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北京外國語大學已榮休的翻譯專家莊繹傳教授的系列文字）
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留學法國,攻讀法國文學和繪畫,回國後將大量法國文學作品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他在1957年給《文學報》寫的一篇題為「翻譯經驗點滴」的文章裡就曾說過:「翻譯重在實踐。」
要想提高自己的翻譯能力,一定要通過實踐。實踐可以分為兩類,直接的實踐和間接的實踐。
所謂直接的實踐,就是自己親身參加的實踐,也就是自己動手翻譯。一回生,二回熟,日積月累,第一手經驗多了,做起來得心應手,翻譯能力有所提高。所謂「熟能生巧」,就是這個道理。但自己能譯的東西是有限的，從這種實踐中得出的經驗也是有限的。因此，還需要藉助於間接的實踐。
所謂間接的實踐,就是研究別人的譯文。比如,一篇文章在手,準備翻譯,這時先找一些有關的資料或同類文章的譯文看一看,在詞語和風格方面定會有所借鑑。常作翻譯的人都會這樣做。別人的譯文是別人直接實踐的產物,你看了別人的譯文,就是從事間接實踐。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來看,直接實踐和間接實踐具有同等的價值。因此,有空的時候,找一些譯文來,尤其是好的譯文,加以研究,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於提高自己的翻譯能力是大有好處的。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只看別人怎樣翻譯,自己並不動手譯,是不行的。我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編過一套翻譯教程,有些學校辦了輔導班。有一次,一位老師告訴我,他的學生只看我的書,並不作練習。我聽了大為驚訝,連忙寫了一片短文,登在《英語學習》雜誌上。我說,學翻譯猶如學遊泳。只在岸邊看別人遊,或只聽教練講解,是學不會的。你說是不是這麼個理兒?
語言是一個神奇的東西，運用得當，可以產生強大的力量，譯者也就是藉助於這種力量，重新創造出感人的作品。可以說，譯者對語言的掌握是做好翻譯的先決條件。
嚴復就是用他那優雅的古文把進化論的思想介紹到中國，感動了一大批有識之士，包括當朝皇帝，推動他們變法維新。他翻譯的《天演論》，雖未盡「信」盡「達」，一個「雅」字卻表現的淋漓盡致。
林紓雖不懂外語，卻在別人幫助之下，用他那精美的文言文將184種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林譯小說叢書》曾使十一二歲的錢鍾書「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數十年後，大學問家錢鍾書「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發現「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
周熙良教授就很強調研究語言。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翻譯三論」，發表在《翻譯通訊》1982年第六期。他在「翻譯與語言」一節中指出，初搞翻譯的人要看點漢語語法，注意到一些語言現象，這有助於擺脫原文的束縛。他說：「一個搞翻譯的人對語言不感興趣，翻譯水平是不大會提高的。」
近年來，研究翻譯的人多了起來，各種出版物也多了起來，介紹翻譯理論、翻譯技巧、翻譯方法、翻譯經驗，吸引著初上譯途的人的眼球。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研究的成果，都會給人以啟迪。但對一個譯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曉多少種翻譯理論，掌握多少條翻譯技巧，而是不斷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平。最後決定譯文質量高低的是譯者使用語言的能力。一位有經驗的譯者，可能說不出多少翻譯理論和技巧，他靠的是自己在語言方面的造詣，他能告訴你的是怎樣學好語言。
單其昌寫了一本《漢英翻譯技巧》，請楊憲益作序。楊先生在肯定了作者的研究方法之後指出，要避免翻譯工作中出現錯誤，「主要還是要多讀一些好的英美文學作品，逐步理解這種外國語言的內在規律。」接下去，他還介紹了自己的學習經歷，「在我掌握了基本語法之後……到了我上高中時，我就完全丟開了語法書，只去廣泛閱讀文學作品了。」
我的老師王佐良教授譯過一本《彭斯詩選》，其中有一首題為「一朵紅紅的玫瑰。」他在題為「答客問：關於文學翻譯」的廣播稿中提到，自己對這首詩的譯文並不滿意。接下去，他說，「作為一個譯者，我總是感到需要不斷鍛鍊，要使自己的漢語煉得純淨而又銳利。」老先生這樣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英國劍橋大學George Steiner 教授寫過一本書，名叫After Babel。在第一章的末尾，他說了這樣一句話：A study of translation is a study of language。這也許是對翻譯研究最好的概括。你不想在語言上下點功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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