了一個難度很大、卻又充滿可能性的項目。
那天定了這樣幾個事兒，代表著這個項目真實地進入快車道。首先，它有名字了，就叫《我和我的家鄉》，原來經歷過很多其他的名字。
三聲：比如呢？
張苗：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家鄉》等。實際上，《我和我的家鄉》傳達了一個信息，它是跟《我和我的祖國》有關係、有傳承的。
然後確定了《家鄉》是分段集體創作的結構，以地理為主軸。《我和我的祖國》是用時間為軸完成的敘事，而《我和我的家鄉》則是用華夏大地東南西北中五個地點，去完成集錦和連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明確了影片類型：《家鄉》是一個大喜劇。
最後一個解題的關鍵點，就是要把農村脫貧攻堅上升到一個全民的狀態，就是說整個社會的喜迎小康，故事應該兼顧城市和鄉村，圍繞這些年家鄉取得的巨大變化和親歷了這些變化的芸芸眾生來敘事。突出一個喜字，小人物走向好生活，這種幸福感，以小見大，是當下市場最能引發大家共鳴的。
三聲：往前說一點，「解題」的過程具體遇到了哪些問題？
張苗：首先第一個問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們如何去完成一部這樣重要的影片。一年的時間完成影片的制宣發全部過程，要求近乎極限的生產流程。
第二個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尋找到合適的創作者，並首先激起他們對這個項目的創作熱情。講述農村扶貧的故事，很難直接跟現有的創作者直接發生第一時間的創作共鳴。一開始大家腦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因為大家都沒有農村生活和創作的經歷。
我們還在想，如何讓電影的主體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對以農村為背景的題材感興趣，這是第三個要解決的。
其實我們是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什麼歷史時刻？脫貧攻堅。怎麼以小見大，怎麼拿電影這個載體呈現。
三聲：喜劇的基調由此而來。
張苗：我們常說「離場感」，就是電影帶給大家的感受是什麼？脫貧攻堅也好，喜迎小康也好，觀眾最容易產生共鳴的地方就是幸福感，你讓我快樂。
放在電影裡，最好去表達幸福感的兩種娛樂感受，就是笑和哭。笑是開心的笑，哭是感動的哭。
要表達脫貧攻堅的勝利，要表達建成小康後的全民情緒，自然而然就指向了一種電影的類型：喜劇，非常適合喜劇。
三聲：《祖國》也帶給觀眾幸福感，怎麼理解二者的異同？
張苗：大家都會比較這兩個片子，《祖國》是新中國成立後70年裡重大歷史時刻和小人物的命運迎頭相撞，而《家鄉》則是聚焦在一個具體的時刻，就是2020年的金秋，一系列可喜的變化帶給普通人的感受。變化就一定會帶來衝突，其中就有我們所需要的戲劇性，就有那份笑和淚的感受。
三聲：在之前的採訪中，導演們有提到說，方言是比較具有挑戰性的。
張苗：我自己特別「嗨」方言，方言自帶喜劇感，聽到就想笑，非常親切。
三聲：而且點題《我和我的家鄉》。
張苗：特別是有標誌性的地域方言。家鄉的文化和歷史沉澱，是一定沉澱到語言裡的。方言的對白能迅速把地域東南西北中的設定做實，所以強調了方言。
方言我覺得非常有力量，有很天然的喜劇感。而且，家鄉一定有方言。試想，如果在《我和我的家鄉》的片名下，電影裡面如果沒有方言，就會很違和。
02 | 「團隊」齊心協力
三聲：最開始和寧浩導演一起工作，定下喜劇的方向之後，其他幾位主創（導演）是怎麼確定的？
張苗：對，寧浩導演是非常優秀的導演，作為總導演有號召力。當時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鴻篇巨製，既然已經決定了是分段式的結構，應該匹配什麼樣的創作力量的問題。
三聲：在導演選擇上有一定的基準。
張苗：我們第一時間力邀了藝謀老師作為總監製，一白老師作為總策劃加盟這個影片。在邀請導演時，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目前影片中的這批導演。 他們是行業裡的佼佼者，更重要的，他們擅長用喜劇去表達自己，各自也都有自己成熟的電影風格。
我們所想的《家鄉》就是在東南西北中、一個五彩斑斕的華夏大地上呈現的故事，那我們希望喜劇風格也能夠是多樣性的。而且能夠代表這個市場主流觀眾所喜愛和接受的那些風格，
三聲：聽說最先加入的導演是閆非和大魔。
張苗：對，我記得特別清楚，就在這個房間。閆非、大魔首先和這個片子握手。要拍一個頂級的開心麻花風格喜劇，大家自然想到的「要素」之一就是騰哥。當天晚上，沈騰老師也點了頭。
三聲：那時候和導演們的溝通都聊些什麼具體內容？
張苗：我就說我們為家鄉拍一部電影吧，叫《我和我的家鄉》。是一部大喜劇，圍繞全民喜迎小康，講述家鄉這些年的變化。我們用尊重市場規律和創作規律的方式來完成。
一確定下來合作意向，導演們就立即踏上了採風之路。
採風完了以後，每個人都是帶著巨大的觸動回到北京的，每位導演都對家鄉這一主題有了更加強烈的表達願望。大家把選題很快就拿出來了，都是有感而發。
這個過程極其重要，是符合創作規律的，大家沒有閉門造車。最後，電影裡的這些故事都是源於現實生活，源於在整個脫貧攻堅中湧現出來的感人的事和人。
不管是醫療改革的受益人、治沙的英雄、鄉村的老師，還是扶貧戰線上工作的第一書記們，這都真有其人。真，觀眾才會覺得好看。
三聲：思誠導演是東北人，最後拍了西南的故事。
張苗：我第一次聯繫思誠導演的時候，他正在日本做《唐探3》的後期，很忙。他回來以後，我們第一時間見了面。我記得只說了幾分鐘，他就問我，他拍哪個地方。
當我問他東南西北中對哪個地方最感興趣時，思誠的第一反映是東北，畢竟東北是他的家鄉。但當我們聊到西南的時候，雲貴地區多民族融匯的五彩斑斕的地域文化，顯然更讓思誠動心，於是他選擇了這個對他來說極有挑戰性的命題。
所以整個集結的過程我覺得還是很順利的，沒有「磕」這一說，中國最擅長喜劇的年輕導演夢之隊很快就組建了。
三聲：《北京好人》這部影片，其實在拍攝時遇到疫情的二次反覆了，當時你們都有哪些對策？
張苗：先說第一波疫情吧。那段時間我接到很多電話，基本都是影院、院線的朋友打來。人家問你還拍電影嗎，我說能拍，然後對方就說那就放心了，因為你們還在拍電影的話，我們影院就有盼頭。
我從3月份開始，就基本一星期進行一次核酸檢測，保證任何時刻身上都帶著檢查結果，都能正常出差和工作。所以，咱從來不是蠻幹，永遠有拍電影的熱情，但是對劇組有嚴格和科學的統一防疫要求。
三聲：劇組有各種可能性的措施。
張苗：對。等到二次爆發的時候，最受影響的肯定是北京。寧浩導演是6月10號開的機，最晚17號就全城戒備了。寧浩導演說讓我去現場開會，疫情突發，演員和景都遇到很大影響。結果開完會後，我看到葛大爺準時按通告來到了現場，葛大爺是劇組最年長的表演藝術家，人都按時來了，我心裡就踏實了。
三聲：還看到一個小故事，說葛優老師喝酒的那場戲，都是大家的朋友來做的群演。
張苗：對，一看那裡面全是認識的人。葛大爺來了，就是一個定心丸了。劇組最先做好的肯定是科學防疫，之後就是團結，人心在這裡面是很重要的。
這次的人心就在於所有創作者從開始的要對家鄉做一次表達。後來又第二波疫情，又上升到我們電影人要自己救自己，團結救市一次。
03 | 「篇幅」與「時間」
三聲：導演們還提到了一點，他們把自己的片子都不同程度修剪過很多次？
張苗：是的。這次的創作過程對我來說也收穫很大。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最早的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地判斷，可以用20分鐘左右的篇幅去表達每個段落的故事。這是由直覺或者經驗決定的，等於為每個導演的表達都定好了篇幅。
但在劇作的過程中，篇幅的壓力就來了。所有導演都發現用20分鐘去完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喜劇單元，難度比想像的還要大；在拍攝當中，所有導演組都發現應該是30分鐘以上才能把自己故事表達清楚；最後粗剪一出來，發現全部都超過了30分鐘。
三聲：這是分段式影片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張苗：也許是我們對喜劇短片的表達的了解還不夠完整。是否能用20分鐘講一個非常好的獨立的喜劇故事，對所有導演來說都是一個未知數，對我來說更如此。
繞回原點，喜劇本身就是極其有創作難度的類型。《我和我的家鄉》裡的每一個單元，都需要重新啟動一個故事，這一點的難度比《我和我的祖國》要大。因為《我和我的祖國》裡的每一段共和國的歷史瞬間，都是為大眾熟悉的，一點既知。而《我和我的家鄉》的每一段故事都源自普通電影觀眾所不熟悉的生活和社會的小角度和小人物，有笑有淚把它講清楚，20分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於東南西北中五個片段來說，每一部分都是需要重啟的。怎麼最快速度讓觀眾入戲，把該交代的設定交代清楚，這是一個難度。
還有一點，喜劇它需要「抖包袱」。在短片篇幅內如何去去掌握節奏，又把笑和感動表達好，這些都是以前沒有做過太多嘗試的地方。
面對以上困難，每一位導演都付出了巨大的艱辛，甚至為整個項目做出了自己單元短片的一些犧牲。因為最終大家目的是完成一部好的電影作品，而不是如我們經常開玩笑說的，每部（片子）單看都挺好，放在一起時整個片子觀感欠佳的狀況。
比如因為篇幅問題，思誠導演要剪掉一些美麗的空鏡的時候，他非常心疼的。因為那些都是最初激起他創作欲望的東西，代表了他發自內心的對家鄉變化的感受，包括貴州交通的巨變、包括壯美的平塘特大橋。
三聲：作為總製片人，協調的過程其實是最難的。像你剛才所說，這五部片子最終如何連貫了起來，有了統一的調性？
張苗：歸結於合理的創作過程。最早的選題是大家在一起研究的，有分有合。每一個導演都知道別人在做什麼，接下來又有足夠的創作空間，在自己獨立創作的賽道上充分去呈現。
04 | 「主旋律」與「市場」
三聲：這兩年很多人會聊關於主旋律的創作，《祖國》、《家鄉》都是。對於你個人來說，或以製片人的身份，主旋律創作還能有什麼樣創新的形式？
張苗：首先要說一下主旋律。我理解的主旋律，就是為這個時代的觀眾能夠去共情的一種情緒、一種情感、一段故事。要做好一部主旋律好片子，我希望它能夠達到的一個狀態，那就是為國所想、為民所樂。
再者，主旋律它絕對是商業的，因為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影視作品，是能夠受到觀眾喜歡的，是能賺錢的。所以我對主旋律的理解就是「商業主旋律」，這是一個挺重要的製片原則。
三聲：北京文化團隊現在已經跟很多導演建立了深度合作關係，未來還有什麼計劃？
張苗：我們跟創作力量是相濡以沫的關係，除了在過去的幾年積累下來的信任以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們一直在做對於年輕創作者、新創作者的發現和支持。
網際網路的時代讓我們看到了天分很好，也會對不光電影，還有網大，也包括劇，甚至精品短視頻有自己表達的年輕群體。我們要把市場，要把合適的載體和要把創作者用一個最科學的機制把它連接起來，我們是提供一套工業保障體系和問題解決方案的機制的。
三聲：我們之前注意到，每一個影片之間是拿短視頻連接的。包括其實電影出了番外，你們對於這些策劃是怎麼考慮的？
張苗：從大的戰略上來講，是兩個點。第一，電影作為一個傳統的工業，100年了，我們要不斷地擁抱新時代的表達方式。
毫無疑問，短格式在當下蓬勃發展。本身《家鄉》也是幾個短篇幅的電影串聯，這是邏輯聯繫。對於一個全民喜劇來說，我們需要更多的參與感，讓觀眾參與進來。
第二個概念就是，我們要用精品的內容去推廣電影，即「內容推內容」。實際上是團隊在內容營銷方面的一次嘗試。我們根據「家鄉」孵化出了包括電影拍攝幕後綜藝在內的各種周邊內容，用周邊推廣電影，形成了圍繞在電影周圍的「家鄉」內容生態。
另外，我們還做了很多內容方面的跨界嘗試，比如音樂和電影方面的跨界。
三聲：對春節檔期的期待是怎樣的？
張苗：《家鄉》為春節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你能看到觀眾對電影這種消費方式是熱愛的，在遠離了八個月的電影院以後，還沒有忘記在中秋國慶湧入影院、去擁抱他們所熟悉的娛樂方式。
所以明年春節檔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百花齊放的局面，這對行業和觀眾來說，都是好事。
05 | 作為製片人
三聲：從《流浪地球》到《戰狼2》和《藥神》，作為製片人，怎麼去發現和定義好的故事？
張苗：最關鍵的是選定題材。從頭開始的時候，要確定題材能不能反映這個時代的脈搏。很多時候題材是第一步堅實的東西，就是要有這種敏感度，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的題材有一個特點：創作者有表達的欲望，觀眾願意聽。
比如說《戰狼2》是什麼？《戰狼2》一開始就告訴你這是一個強大的情緒，就是能夠點燃每一個年輕人血液中愛國的問題。
《流浪地球》是什麼？中國第一部科幻的，但是難能可貴地裡面有一份傳統的中國人的情感。不管在工業上怎麼去發展，一定要有中國情感內核，這其實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概念。
三聲：在這種具體的項目中你得到的經驗是什麼？
張苗：首先，製片人一定要是半個創作者，對內容要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對創作沒有理解的話，就沒有辦法跟創作者進行溝通，或者和創作者一起去完成內容創作上面遇到的困難。
而且製片人還要是半個宣發者。如果不了解市場、不了解宣發的話，那也不可能協助創作者去把一個故事變成市場所喜歡的作品，並且讓觀眾從知曉到期待，最終走進影院。
所以說回《我和我的家鄉》，其實每個人內心關於家鄉的那片熱土，都應該有很多可以表達的東西，以後還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思考。分段式電影不是一個模式，可以說是一次有益的嘗試。這個時代留給我們很多可以表達的東西，我們需要為不同的表達，尋求最適合的表達方式。
我們往一個宏大的方向進一小步的時候，市場或者是觀眾給予了巨大的回饋。所以華語電影和中國電影，其實有很多好故事可以講。
三聲：你和整個團隊都是特別喜歡新題材，或者看到新的領域就一定要去嘗試的嗎？
張苗：我可能是。個人和團隊我們都比較喜歡創新，因為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100多年的一個工業格式了，如果不創新的話，就沒有辦法讓華語電影更好地去生存。
文明永遠趨同，文化永遠求異。中國華語電影市場是以中國文化為根基的市場，這就註定了她獨有的差異性。我們只有去創新，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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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和我的家鄉》和主旋律喜劇的「笑中有淚」｜對話張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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