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心學集大成者，儒家600年來最後一位聖人。可是，這位「心學」權威，青年時代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學粉」。他一字一句讀完了朱熹的所有作品，在竹林枯坐了七天七夜，沒有悟到「格物致知」中的道，卻將自己累得病倒了。
這場「守仁格竹」，讓「理學粉」王陽明的心都碎了，並對「格物致知」的真實性產生了質疑。如草、木、竹、石者，天下之物不知凡幾，都可用來「求理」？「理」從何來，又將用於何處？
對「理學」心灰意冷的王陽明，在一場自我本能的選擇中，看到了「心學」的曙光。正德皇帝玩世不恭，素來寵信宦官劉瑾。劉瑾專擅朝政，陷害並抓捕了戴銑等20多位大臣。對初入官場的王陽明來說，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了眼前——是違背本心、明哲保身，還是大膽直書、心向光明？
王陽明果斷選擇了後者，挨了劉瑾40杖責，還流放到了貴州龍場看管驛站。在趕往龍場的路上，又遭到了劉瑾黨羽的追殺，王陽明縱身投湖才得以倖免。
山林遍布、鬱鬱蔥蔥的龍場，又讓王陽明心裡波瀾不斷。他是大明朝的進士，前兵部武選司主事，在這麼一個荒山野嶺的驛站能做什麼？劉瑾是否還會迫害自己？自己還能回京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
王陽明望著未開風化、饑寒窘迫的龍場百姓，腦海中那誦讀過無數遍的《大學》越來越清晰。在這個偏遠的山林邊陲，看著未開風化的民眾們，王陽明仿佛與先秦時代有了重疊。這種身臨其境的感受，讓他真正懂得了從小誦讀的先秦經典。
「在明德」、「在親民」，寥寥6個字，重重敲打在了王陽明的心間。先秦時代的中原，或許正如今日龍場之荒涼吧！先秦時代的民眾，或許也如今日龍場民眾之饑寒吧！
先秦經典的產生，根本不是著書立傳的成果，而是教化民眾的踐行。自己多年所學所視，不正是為了造福於民嗎？既然是造福於民，這荒涼的龍場百姓，不更比京城百姓需要幫助嗎？想 通了 「知」、「行」關係的王陽明，一掃流放龍場的鬱悶，身體力行地開始了龍場教育工作。
入鄉隨俗的王陽明，穿著破舊的麻衣，穿梭於各個村寨。王陽明利用淵博的知識儲備，結合當地風俗，在龍場傳播了儒家思想。流放龍場的這3年，不僅是龍場民眾開化的3年，也是王陽明將先秦經典付諸實踐的3年。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陽明
「龍場悟道」後的王陽明，否定了「格物致知」，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學思想。王陽明心學最核心之處，就是否決了朱熹「格物致知」、「先知後行」的觀點。他認為朱熹格物以求知，從死物獲真知，然後再入世是不合理的。
王陽明認為：「良知」是每個人天生都有的，只是每個人的經歷不同，有些人沒有將良知與行動相結合。人認識事物的過程，與入世行為沒有先後順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同步進行。正如王陽明「龍場悟道」一樣，他是在龍場傳道的過程中，才將儒家經典融會貫通，開創了「陽明心學」。而不是坐在山巖、竹林下，等想明白了一切道理，再去傳播自己的思想。
相對朱熹而言，王陽明更加注意「行」。他認為：「知」和「行」可以同步進行，而且「知」的目的不是「求義理」，而是「知行合一」。也就是，不為追求義理而知，而為付諸行動而知。
吾所以不慮而知者，良知也。 ——王陽明
王陽明甚至認為人的「良知」，是與生俱來，不需要加以思索的。比如：一個孩童看到小兔子受傷， 這種傷心的感覺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考慮了兔子可愛再感傷；雛鳥受到襲擊，雌鳥的反擊是本能的，而不是權衡利弊的結果；看到老人、病人，不假思索就想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才是「致良知」。
王陽明為劉瑾追殺、幾乎喪命，在人生一片昏暗的情況下，對龍場未開化的百姓進行傳道。這種不假思索，從心靈深處產生的念頭，就是「良知」的體現。在無人相視、與外界隔絕的龍場，王陽明身體力行地傳道，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在龍場的善舉，是內心良知的作用，而不是對名利的追逐。因為，當時幾乎喪命的王陽明，也無法預知權傾天下的大宦官劉瑾會倒臺。再加上龍場與外界隔絕，若非王陽明開創了「陽明心學」、留名青史，那他在龍場的所作所為也是無人知曉的。
但王陽明在「良知」的驅動下，沒有摻雜任何個人思慮，在龍場進行傳道、教化。這份獨特的經歷和人生感悟，讓王陽明突破了傳統「理學」的禁錮，進而有了「心學」的輝煌。
因此，什麼是人的良知？
人的「良知」是潛藏在內心深處的，不需要假以思索，就想付諸行動的一種本能。就像看到小孩跌倒、老人昏迷，那種想伸出援助之手的觸動，就是良知的作用。「良知」是每個人都固有的，卻因個人經歷、世俗得失判斷而禁錮，只有真正付諸了行動的，才是「致良知」。